国内思想周报｜徐玉玉之死引发的思考，科技创新与人类祸福

徐玉玉之死引发的思考

在近期接连发生了几起剥夺年轻生命的惨烈悲剧后，电话诈骗成为了上周舆论热议的焦点。先是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的18岁山东农村女孩徐玉玉被骗走9900元学费，报警后突然昏厥不治身亡，同日与徐玉玉家相隔不远的大一女生小芹也被电信诈骗骗走6800元，短短几日后，同在临沂的临沭县大二学生宋振宁在连续遭遇电信诈骗后心脏骤停死亡。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下，截至8月28日，徐玉玉案6名嫌犯已全部落网。

《人民日报》评论徐玉玉事件时指出，“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严重泄露，电话实名制的推广不力，运营商打击电信诈骗的力不从心，个人安全意识的淡漠”等因素为电信诈骗提供了沃土，因而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值得审慎分析和深入探讨。

电话实名制、运营商与电信诈骗

徐玉玉接到的诈骗电话为“171”开头，属于虚拟运营商远特通信。案件发生初期，虚拟运营商没有严格实行实名制造成监管困难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但事实上涉事手机号有完整的实名登记信息。

虚拟运营商是工信部为了给三分天下的电信市场注入活力于2013年引入的市场参与者，但近年来170、171这两个由虚商运营的号段成了电信诈骗的重灾区。据京华时报报道，工信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已达到92％，但仍有近１亿用户未实名登记，工信部5月下发的通知中要求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但是，这次事件已经说明，电话实名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信诈骗的问题。上海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总工程师瞿伟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即使实现了表面实名制，销售环节仍可能存在各种假冒代替导致“人”“证”不符。《冰川思想库》公号刊发了题为“实名制使用不当，将助推隐私泄露”的评论文章，作者聂日明认为，在中国身份证号码关联的个人信息过于广泛，导致仅从身份证这一条信息就能够很容易地还原出个人隐私全貌，犹如黑暗森林中的坐标。同时，由于身份证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泛滥，本来为了遏制犯罪的实名制反而导致普通人的核心隐私被公开，另一方面，就像在此次事件中，警方完全可以通过实名制的银行账户追查犯罪嫌疑人，手机实名制并非问题的关键。

知名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在其公众号接连发布了两篇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文章。其中一篇着重提出了对三大运营商对电信诈骗为何无所作为的质疑。文中引用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和公安部统计的数据称，今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平均每天接到3个骚扰电话、2.9条短信，近年来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发案数增长速度每年处于20%-30%之间。他指出，这些电话和短信不仅害人，对全社会而言还造成了巨大的时间和空间浪费，三大运营商必须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打击泛滥的骚扰诈骗电话短信。

个人数据泄露背后的制度缺陷

比起电话实名制，个人数据泄露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聂日明在文中提到，这几起事件中的当事人学历并不低，之所以被骗是因为骗子准确说出了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助学金申请等被认为是特定机构才了解的信息，而核对隐私信息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身份鉴权。

涂子沛指出，个人隐私泄露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91%的美国成年人都“认同或强烈认同”他们对一些公司收集的个人信息失去了控制。面对个人数据泄露和非法买卖的严峻形势，欧盟、美国都正在出台一系列的法规和文件。

频发的电信诈骗案件说明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制度也远未完善。《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日前就此刊文，作者刚峰指出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存在三大制度困境：首先是国家安全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导向，某种意义上忽视对于个体的保障；其次是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过多，不仅宪法、刑法、民法中皆有涉及，各种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也层出不穷，立法重复交叉且概念不统一；最后是监督机构不明确，仅互联网领域就涉及工信部、网信办、商务部、工商总局等多个机构，“相关部门”过多反而导致效率低下。

悲剧背后的教育问题

在徐玉玉事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的天真和脆弱。聂日明指出，诈骗案高发与城市化进程下的社会转型有关。中国正在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化。对于像徐玉玉这样的农村考生而言，考大学、读大学是他们第一次脱离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他们既无法想象更无法接受外部世界的险恶。因此，社会也应该教育公众，帮助其适应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对一般的骗局有所警惕。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被骗走9900元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徐玉玉所造成的打击和创痛。在一篇题为“徐玉玉之死，我们足够心疼吗”的文章里，曾在苏北某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当班主任的作者单士兵试图向公众解释那些成绩优异的农村贫困女生经历着怎样的心灵炼狱。她们不认同辍学打工或早早出嫁的生活道路，因此把离开农村改变人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应试教育之上，分数就是她们所有快乐和幸福的所在，但应试教育无法带来良好的人格养成和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她们承受着贫困和学业、自卑和自尊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上大学成为支撑她们生活的唯一信念，一旦破灭就很容易崩溃。

单士兵认为，当下的教育扶贫缺乏足够精细的人文呵护和救济力量。只有当社会各界对徐玉玉们的心疼转化为改变不公的现实力量，类似的悲剧才有不再发生的可能。

资中筠：科技创新与人类祸福

近日， 腾讯思享会公号刊载了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翻译家资中筠撰写的“科技创新与人类祸福”一文。资中筠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科学的发展是不是一定造福人类”这个问题的反思，表达了对于人文思考赶不上科技创新的担忧，颇具启发性。

文章指出，早在20世纪初工业化高潮之时，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发现科技的发达不一定给人类带来幸福。英国科学家尤因（Alfred Ewing，1855-1935）一度是热忱的科学倡导者，但在晚年却预言，“人类在还能够掌控自己之前就先掌控了自然，先具备了掌控自然的能力。这个事情将要引起不可预测的后患”。

一战、大萧条等事件验证了科技不一定会造福人类的观点，因而也促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30年代初的一份年度“会长总结”中着重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开始把资助医学和自然科学为重点的传统，转向同时资助社会科学和社会改良的项目。二战尤其是原子弹的出现引起了更大的震撼，让相关的科学家们面临良心的拷问。

原子弹问题引发了科学发展与人类祸福关系的大讨论，讨论结果认为科学本身无责任，责任在于利用科学成果的人。报告指出“我们科技的水平已经达到二十世纪，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制度还只停留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因此要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把人和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和改善的对象。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人类伦理观念、社会制度的改变始终赶不上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各国掌权者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进一步强化了科技的高速前进。同时，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无法回避，环境污染和军备竞赛是其中最为重大的两个方面。

历史上也不断出现试图扭转科技过快发展趋势的努力。196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各自然科学学科的师生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当前科技知识的滥用是人类的生存的一大威胁”，号召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反对美国政府的危险政策，“更加负责任地利用科学知识”。在当时反越战、反核武器、反环境污染的群众运动高涨的背景下，于次年成立“关心科学工作者联盟”发起“科学为人民”的运动，活跃于1970-80年间，最终因内部分歧、涉及制度改造等原因消亡。其后英美等国又出现了新型的由政商学精英主导的公益模式，提倡投资时不仅要考虑利润前景也要考虑社会效益人民福祉。这些公益组织在减少涉及烟草、高污染的投资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却无力遏制军工生产。

资中筠指出，人工智能是这一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她援引江晓原“人工智能必将危险我们的文明”一文中的观点指出，人工智能带来的近期危险包括大批失业和军事化失控。在生物医学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颠覆人伦观念的新发明面前，她的担忧是百年来有识之士对科技创新与人类祸福关系反思的延伸：“非理性的权力野心和利益诱惑与飞速发展的高科技相结合将把人类引向何方？思想先驱和仁人志士的奔走呼号能与之相匹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