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情未了：我在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收获

2016年8月9日上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山东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主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正式开幕。此次研习营的主题是齐鲁文化。

研习营汇集了海内外十位授课专家和七位田野导师；而在学员的构成方面，则以两岸博士生和青年教师为主，兼有海外（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东北大学、东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等）的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学科、横跨不同领域的青年学人，形成了本届研习营多元汇聚、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综合了历史、中文、艺术史、考古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成就了一次超越“历史”的历史文化研习营。

齐鲁大地：远古与现代的对话

本次研习营的十次课程，是在五天中分别讲授的，此处的整理，则是希望能够打破原有的次第，从三条大的脉络来梳理这些课程的核心旨趣和问题导向。第一条线索，便是齐鲁大地上远古与现代的持续对话。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的讲座“聚落考古与区域历史——以鲁西南系统考古调查为例”，从距今数千年以前的远古时代着眼，以聚落考古和区域历史的维度呈现出齐鲁先民的侧影。众所周知，经典考古学的方法是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的，而二战以来逐步兴起的聚落考古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人们对考古学的基本认识。通过大范围、高密度的地毯式调查，方教授的团队本着“不放过每一块陶片所提供的历史信息”的理念，对鲁西南日照地区进行了系统性的聚落考古调查。透过对各个遗址规模和层级的细致分析，方教授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地区不同时期聚落形态发展变迁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其对高等级聚落的解析和与传世文献的比照，更是将聚落考古的适用范围下延至秦汉时期，提供了讨论中原地区早期邦国形成和变迁过程的独特视角。

香港中华学社社长郑培凯教授的讲座，则以“《金瓶梅》与明清物质文化”为题，详细解说了从历史学的维度研究《金瓶梅》的方法。这一研究进路，首先是从郑教授对于有关《金瓶梅》作者、成书年代及其故事发生之原型地点的争论与局限的反思中衍生出来的。在该作看似稍显平淡的第四十六至四十九回中，郑教授结合其2013年出版的《茶余酒后金瓶梅》一书，具体而微地考索了《金瓶梅》的作者不厌其烦记录下来的种种细节。从第四十六回《喜鸳鸯》以降一系列曲牌构成的套曲所呈现出来的“海盐风尚”，到同回中作者对西门庆、春梅、潘金莲等人服饰的细致描摹所体现出来的时代风尚和审美意趣，再到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延请宋巡按之时宴席用具和菜色的精致奢华，明末嘉、万时期的社会风貌，便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桨声灯影，而是通过小说字里行间中展现出来的“酒色财气”，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而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王德威教授题为“文学现代性与山东”的讲座中，姜贵、朱西甯、张炜、莫言四位山东籍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则是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呈现出山东地区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张力。透过王教授的解析，在朱西甯的《铁浆》和莫言的《红高粱》、《檀香刑》等作品那充斥着暴力、血腥、丑恶与野性的场景中，一种充满着人性光芒和悲悯情怀的“大慈悲”，竟有如凤凰涅槃一般呈现出来；现代文明的冲击，则以铁路、火车和外来入侵者的形象出现，将传统社会中的一切既有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冲击得支离破碎。

多元宗教的汇聚与竞合

从远古到近代，或许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转折与激荡，让齐鲁大地的文明如此丰富而有层次地展开，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令人心驰神往；而在这种种的“打开方式”之中，最为令人惊叹不已的便是此地多元宗教的汇聚与竞合。在“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黄进兴教授的指引下，学员们走进“儒教的圣域——孔庙”，在其对于孔庙祀典与帝国礼制的解析中感受到这一“象征的扩张”，又在清末明初儒教的“去宗教化”进程中理解了儒教之所以呈现出今日之样貌的历史成因。根据黄进兴的看法，儒家是不是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并非宗教问题，而是一个必须置之于历时性脉络中来解读的历史问题；历史上儒教在整个国家祀典和士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才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山东师大赵卫东教授的讲座，则从道教研究的角度入手，提示了“碑刻资料与全真教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碑刻资料的持续整理，便没有明清全真教领域研究的进展与突破；到田野去，获取第一手的碑刻文献资料，正是赵教授团队目前的核心工作之一。

