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泳装“布基尼”在法国被禁：多元文化主义的真实面目

在法国戛纳于7月28日宣布禁止在海滩上穿着“布基尼（Burkini）”伊斯兰泳装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国东南部城市也相继颁布同样的禁令。8月19日星期五，刚刚遭受恐怖袭击重创的尼斯，也下令将“布基尼”驱逐出它的“蔚蓝海岸”。

“布基尼”是“比基尼”和“布尔卡（伊斯兰妇女穿着的罩袍）”的合音，这种泳装能够遮住全身除脸之外的部分。它出自一位黎巴嫩裔澳大利亚女设计师阿赫达·赞尼蒂（Aheda Zanetti）之手。她爱好潜水，她的设计初衷也很简单，希望穆斯林妇女能够享受水上活动而不必担心破坏伊斯兰教义。这位设计师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单纯”的作品有一天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目前，在公开场合穿着“布基尼”泳装并不违反法国的法律。而各市政府之所以禁止“布基尼”出现在公共沙滩，首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穿着这种泳装可能引发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问题。尼斯市的第一副市长也已写信向法国政府提议将禁止“布基尼”列入法律。

“布基尼”禁令意料之中地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人们首先担忧的是，这一禁令不仅不像某些人宣称的能够促进穆斯林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反而会加重对她们的压迫：被剥夺了在公共海滩娱乐的权利，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自由。当然，这一禁令还反映着更深刻的问题。第一，它针对一个边缘的和局部的社会现象——“布基尼”仅在法国少数地方被少数居民所使用，一些居民甚至表示从没有听过这种东西。另一个可疑之处是支撑这一禁令的各种理由之间的不协调性。抛开“穿着布基尼入水不卫生”、“对救援工作造成困难”等荒谬理由不谈，论据总体来说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是为了保护穆斯林女性的尊严和自由。在世俗化的法国，人们不能接受一群女性仍受制于野蛮的父系权威，以致无法在公共场合自由地展露自己的身体。第二是为了保证法国社会的“公序良俗”。他们宣称，在恐怖袭击频发的背景下，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对伊斯兰宗教的拥护不仅是一种挑衅，还可能引起骚乱。在这两个理由之间几乎有某种断裂：在前一个理由中明明是高举着人权大旗的法国人，却在后一个理由中由于恐惧和焦虑而缩进自我保护的外壳中。在这里，我们开始接近问题的核心：为什么一件伊斯兰风格的泳装，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继而触发法国人的防御机制呢？更重要的是，“布基尼”早在2003年就出现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它才遭到禁止？

作为恐惧政治载体的“布基尼”

从2015年1月的《查理周刊》事件开始，到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案，再到一个月前的尼斯恐袭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法国就遭遇三次极端伊斯兰势力主导的重大恐怖袭击。这还不算被及时挫败的未遂袭击案和数起针对个人的袭击，以及为数更多的尚未被媒体曝光的提前被破获案件。法国已成为恐怖袭击的最主要目标。为什么？

从穆斯林居住在现代法国开始，他们就一直在遭受着资本和国家的暴力及剥削。暴力的程度在各个时期不同，但自从11月和1月的巴黎恐袭以来，强度一直在加大。在12月，法国厄尔-卢瓦尔省当局甚至承认警察不需要任何具体的怀疑理由，只是以预防措施为借口，就可以对穆斯林进行突击的人身搜查。更让人吃惊的是，法国的文化界和政治界出于伊斯兰恐惧，竟公然支持这些粗暴的行动。结果，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精英们，仅仅因为对“穆斯林问题”的认同， “团结统一”起来了。法国在穆斯林国家的军事行动，加上国内“官方”对伊斯兰的打压，使法国成为了最主要的恐袭目标。然而，法国政治家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也不愿意承认是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驱使人们加入“伊斯兰国”。

