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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博展“金石书画”，《宣示表》刻石重返故里

澎湃新闻综合报道

2021-11-03 11:39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获悉，“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五期）近日在浙博武林馆区正式开展，分碑帖、书法、绘画、文献四个门类，其中碑帖和书法部分，设有“清仪遗韵——张廷济鉴藏善本碑帖”和“张宗祥与《论书绝句》——纪念张宗祥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两大专题。值得一提的是，本期展览借展到了首都博物馆藏清仪阁旧藏南宋贾似道刻《宣示表》原石。此石自明代万历年间杭州葛岭贾氏半闲堂旧址出土后，历经四百多年沧桑漂泊，今又重返故里展出。

据悉，二零一六年，浙江省博物馆在继承余绍宋先生旧版《金石书画》理念与宗旨基础上，推出新版《金石书画》。新版《金石书画》坚持作品的艺术性、文献性和地方性兼顾的原则，已经成功举办四期，共展出历代碑帖善本、名贤书画、文献尺牍等五百余种，且大多为首次与公众见面，已成为浙博的一项知名学术文化品牌。

碑帖

张廷济（1768—1848）是浙江自明代项元汴之后最大的收藏家，也是清代中期十分重要的金石家之一。张氏清仪阁所藏古物，门类齐全，数量繁多，尤以青铜器和碑帖收藏，享誉后世。本期“清仪遗韵——张廷济鉴藏善本碑帖”专题，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海盐县博物馆、海宁市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张廷济鉴藏善本碑帖十余种。

张廷济小像（费丹旭《果园感旧图》卷局部）浙江省博物馆藏

张廷济生平酷嗜《石鼓文》，曾云：“余自少至今五十年中，每遇旧墨，不惜损衣食资致之，故凡有‘氐鲜鱄又’四字之拓，不下五六本，真知在此，癖嗜亦在此也。”此次展出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二零零三年购入的清仪阁旧藏《石鼓文》册，第二鼓“黄帛”二字未损，是名副其实的明拓善本。此册十鼓全，每鼓上均有张廷济藏印，册后有赵魏、六舟题跋，以及瞿中溶父子在清仪阁所题观款。赵魏跋中云：“石鼓旧拓近益不可多觏，此寒山（赵宧光）藏物，的系明初佳拓，前有寒山篆书题首，尤令宝墨增重。”

清仪阁旧藏明拓《石鼓文》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据主办方资料，嘉兴博物馆藏有周《石鼓文》卷一种，系一九五九年嘉兴籍收藏家陶昌善（1879—？）捐赠。卷首恰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赵宧光篆书引首：“周宣王太史籀纪猎诗鼓十章”十二字，前后有宋葆淳、张廷济、吴廷康、罗振玉、宝熙、邵章等诸家题跋。原题签作清仪阁旧藏明拓本，但“黄帛”两字实已损连，为典型的清初“氐鲜”五字未损本，且仅存八鼓，尚阕《马荐》《吴人》两鼓，与赵宧光引首所题“十章”的说法不符，此外，拓本上也未见张廷济收藏印鉴。据张廷济题跋可知，原系盛泽王氏话雨楼旧藏，后归张燕昌，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由燕昌子开福归赠清仪阁，原本应尚有赵魏、瞿中溶、六舟三跋，而此卷中又恰好阙佚。民国年间，邵章在嘉博卷卷尾题跋中，已对上述几处破绽提出过质疑：

第审卷中八鼓题识，实为桐城吴康父及子刚书，既无寒山藏章，又无文鱼、叔未鉴赏之印，且拓本已入清初。曾以讯之后人，则云往年得是拓于嘉兴，题识与八鼓析为二事，或者寒山所藏别更一姓，而姑以它拓塞责。要之，墨气淳古，去明拓亦非甚远，且三家题识完善，安见异日无延津剑合时耶？

此则悬案，今日方可真相大白矣！故宫本无疑正是明赵宧光旧藏，后归清仪阁的原本。嘉兴博物馆藏卷中的赵宧光引首，宋葆淳、张廷济二家题跋，均系裁割自故宫本，被人与吴廷康旧藏一清初残本，合裱成卷。像此类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妄增名家题跋，炫人耳目的情况，在近代以来的碑帖作伪中，不乏其例。庆幸的是，百年之后，尚能盼来邵章跋中所期待的“延津剑合”之时，今两者“合璧”展出，亦堪称一段金石奇缘。