傅斯年先生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果说碑刻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体现的文字资料之持续拓展的话；史语所颜娟英研究员有关“北朝青州佛教造像艺术”的研究，则是从视觉文化的层面实践了傅所长的这一主张。颇为值得注意的是，以龙兴寺窖藏造像为代表的“青州风格”所呈现的有如“曹衣出水”一般的特质，或可称得上佛教中国化进程中难得一见的逆向过程，其与北朝其他地区造像风格迥异的新模式，明显受到了印度西北部马图拉（Mathura）地区造像风格的影响；无论是宿白先生所称之陆路经由粟特商胡传入北齐、直抵青州的传播路径，还是唐仲明等人所主张的海路传入说，都为我们呈现出青州佛教艺术别具特色的风姿，令人耳目一新。

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有关“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社会变迁”的讲授，则为我们了解基督教在近代山东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文会馆志》，作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志，为我们了解山东大学前身之一的登州文会馆早年运作情形之种种细节，提供了难得的史料。然而，与近代在华基督教与近代文明整齐一致的既有认知形成详明对照的是，狄考文在文会馆任主事期间，却在语言学习方面体现出非常保守的特点，竟不允在校学员修习英文。这一举措，甚至引发了学生们的罢课风波。而在境外势力为主导的教会学校中所出现的《恢复志》等具有强烈反帝爱国色彩的歌曲，也与其基督教大学的属性和人们的一般认识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人们对教会大学学生思想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最后需要提及的，则是儒、道、佛、耶四教之外，在山东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宗教势力。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李孝悌教授的讲演，便是以“明清山东的民间宗教与民众叛乱”为主旨，着重解析了罗教与义和团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在罗教的问题上，李教授重点讨论的是其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和白莲教的关系。仅就禅宗而论，在简述罗祖生平的《祖师行脚十字妙颂》中所言之“岂不知，三十三，灯灯相续”一句，便以禅宗西天二十八祖和中土六祖灯灯相续，直至六祖慧能的传灯模式，应用于罗祖神格的建构话语之中；而在具体的主张方面，罗祖本人与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寒山德清相互的激烈批判，则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其与白莲教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同样如此。由此而论，多元宗教的汇聚和竞合，的确可以称得上齐鲁文化考索中一种正确的“打开方式”；正是在这一多元宗教共享的空间之中，不同的文化势能得以汇聚竞合，成就了齐鲁文化中绚丽多姿的宽阔频谱。而在此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中，紧张与冲突也无处不在，激荡起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

从亚洲视野定位齐鲁文化

接下来要提示的，则是本次系列讲演的第三条线索，即从亚洲乃至全球的视野来定位齐鲁文化。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有关“唐代登州港口与东亚贸易体系演变”的讲授，由新罗人张保皋在山东登州一带的活动入手，渐次梳理出宋、明、清国人出海贸易和海外入华贸易的变迁历程，对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朝贡贸易体系进行了反思性的研究，揭示出民间贸易在宋明以降对外贸易中的支柱性地位。即以明代初期为例，成祖朱棣较之朱元璋更为严格的海禁政策，与既有研究中浓墨重彩书写的郑和下西洋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提示出刷新明代对外贸易认知的可能向度；清代的四口通商中民间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于宋代对外贸易模式的“回归”。

史语所邢义田特聘研究员的讲演“再论中原制造——从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章丘洛庄汉墓谈起”，则是从中原制造和中原意象这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各有侧重的方面，揭示出战国秦汉时期物质文化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上翻的马蹄、精巧的对兽，这些典型草原风格的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在中原地区、甚至南越王墓这样的汉代诸侯王墓中；而北康村工匠墓出土的泥范，则以出土文物的铮铮铁证，标示出这些艺术品“中原制造”的属性。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互动，也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阿富汗黄金之丘中出土的“龙”形牌饰中。龙头和身体部分典型的中原特质，和分叉型尾部典型的希腊海怪（ketos）特征，构成了中原文明、希腊化文明和草原文明之间的三方互动。

上穷碧落，动手动脚：田野考察随感

在本次研习营的考察部分，主办方选取了泰山、曲阜、临清、聊城和长清的灵岩寺和济南市区的山东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作为目的地，分别对应于神圣空间、运河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不同的主题。限于篇幅，笔者此处不再逐一详述，而是希望通过以下所举数例，分享自己对于本次田野考察的所思所感。