雅克·拉康曾写道，即使一个妒忌的丈夫所说的关于他妻子出轨的话都是真的，他的妒忌仍然是病态的。为什么？问题不在于“他的说法是否有根据”而在于“为什么他需要以妒忌来维持他自己的身份”。同理，即使这些禁令的颁布有其根据，这种恐惧和焦虑依然是病态的。而为了抵御这些负面情感，歪曲和投射的防御机制就会被触发。普通的穆斯林民众，仅因其穿着打扮，就被认为与恐袭的圣战分子相关，这便是一种妄想症式的歪曲。在穆斯林当中确实存在恐怖分子，但绝大部分只是正常的法国市民。而通过这种妄想症式的歪曲，人们将内在于法国社会的问题的起因，投射到了一个外在的入侵者身上：他们不是作为受害者的穆斯林，而是从外入侵的、威胁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因此，执着于“穆斯林是否通过他们的服装来挑衅公共安全”这个问题只是转移焦点的一个策略，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这种对穆斯林服装的偏执突显出法国社会的哪些问题”。

泳装闹剧的背后：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

在不久以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党分布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右翼政党（基督民主、自由主义-保守党等等）和一个大的左翼政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剩下一些小政党（生态主义，共产主义）。但最近的投票结果显示出这种政党布局的改变。现在通常是有一个大的拥护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政策（支持堕胎权、同性恋）的中间党派，与之相对抗的则是日渐强大的反移民民粹党派。这是由于在1990年代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经济危机开始常态化，而国家权力的施展变成了以专业知识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和利益分配。阿甘本把这种现象称为主权的“例外状态”，即在国家无时无刻不处在危机之中的前提下，主权可以随时以法律之外的名义来介入和管理。因此在政治领域，最后剩下便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多元文化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应对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兴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为政治行动注入激情，要想动员群众，只有通过制造恐惧：对移民的恐惧，对犯罪的恐惧，对过大的国家权力的恐惧，对生态灾难的恐惧，还有对骚扰的恐惧，总而言之，就是对“他者”的恐惧。以宽容为特征的多元文化主义恰恰就是恐惧政治的典范。

宽容，何以与恐惧联系在一起？尽管看上去受到自由主义者拥护的多元自由主义与上述右翼种族主义格格不入，但通过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宽容和对差异的尊重与上述恐惧政治一样，都强调与他者保持距离。只要他者不太过接近我，我就会尊重他者。而一旦他们入侵了我的空间，他们就是在骚扰我。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高人权是不被骚扰的权利，是与他者保持距离的权利。这种对他者的“尊重”，本质上是屈尊俯就的不尊重。只有在你不赞许他者，但又不能清除他者的情况下，你才会选择宽容。在这个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即是保持距离的种族主义和恐惧政治。

法国人对共和国价值尤其重视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也体现在他们对新移民的教育中：移民入境后会被安排参加必修的国民教育课，学习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政教分离四项共和国基本价值。信仰宗教者应在公共场合保持低调，只有遵守共和国价值，人们才能相安无事地“共和”。显然，法国在近几十年奉行的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只要这些外来文化保持低调，就能维持表面的和平。而最近恐怖袭击频发，使人们对穆斯林文化到达了零容忍的地步，甚至连在海滩穿着“布基尼”也无法“宽容”。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就建立在与他者保持距离的宽容之上，但这个距离从来都不是稳定的——而这可变的距离就折射着多元文化主义的脆弱和虚伪。难怪连默克尔都说：“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即‘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但这一想法已经行不通了。”

为什么是“布基尼”？为何关于穆斯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最后被“布基尼应该被宽容吗”这个问题所掩盖？难道整个事件最闹剧的地方不正正在于此吗？这是一种政治的文化化和文化的政治化，并且如汪晖所说，是一种以反政治为形式的政治化。而这种现象在二十年前甚至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被压迫的人们会要求平等、正义，并进行抗争，而不是将阵地转移到文化风俗的舞台，上演一场关于泳装款式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