清初拓《石鼓文》卷赵宧光篆书题耑张廷济宋葆淳题跋嘉兴博物馆藏

本期展出的清仪阁鉴藏善本碑拓还有：故宫博物院藏明拓《瘗鹤铭》册。此册原为明末项圣谟旧藏，后归张燕昌石鼓亭，又入藏清仪阁，清末归刘鹗，另尚有吴门缪曰藻、吴江施熊、施绍书等鉴藏印。前有张廷济、潘伯鹰题签，后有刘鹗题跋及释文。中上石首行“遂”字“辶”部长捺尚存，凡全字五十五，半字一，系较为罕见的出水前拓本，弥足珍贵。

此外，故宫藏初拓三国曹魏黄初残碑四石本，其中“少昊国为”一石，早期拓本尤为少见，有张廷济、端方、李葆恂题跋；海宁市图书馆藏清初拓北周《西岳华山神庙碑》册（又称《华岳颂碑》），旧为嘉兴藏书家曹曰瑚（仲经）所藏，康熙年间拓本（额以晚拓补配），册后有徐用锡、张廷济题跋，皆为流传有绪的古碑善拓。

清仪阁旧藏法帖，本期展出有故宫藏宋拓《十七帖》（李日华、张廷济等递藏）、以及宋拓《东方先生画像赞》、《曹娥碑》二种合册等，后者系民国年间有正书局石印《宋拓晋唐小楷十一种至宝》的部分底本。原书收录晋唐小楷十一种，宋拓八种，明拓三种，其中《乐毅论》、《东方先生画像赞》、《曹娥碑》、《宣示表》、《丙舍帖》、《尊胜陀罗尼经》、《心经》七种为清仪阁旧藏，先后经张廷济、鲍昌熙、唐翰题等递藏，后归刘鹗抱残守缺斋，内有翁方纲、张廷济、唐翰题、吴昌绶、刘鹗等诸家题跋，石印本近代流播甚广，影响很大。今《东方先生画像赞》、《曹娥碑》两种藏故宫博物院，除《黄庭内景经》外余八种藏上海图书馆。

南宋贾似道刻本《宣示表》原石首都博物馆藏

杂项小品类，有故宫博物院藏清仪阁金石杂著册、马傅岩（起凤）手拓南朝梁《要离梁鸿墓碣》轴（有马傅岩、张廷济、张开福、杨澥等金石名家题跋）、浙江省博物馆藏清仪阁旧藏西周虢叔旅钟全形拓本轴（道光十一年张廷济赠汪远孙本）、《古鉴阁彝器款识》册、陈果夫旧藏金石小品九种集拓横幅（有张廷济、倪稻孙、陈经、六舟题跋）等。其中故宫藏《清仪阁金石杂著册》，共六本，沈树镛旧藏，收录金文、竹刻、砖瓦、碑刻等拓片百余种，并夹有张廷济、徐同柏、张开福等手札题跋数十开；本馆藏嘉庆年间黄锡蕃集拓《古鉴阁彝器款识》，原编八册，缺六、七两册，现存周器二册，商器、秦汉器、三国至明器以及铜镜拓本各一册。前有沙孟海题签，内页多有张廷济题跋，学术资料价值均甚高。

值得一提的是，清仪阁当年收藏的历代石刻也不在少数，尤以南宋贾似道刻《宣示表》最为著名。此石明万历间出土于杭州葛岭贾氏半闲堂旧址，嘉庆初年，赵魏以家藏宋画易得之，嘉庆二十三年（1818）售归张廷济，背面有金农、张廷济二家刻跋，今藏首都博物馆。本期展览借展到了首都博物馆藏清仪阁旧藏南宋贾似道刻《宣示表》原石，历经四百多年沧桑漂泊，今又能重返故里展出，岂亦夙缘耶？

书法

张宗祥先生（1882—1965）

张宗祥（1882—1965）先生的《论书绝句》，写于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三年间，手稿今藏浙江图书馆。所录均为七言绝句，凡一百零四首，诗后附注，评人论书，极具个性，诚如篇末作者作结之诗所言：“流传艺苑资谈助，成一家言不忌偏”，无疑是现代书法美学史上一份重要文献。

张宗祥《论书绝句》稿本浙江图书馆藏

一九九五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曾以《张宗祥论书诗墨迹》之名结集出版，美中不足，当时仅影印诗稿墨迹，未能配上相应作品图版。明年恰逢张宗祥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我们特从浙江省内各家博物馆藏品中，挑选《论书绝句》中涉及的五十余家作品展出，观众可与原诗参照，想必对欣赏作品与理解诗歌内容，都会大有裨益。

张宗祥的书论，可贵之处在于往往能直抒胸臆，读之有畅快淋漓之感。以他《论书绝句》中评论清代学董其昌各家得失为例，认为陈奕禧虽笔法亲承董氏嫡传，然“神韵不甚冲远”，感叹“如此门楣如此字，只应御榻伴炉烟”；查昇未参米法，故淡远有余，恣肆不足，“学得董家柔静气，恨无一笔法襄阳”；王文治以放纵之笔法香光，虽有飘逸之致，然“误把禅书当道书”，究隔一尘，言辞犀利间，也可谓一语中的。

