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20年来自开放的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对中国财政的发展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正是在适应WTO规则要求的基础上，中国财政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收获了来自开放的发展红利。中国经济体制将越来越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要求，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一、中国财政经济实力的提升

入世对中国财政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关税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入世20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从15.3%大幅降低7.5%以下，远低于入世时承诺的10%。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32.16万亿元，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进口14.22万亿元。而在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4.22万亿元，其中出口2.20万亿元，进口2.02万亿元。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额是2001年的7.6倍。货物贸易发展迅速，除了经济增长因素之外，入世是不可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些年，中国货物进出口一直保持顺差。这是中国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对接国际相关产业转移的结果。

经济快速增长带来财政收支的同步增长和国家财政实力的日益强大，财政因此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更加明显。从2001年到2019年，GDP增长率均保持在6%以上。2020年受疫情影响，GDP仅增长1.9%，但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当年保持正增长的。2021年GDP增长率仍将在6%以上。2019年财政收入19.04万亿元，财政支出23.89万亿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下降3.9%，为18.29万亿元，财政支出仍然继续增长，为24.56万亿元。2001年财政收入1.64万亿元，财政支出1.89万亿元。2020年和2019年的财政收入，均是2001年的11倍多。在财政收入总体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关税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关税收入而言，2001年为840.52亿元，2020年为2564.20亿元，占税收收入之比从2001年的5.49%下降至2020年的1.66%。

入世之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逐步形成。经过多年的努力，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得以通过并于2018年1月1日起生效，这标志着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已成为历史。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促进公平竞争，外资也不再享有税收优惠的超国民待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吸引国，入世2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已经超过100万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的统一，不只是简单的税负水平的拉齐，不只是不同纳税人税收优惠的平等对待，而是在税制的具体规定上，更多地引进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通行做法。预约定价安排、特别纳税调整等规定，助力中国涉外税制转向国际税收管理。随着一些小税种内外分设规定的取消，内外两套税制成为历史。虽然这不能说都是入世的结果，但入世所带来的治税理念的变化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政补贴也按照WTO的要求作了优化。WTO对农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通俗地区分为“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和财政补贴直接相关的，是“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对生产和贸易不造成扭曲影响或者影响非常微弱的政策，WTO不采取禁止措施，顾名思义称为“绿箱”政策。对生产和贸易有直接扭曲作用的政策，WTO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称为“黄箱”政策。“蓝箱”政策除了价格支持之外，还包括生产面积、牲畜头数和产品产量限制措施。WTO农业谈判的减让承诺也主要围绕“蓝箱”政策展开。中国在WTO规定的范围内，用好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提升了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各国对农业补贴口径的计算不一样，带来补贴力度是否超规定比例的争议。WTO的有关规定和裁决成为解决争议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对世界各国农业财政补贴做法的深入研究。各国农业补贴的不同做法有不同的国情，立足国情的同时对接国际做法是最优选择。WTO反对的农业财政补贴只是扭曲公平竞争的补贴，而不是所有补贴。只要抓住这点实质，中国农业财政补贴就一定能够找到兼顾WTO规则要求和国情的做法。

入世以来，与农业相关的财政领域的最大变化是2006年取消农业税，2600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作为农业国存在的国家来说，这是头等大事。取消农业税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为城乡税制统一迈出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中国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中国大地，农村也因此得到更多财政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更大改善。进入新时代之后，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等更是助力贫困地区的乡村，大大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二、经受住入世的挑战，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入世让国际贸易争端有了更重要的解决渠道。倾销与反倾销一致是贸易争端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倾销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是常用做法。合理与否，WTO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机制。中国入世，通过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承担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义务，为经济全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因此享受到入世的好处，进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少人担心中国一些产业可能经不住入世的冲击，在幼稚期保护过后就随之消失，这种情况总体上并没有出现，但本来所期待的一些产业升级换代大幅提高竞争力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入世以来，中国汽车行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总体看来，中国经受住入世的挑战。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远多于成本，让中国享受到开放的好处。入世有代价，但中国也因此进入发展的快轨道。如果说入世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多是从国内因素出发，那么入世之后对外开放插上了“入世”这个大翅膀，让中国经济能够在体量不断壮大的条件下继续快速增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入世并不是万事大吉，贸易争端持续不断。入世绝不是对外开放的终结。入世只是代表中国通过WTO规则和成员进行贸易，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更加便利顺捷。谈判并非易事。更好地运用贸易规则，分享贸易利益，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撑。

WTO的非歧视性原则，要求的是贸易中的公平竞争。这带来了观念的改变，改变的不仅仅是对外规则，而且是内外规则一致。一国在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前提下，做到内外一致，才最有利于全球市场的发展。

回首过去的20年，WTO所带来的理念变化，让中国财政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WTO的要求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财政发展的要求，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中国财政在入世之后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财政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亚投行的成立，新发展银行的成立，丝路基金的设立，等等都是现实行动。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体制将更加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正在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尚需继续努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财政经济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思考当前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中国正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正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财税改革的目标与WTO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由于改革是全方位的，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WTO规则的要求。

在WTO框架下，中国仍然需要面对许多挑战，WTO对发展中经济体有特别的优惠规定，尽管中国发展迅速，但是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并没有变化，一些国家力图将中国列为发达经济体的的挑战不可小觑，因此也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贸易争端，并进而影响财政经济发展。

WTO最初的主导国美国对WTO的不满不能小看。美国等国逆全球化潮流只是插曲，在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代表多数利益的才可能成为规则。接下来，WTO面对改革的要求，但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为基石，不会有什么变化，否则WTO就失去了意义。无论怎么改，甚至WTO升级换代成了新的国际组织，基础基石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细节。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服务贸易越来越多，国际贸易环境随之变化，要求更多的具体规则变化，以适应国际经济利益，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只是一个被动的规则接受国，而必然成为有重要话语权的成员。在这里，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也必须做好相应的对接工作。

中国只有以更大的对外开放来应对可能的挑战。2021年11月15日，通关和便利化水平均超过WTO的《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15个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成员国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的约30%，RCEP的签署意味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也已经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的关税水平还会继续下降，趋近于零，这将让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更加融为一体。在新发展理念下，绿色发展让中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充分对接，中国将因此有更加适应绿色发展要求的生态财政体制。政府采购也将有更加开放的市场，绿色政府采购与开放型政府采购也将更好融合。毫无疑问，这将带来中国财政经济更大的发展。

如果说入世的前20年，中国更多的是在适应WTO的规则，那么接下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理应在国际经贸新规则形成上有更多的贡献。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行动，开放型经济新规则的建立健全尤其重要。可以预期，未来的中国经济体制将是一个立足国情，并充分适应开放型经济体制要求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将大大促进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并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多福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中国的贡献。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财贸经济》《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