当然，也有其较为欣赏的几家。如清初不为习董风尚所囿，独立时俗的张照：“天地人中公第一，天机天趣得天然。最难举世师思白，独向王家猛着鞭”；傅山草书“笔如风雨气如虹，积健为雄见此翁”；张瑞图草书“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奚冈晚岁作草，流转生动，极自然之致，感叹其“画名远出书名上，忽略君书实未公”；又推崇姚鼐的书法“胸怀直似天心月，不受人间半点埃”，谓之“书中仙品”等等。

张宗祥论书的一大特色，是十分重视穷源溯流。“自古书家珍秘籍，不将此意叫人知”（《论书绝句·包世臣》），历代书家，往往对自家笔法来源讳莫如深，秘不授人。张宗祥认为，论书者若不能心知其源，就很难作出恰当的评论。如论赵之谦三十以前的书法学颜真卿，最得力于《争座位帖》，“寻常酬应尺牍尚有流露颜意者，早年画山水之款，几尽为颜字。”从浙博藏赵之谦二十一岁时所书对联作品来看，颜体面目，便一目了然。又如论何绍基书法“黑女功兼北海功，却将面目托颜公”，认为此老书法深得李北海神髓，颜体不过其面目耳。晚清张裕钊的书法，世人皆以为学《张猛龙》，独其认为不仅“结构大异，即用笔亦何能搔着痒处？”故有“道是猛龙传的脉，猛龙故在岂能诬？”的质疑。此外，如论桂馥隶书渊源出自汉《西岳华山庙碑》，包世臣行草笔法实自《昇仙太子碑》参悟等等，均剖析入微，精彩纷呈。

《论书绝句》中收录的一些地方性小名家，往往文献无徵，故史料价值极高。如雍乾年间余姚布衣书家陈梓（1683—1759），善行草，晚年病臂，左手作书，尤倔强有奇趣，因作品留存很少，后世鲜有知其名者。陈梓曾馆张宗祥十世祖北湖公家数年，故张家保存其作品独多。《论书绝句》大多一人一诗，或将书风近似几家合论一诗，唯独论及陈梓有三首之多，对其书法可谓推重之极。本卷收录有陈梓乾隆十五年（1750）草书《硖石施家桥记》卷，前有高野侯题首，拖尾有一九五五年张宗祥所作题跋，可与《绝句》相关内容参阅。

还有些书家，如沈曾植，晚年与张宗祥多有交往，故《论书绝句》中有数首提及此老逸闻趣事。张宗祥认为沈曾植的书法“平生得力道因碑”，“以小欧立基，而以章草蒙其外，故字形狭长，使笔刚多柔少。”此次展出有沈氏章草《永嘉真觉大师证道歌》卷。

沈曾植章草《永嘉真觉大师证道歌》卷浙江省博物馆藏

作为清末民初“硕学大儒”，沈曾植对佛学也有专精研究，曾言及佛法当以禅宗为根本，而唐代高僧永嘉真觉大师的证道歌实为“救世之妙药”。生前拟书此歌八大幅，委托有正书局主人狄平子影印流通，后因遽归道山而未果。一九二七年，其子沈慈护以此卷嘱狄平子题跋，据狄氏跋言，当时由书局放大后照相石印为屏幅，也算是了却老人宿愿。

旧时文人书家，除了替人写对联、扇面、屏条、匾额等书件外，撰书碑文、行状、墓志铭等应酬文章，也往往是一项重要的润笔收入来源。此次展出的梁同书《西湖六一泉三堂祠记》、陈鸿寿《查纫芳夫人墓志铭》、翁方纲《丁兆隆墓志铭》三种册页，即属于此类体裁。

六一泉位于西湖孤山南麓，为纪念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得名。泉旁旧有正气、先觉、遗爱三祠堂，供奉名贤神主。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任浙江学政朱珪主持修葺古迹，并撰文立碑，由梁同书书丹，王贻桂勒石。此册墨迹底本旧为宝熙所藏，一九二二年，由杭人金梁、丁辅之、吴隐、陈汉第、邵章、杨晋、叶铭、王禔等，集资三百金，购归西泠印社，册后有宝熙、王福盦题跋，是一件有关西泠印社社史的珍贵文物。

查纫芳墓志铭册，全称《皇清诰封一品夫人孙君夫人墓志铭》，郭麐撰文，陈鸿寿书丹，过云楼旧藏，后归端方。此册词翰俱美，后附装拓本及郭、陈二氏手札，亦精妙可喜，册尾有李葆恂、吴广霈题跋。志文书法，楷中带行，风致翩翩，颇具“齐梁间墓志笔意”（吴广霈跋语）。

以上二种与朱珪撰文，翁方纲书丹并篆盖的《丁兆隆墓志铭》册，民国年间均有墨迹或拓本影印出版，但底本长期难觅踪影，今系首度展出，十分难得。

绘画

龙作为“四灵”祥瑞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较为特殊。这一绘画题材的起源，推测与早期道教思想有关，相传可以御火避灾。此次展出清代康熙年间画家周璕及其子周良的墨龙画作各一幅。周氏一门所绘墨龙，多以水墨烘染，用笔粗犷，云雾蒸腾，若隐若现，气魄非凡。周氏父子还擅长画人物鞍马，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周璕《相马图》、《观音像》、周良《乔松神骏图》，均极为精工难得。中国绘画史上，像此类子承父业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西式美术学院教育传入之前，学画主要通过师徒相承的方式，而子从父学，显然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条件。当然，子孙后代倘若不能转益多师，往往又容易成为自身艺术创新进步的一大桎梏，其间利弊得失，颇值得今人借鉴与反思。

清初周珣墨龙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

富阳董邦达（1696—1769）、董诰（1740—1818）父子，先后历事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勋名之盛，一时罕与伦比，诗文书画，亦堪称翘楚，有“二董”之美誉。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董邦达、董诰父子书画作品，约有十余件，此次展出的董邦达《三友图》册和董诰墨笔山水图卷（吴士鉴旧藏），即是其中的精品。

《三友图》是董邦达为乾隆年间嘉善枫泾（今属上海金山）籍状元蔡以台的父亲蔡维熊所画。蔡以台（1722—？）与纪晓岚等曾师从董邦达，故与后者有师生之谊。三友图也是传统绘画和装饰中常见主题，一般多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组合，但所指往往不一。三友斋乃蔡氏祖宅，蔡以台有《三友斋诗稿》钞本传世。此册名家题诗、题跋甚多，其中，如以性格怪异、诗风奇崛著称的浙派著名诗人胡天游（1696—1758）的墨迹，传世就极为罕见。

此次清代学者绘画专题，展出毛奇龄《大草滩图》轴、陈澧墨笔水仙团扇轴、张问陶白鹿图轴、李慈铭设色山水团扇等学者绘画多种。其中晚清岭南著名学者陈澧(1810—1882)的墨笔水仙团扇，系一九一四年其弟子梁鼎芬自粤归沪时，赠予沈曾植者，与梁氏信札合裱一轴，寐叟曾有诗咏此事，载《海日楼诗集》卷六。画幅下方又有一九五九年沈门弟子王蘧常所作长跋，于此段文苑掌故，叙述甚详。

《金石书画》第四期绘画部分，曾设有金石家绘画专题，收录清代以来金石学者绘画十余种，今再增补浙籍金石名家，如海盐张燕昌（1738—1814）、平湖朱为弼 (1771—1840)、长兴张度（1830—1904）、石门李嘉福（1839—1904）、上虞罗振玉(1866—1940)等绘画作品若干幅，其中以罗振玉的画作最为难得一见。深圳博物馆藏罗振玉松寿图，系商承祚旧藏，此图作于一九二四年，上有贞松老人二跋，自云：“余本不善画，以意为之也。”晚年移居辽东鲁诗堂，又题有绝句一首，足见敝帚自珍之意。

画僧最早出现于隋唐时代，其后千余年间，中国绘画史上曾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僧人画家，如宋代的贯休、巨然、法常，以及清初著名的四僧（弘仁、石溪、朱耷、石涛）。位于杭州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净慈寺，始建于五代吴越国时期，是西湖四大古刹之一，历代高僧辈出，且尤多画僧、诗僧，如本卷收录的乾隆年间的明中 (1717—1767)、道光年间的六舟（1791—1858），以及近代画僧雪舟(1846—1899后)等，皆出自净慈。此外，本期还展出有浙江省博物馆藏元末画僧本诚的《夏木垂荫图》轴（黄宾虹旧藏）、清初宣城画派名家半山和尚（1611—1670）的临宋元各家山水册页。上述僧画诸家，后世声名或显或晦，但简远不凡的禅风，一脉相承，可谓传统文人画中的一朵奇葩。

指画，又称指墨画、指头画，是中国画中以手指代替毛笔作画的一种特殊绘画形式。画家作画时，用指头、指甲蘸水墨或颜料，在纸绢上勾画，或间以手掌抹擦，呈现出有别于笔画的诸多艺术特点。指墨画历史久远,相传起源于唐代张璪，清康熙年间，高其佩（1660—1734）以指头作画著称，画风清奇浑厚，“轩然特出，冠绝一时”（郑板桥语）。自高氏之后，擅用手指作画者不乏其人，乾隆年间，浙江地区还曾形成较有影响的金华指墨画派，代表人物有杜鳌、姜岱、王备、倪淦等。姜岱曾在宁海任教谕多年，潘天寿幼年即接触过姜岱指画，深受启发。在中国绘画史上，指墨画一直不入主流，钱泳《履园画学》曾斥为与“求乞计”同。潘天寿先生把指头画和文人画相结合，以其高超的技法，沉雄奇崛、大气磅礴的风格，把指墨画提升到一个崭新的美学境界，无愧为二十世纪指画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此次展出清代以来指画作品六种：高其佩杂画册（有雍正二年高氏自跋）、姜岱山水中堂、王备花卉锦鸡图轴、姜文珆雪景山水轴、翁同龢临高其佩指画山水纨扇，以及现代潘天寿指墨蛙石图等，其中不乏巨幅宏制，这也是传世指画作品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

潘天寿指墨蛙石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龙榆生（1903—1966）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为二十世纪词学三大家，早年曾受业于晚清词坛巨擘朱祖谋（彊邨）。一九三一年，彊邨老人去世，临终前将校词用朱墨双砚赠与弟子龙榆生。龙氏遂嘱托著名词人兼画家夏敬观绘成《上彊邨授砚图》卷，留示纪念。次年，吴湖帆又受邀作《受砚庐图》卷，相继又有汤定之、徐悲鸿、方君璧、蒋慧等同题画作，一时传为佳话。今夏敬观、吴湖帆所作两卷，均藏浙江省博物馆，拖尾当时词坛名流题咏累累，堪称现代词学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二十世纪的中国传统人物画，成绩斐然，此次展出有海盐县博物馆藏关良戏曲人物孙悟空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齐白石诸葛亮图轴（夏衍旧藏）、黄宾虹人物画稿二种等，传神写照，各具特色。黄宾虹的人物画作品最为少见，浙博所藏这二幅人物画稿，其中一幅，原题签作“黄宾虹劳动人民画作”，带有明显时代特色，应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创作。

文献

本期“滨虹草堂友朋书札”部分，展出有陈叔通、余绍宋、商承祚三家致宾虹老人的信札十余通。

陈叔通（1876—1966）早年即与黄宾虹相识，后成为莫逆之交。陈氏家学渊源深厚，其父陈豪（蓝洲）、兄陈汉弟（伏庐），均为近代著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本人也富收藏，精鉴赏，生平收藏元代以来名家画梅真迹三百幅，曾颜其斋曰“百梅书屋”。浙博所藏陈叔通致黄宾虹信札中，即有不少涉及黄宾虹向前者提供藏品信息，以及转让个人藏画的内容。

陈叔通致黄宾虹信札浙江省博物馆藏

为答谢陈叔通的知遇之恩，每年岁末，黄宾虹都会惠寄个人书画作品，渐成惯例。黄宾虹九十寿诞，陈叔通在信中曾赋诗庆贺，有“岁岁不忘遥寄赠，一枝竹外动吟思”句，即指此事。

信中涉及的一些艺林掌故轶事，也足资谈助。例如，一九五三年，中央美术学院拟附设中国画研究所，当时考虑请黄宾虹出任所长，老人也欣然同意，但陈叔通以好友的身份去信劝阻，认为“高龄远迁，尤非所宜”，黄宾虹最后未能再度北上，这或许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展出的余绍宋（1882—1949）致黄宾虹的信札有五通。一九三四年，余氏应邀出任杭州《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主编，此刊物前后出版八十七期，深受业界赞誉，影响深远。《金石书画》刊登的藏品，主要来自私人收藏，其中，天都黄氏滨虹草堂提供的古代书画有夏昶《竹石图》、董其昌《卢鸿嵩山草堂图》、八大山人《竹石白鹭图》轴等，共二十三件，是刊登作品较多的藏家之一。

在余绍宋致黄宾虹的信札中，就有涉及后者向《金石书画》提供藏品照片的内容。此次绘画部分展出的顾源《林谷清游图》轴，即为黄宾虹旧藏，曾刊登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出版的《金石书画》第三十六期第一版。

商承祚（1902—1991）致黄宾虹信札，凡三通，内容主要与请宾老为所藏明代王阳明行楷《骢马归朝诗叙》卷题跋有关。此卷今藏广东省博物馆，拖尾有张大千所绘王阳明像，以及黄宾虹、陈邦怀、郦承铨、潘伯鹰、谢稚柳、叶恭绰诸家题跋，其中黄宾虹题跋作于一九五二年，时年八十九岁，信札内容对了解此件文物收藏源流，颇具史料参考价值。

第五期展览继续连载浙江省博物馆藏傅雷致黄宾虹书信专题之下篇。收录一九四五年至黄宾虹去世前的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通信若干通，并附一九五五年三月间，即黄宾虹去世前后，傅雷致黄夫人宋若婴的慰唁函二通，其中部分书信系用钢笔写就。与上篇收录的信函相比，长简明显减少，一般多为一页一通的短简，内容也以处理杂务者居多，不过，仍时见精彩论画之语，部分内容还可与展览中陈叔通信函部分并观参阅。

傅雷致黄宾虹信札浙江省博物馆藏

与傅雷相比，陈叔通恐怕难称是黄宾虹艺术上的真正知音。以下两通信札的内容就颇值得含味：

弟妄有陈说，即龚半千浓泼，似尚有笔迹可寻，公欲并石涛、半千两家而一之，是否迷离过甚？在京每于厂肆得公旧作，清气往来，逸品也。半千、石涛亦有细笔，前赐阳朔小册，并直幅与近作不同，公何以一变面目？

弟近日始稍稍得闲，小斋亦思布置遣兴，单款并署九十二岁，欲得画能仿渐江，或如梅壑疏林远岫，必须较工，幸勿以宿墨施之纸。

由此可见，陈叔通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传统新安画派一路“清气往来”的“逸品”之作，对于宾老晚年变法，喜用宿墨，颇为困惑和不解，这与傅雷的鉴赏品味与艺术视野，可谓相去甚远。

此外，此次文献部分，还收录有馆藏近代名贤册页两种：张宗祥旧藏林则徐家书册，以及辜鸿铭赠沈曾植节录苏轼《韩愈论》册，均具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

辜鸿铭节录苏轼《韩愈论》册（赠沈曾植）浙江省博物馆藏

林则徐（1785—1850）家书册，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其发配充军新疆伊犁途中。从家信内容看，即有对于国事的担忧，对个人“安有归期”的忐忑心情，也不乏儿女情长，来自家庭天伦之乐的慰籍。如信中劝夫人宜佩戴老花眼镜：“若要常常操翰，不可不用眼镜，须觅一养目而兼中花者戴之，方不吃力，否则必流眼泪，看书亦然，万勿勉强也”，伉俪情深，溢于纸上。张宗祥《论书绝句》中有咏林则徐一首，其中有“数幅家书西域来，夫人老眼最关怀”二句，即由家藏此册内容而感发。

辜鸿铭（1857—1928）与沈曾植（1850—1922）同为近代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坚定捍卫者，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早年初识于张之洞幕府，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彼此因理念相契，友谊弥深。沈曾植去世后，辜鸿铭撰有《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一文，言儒者有所谓“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而以沈氏为当代“君子儒”之典范，对沈曾植的学问人格，可谓推重备至。此册内容，系辜氏抄录苏轼《韩愈论》中的部分文字。韩愈之好儒，世所皆知，然苏轼在文中批评韩愈“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辜氏深以为然，认为此也乃“近日我国好学圣人之道者之病”，特抄呈友人沈曾植一览，想必后者亦心有戚戚焉。

延伸阅读：

《宣示表》刻石与张廷济

文/范景中

贾似道刻《玉枕兰亭》《玉版十三行》和《宣示表》，世称贾氏三刻，是宋代赫赫耀目的单行法帖。这三帖的原石大概都在明清之际出土于杭州葛岭的贾氏半闲堂旧址。《玉枕兰亭》先在陈盘生家，康熙壬子（一六七二）秋为闽中萧长源所得，后又相继入杭州汪鱼亭、秀水钱文端家，乱后无所踪迹，不知尚在天壤否？《玉版十三行》初归泰和令陆梦鹤，继归观桥叶氏、王氏，后又为翁嵩年以三百金购得，康熙末年贡入内府，今与《宣示表》刻石同藏首都博物馆，定为重宝之一。

南宋贾似道刻本《宣示表》原石（正面）首都博物馆藏

《宣示表》乃魏钟繇所书，小楷十八行。南齐王僧虔《论书》记：王导“师钟（繇）、卫（瓘），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见修（敬仁）平生所爱，遂以入棺”。后世所传者乃王羲之临本，贾氏所刻，即据此。石在葛岭出土后，先入寺僧之手，金农有跋记其事，跋云：

右魏钟太傅繇《宣示帖》，旧为宣和内府本，贾相似道刻于家，清瘦如玉，姿趣横生，絶无平生古肥之诮，梁武评其书有十二意，此盖得之矣。贾相颇以自矜，用姓氏印记、“悦生”胡卢印识其后，当时好事者，无以过之。吾友桐乡汪君援鹑，搜求金石文字，弗遗余力，储藏贾相缩本《兰亭》刻石，靳惜予人，未敢轻以登登之声试之也。若使吾友获见此物，定当出明珠一算、黄金十饼笑相易耳。古杭金农漫述，吴郡李士芳刻。

此跋有数点值得注意。一是汪援鹑，人多不知，张廷济以为汪柯庭，实误，乃是汪庭坚字学山者。援鹑为其号，又号求是，系桐乡的一位收藏家，所藏亦有惊人之物，今日奉为国宝的《五牛图》曾在其家。他也是金冬心的恩主，此点似未受人关注，我曾在讲座中有述，只要读读《爱日吟庐书画续録》卷五的金农行书尺牍册，即可概见。又，乾隆间桐华书塾刊刻何义门先生校本《困学纪闻》，初印本每卷后有“后学汪庭坚校刊”七字；后印本则改为“后学汪垕校刊”，但桐华书塾则为沿用。乾隆甲午（一七七四）汪垕曾在琼山任县令，或是庭坚的晚辈。另一点是汪援鹑不但收藏了《宣示表》，还有《玉枕兰亭》，前人多悉此石入藏汪鱼亭处，而不知早在他家。又：镌跋于石者乃旌德人李士芳，系吴郡著名刻工，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二月刻《明右都御史陈镒祠堂碑》，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春刻《顾氏重修飨堂记》，尤以刊板世所艳称的碧筠草堂本《笠泽丛书》而享高名。此通跋文盖刻于雍正年间。

南宋贾似道刻本《宣示表》原石（背面）金农张廷济刻跋首都博物馆藏

金农写跋时，石头还在寺中，他只是抱着一种希望，想劝诱朋友汪君以金换石，结果真遂其愿。张廷济补述其事说：汪氏用湖田半顷易石而归，可谓豪举。石既归汪氏，宝藏时间似不太长，据《嘉兴府志》，汪家故饶，但至汪孟鋗（一七二一—一七七〇）已渐衰落。因此或一代之后即已转让。新的主人是著名的藏书家金德舆。

金德舆（一七五〇—一八〇〇）字鹤年，号云庄，家有桐华馆，是另一位藏书家金檀的侄孙。乾隆庚子（一七八〇）南巡，以献宋板《礼记》等书，蒙赏缎匹。黄丕烈尝得其《新雕重校战国策》三十三卷、《孟浩然诗集》三卷、《唐求诗集》一卷、《离骚集传》一卷，俱宋板，有题跋记之。金氏收得《宣示表》后，先是朱方蔼，后是赵怀玉，都为之题记。

朱方蔼（一七二一—一七八六）字吉人，号春桥，桐乡人，是朱彝尊的族孙，沈德潜的高足，工词善画，诗尤著名，沈虹屏《春雨楼集》有其题絶句四首，金德舆曾为其刊印《春桥草堂诗》一卷，《画梅题记》一卷。朱方蔼为《宣示表》作跋，岁在五十出头，因是金德舆的舅舅，故署春桥老人。他嘱其甥曰：“慎勿使俗工日夜椎拓，有损妙迹。”

赵怀玉（一七四七—一八二三）字亿孙，号味辛，是与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齐名的诗人，撰《亦有生斋文集》二十卷、《诗集》三十二卷、《乐府》二卷、《词》五卷，与海内文人交游之迹，多在卷中，故关系乾嘉文化艺术非浅。平生事迹，也多与金石有关，尝请良工翻刻玉板十三行，絶佳，唯传拓极少。赵本武进人，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复馆于桐乡，与方熏相见，得到方氏持赠的诗论《静居绪言》，正在金氏的桐华馆。五十四年为《宣示表》作跋，称金德舆为少权，口气也较严肃，盖德舆为其妻弟之故。后来金德舆亡故，墓志铭即出赵手。

贾刻《宣示表》康乾拓本传世罕见，看来金德舆也确实谨守乃舅的教导，他为自己椎拓的本子，也是精心再三，纸选宋笺，墨如蝉翼，极温润可爱。此宋纸拓本后为张廷济所得。张氏喜不自胜，连作数跋，其一说：李金澜把这部拓本带到通州，他慌慌得唯恐有失，“累书索之”，当拓本终于归还，他在“可喜可喜”之下，赶紧题写跋语。又一跋说：知此石旧藏桐乡金云庄比部处，缅想贞珉，实萦窹寐。连拓本都宝爱得如护头目，欲得原石之想，自然常常盘旋在梦。

可事也真巧。张廷济的老友赵魏（一七四六—一八二五）爱金石胜过爱绘画，博学嗜古，考证碑版极精，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王昶纂《金石萃编》，都延其手定。金德舆见他收藏的北宋画，竟不忍释手，许诺以《宣示表》相换。因此刻石进入赵魏的竹崦盦中。赵魏有跋说：事在乾隆五十一年。这是《宣示表》刻石的又一次转手。

张廷济嘉庆丁丑（一八一七）得到金德舆的宋纸拓本，因梦想原石，便向赵魏打听其下落。赵魏大概也正手头紧张，虽然家藏宋本《金石録》十卷，可却一直要靠手抄秘书，换米养家。所以豪爽应允，冲风雨载石，送致张宅。时为戊寅（一八一八）正月廿九日。原石在赵魏家藏弆了二十年左右。

张廷济获石后，一直珍如夏璜赵璧，三年后还在跋中说：

余先获拓本，继得原石，古墨有缘，尺璧岂足宝哉！比部遗物今已散失殆尽，此幸入吾金石洞天箧中，颇不乏宋拓佳迹，并几展观，固无多让焉。

宋刻《宣示表》，盖有两本极负盛誉，一本为曹之格宝晋斋所刻，一本即此贾氏所镌，它们都比《淳化》《大观》刻的有胜致。就在张廷济获原石还不到三个月间，毕梧就拿家藏的宝晋斋本与之比勘，他的结论是：

吾家旧藏有宝晋斋原刻《宣示帖》，乃先曾祖既明公遗物，比视此本，尚觉少逊，则此本真无上第一神品矣。

又过了几年，即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十二月，张廷济也翻出先人旧藏的宝晋斋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在《晋唐小楷集帖九种》内）与贾刻并观，再次自豪的说：

吾家藏有贾师宪家原刻之石，视此自胜，故余甚不轻付毡蜡。然此本视诸俗刻亦已大相径庭矣。

宋拓《宣示表》（震鈞舊藏《十篆齋秘藏宋拓三種》之一）故宫博物院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本，小篆签题曰：“南宋贾氏世彩堂宣示表”，定为宋拓。震钧跋云：“贾似道《宣示表》，张叔未《清仪阁题跋》载之，《吹网録》言之尤详。其本肥而有韵，胜《淳化》旧刻，后来未之有也。”检《吹网録》，不见所载，查《鸥陂渔话》，亦未见，殆误记。

张廷济小像（费丹旭《果园感旧图》卷局部）浙江省博物馆藏

张廷济（一七六八—一八四八）字叔未，号竹田，嘉兴人，是嘉道年间著名的金石大家。《清史列传》说他：“以图书金石自娱，自商周至近代，凡金石书画刻削髹饰之属，无不搜集，构清仪阁藏之。”清仪阁名被大江南北，陈仲鱼曾为撰《清仪阁记》：“鼎彝尊罍、戈剑钱范之属，杂陈其间。”而《宣示表》刻石尤为秀拔。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以近六页的篇幅详録各种题记，夸奖赞叹，可见其神采之夺目。最后一跋，有总结之意，因録之于下：

王右军临钟太傅《宣示表》墨迹，南宋末在贾师宪家，贾取以入石，出廖莹中、王用和手，故勾勒精善，在《淳化》《大观》两刻上。石旧在西湖僧寺，桐乡汪柯庭（按：应为汪庭坚）司城以重价购归，数传后，归金云庄比部德舆，皆宝惜不轻传拓。仁和老友赵晋斋魏，蓄北宋人画卷，金嗜之剧，遂作珪邽之易。嘉庆丁丑九月，余先得金氏宋纸拓藏本，有朱春桥、赵味辛两跋。戊寅正月，此石竟归于余。梅里李金澜明经语余：“昔随大父敬堂公客桐华馆，曾亲见之，今忽忽四十余年也。”金澜索余手拓一纸，又以徐贞木女子玉卿临本附装于后，岂颍川古隶必更借卫夫人簪花妙格后先印证耶？

跋文中的徐贞木（一六二二—一六七一）字士白，号白榆山人，嘉兴人，篆刻、书法、诗歌俱工，有三絶之称。其姐徐范尝辑《香闺秀翰》，从卫夫人到柳如是共八家，卷尾有沈虹屏跋，是著名的玉台名翰。今又知徐贞木后人玉卿亦擅书，又添一闺媛佳话，故张廷济跋尾有“借卫夫人簪花妙格”云。只是不知还有缘寓目否？好在张廷济的宝物《宜示表》刻石犹完好无损，可让我们有机会庆幸自己的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