第一个直观的感受，便是本次研习营在田野考察材料设计方面的精细筹备，四天半的考察，厚厚的两大本资料，说其是“魔鬼训练营”也并不为过。这些由史语所李仁渊助理研究员精细编纂的史料，作为田野考察的先期阅读材料，为学员们在之后的考察中发现问题，不断展开文献与田野之间或对应、或补充、或对抗的持续对话提供了讨论的基础。即以较之“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人烟颇显寥落的孟庙为例，东院中大量的元明碑刻资料，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活泼生动，而又曲折幽隐的故事。在元末顺帝至正年间的一通碑刻中，我们在碑末的题款中发现了“亚圣五十六代孙”的字样；而在明初永乐年间所立的另一通石碑中，碑末的题款中赫然写着“五十五代嫡孙”云云。这一时序与辈次上的冲突，提示出孟氏子孙看似清晰的族裔传承谱系之下极为复杂的竞合与斗争。问题的答案，则藏在史语所王鸿泰教授发现的另一通碑刻中。此碑从“邹国亚圣公五十三代孙”开始，述及元末明初战乱之中孟氏子孙流寓关陕秦晋之间的情形；而在“洪武戊申（元年，1368），华夷统一”之后，亚圣第五十五代嫡孙不但如晋文公重耳一般重回故地，还在衍圣公和地方士绅的帮助之下，获得了族长的地位，得以重回正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五十六”、“五十五”之间的代际之差与二碑成立时间次第的逆反，明确地揭示出此间孟氏苗裔中发生的一次权势转移。或许，正是从外地回归的所谓“五十五代嫡孙”，在元末明初的朝代兴替间各种势力的重新整合过程中，得以替代原本孟氏另一支裔中五十六代孙的族长之位，承续了这看似“绵延一系，不绝如缕”的传统。这些碑刻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精彩博弈与兴替，恐怕是后来经过改造和书写的孟氏族谱等传世文献中所难以呈现的。

在有关山陕会馆的讨论过程中，一个始终萦绕脑际的问题便是文献材料中所提供的同治十三年（1874）《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这则由晋人李弼臣撰文并书的碑记，较之山陕会馆内其他数通雕工精美、信息量巨大的碑刻材料而言，似乎显得有些不起眼。然而，此间有关太汾公所的记录，却引起了笔者所在的第三讨论小组的注意。根据碑文的记载，作者“见有山陕会馆，殿宇嵯峨，有碑为之记，诚盛举也。及与同乡游，始知会馆而外又有太汾公所。溯厥由来，皆能道之，而未尝有所记也”。又从后文记述的内容来看，较之于巍峨壮丽，在同治四年碑刻中会员达九百余商号之众的山陕会馆而言，太汾公所的经理人则仅及其百分之一：自万亨光、日新岩以下，共计九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九家商号中，仅有日新岩一家商号自乾隆三十一年（1266）山陕会馆重修戏台、建立看楼以降，便一直活跃于会馆的历次兴建捐纳和日常厘经缴交记录中，直至同治四年（1865）的《山陕众商会馆续拔厘金碑》。万盛德和通广泉两家商号，则仅见于同治四年的最后一通碑刻中，而未见于此前碑刻所列的商号名录。位列第一的万亨光商号，也仅见于先前碑刻商号名录中一次；其他众商号，则令人颇有些意外地未见于乾隆以降的数通碑刻中。换言之，太汾公所的核心商号，虽偶有如日新岩一般深度参与山陕会馆之活动者，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会馆之核心成员之间少有交叠。万盛德与通泉广二号，则是在同治四年会馆商号最多的全盛时期加入厘金缴交商户之列。这一变化，是否与李弼臣碑文中所暗示之太汾公所的衰落有关呢？仅就现有的材料而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索和研究；然而，这种从材料的比对和分析中提取信息、解读史料、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能力的培养，已是润物无声，灌注于研习营每一位学员的具体实践之中了。

最后想要谈及的，是在灵岩寺参访过程中邢义田老师给笔者留下的点滴印象。在灵岩寺中现存之北宋辟支塔的基座部分，存有一圈丰富多彩、雕刻精良的石刻图像材料。正在笔者兴意盎然，不断拍摄这一材料的同时，邢义田老师也伏下了身子，不知疲倦地拍摄这一难得的佛教图像材料。要知道，这已经是我们这个高强度“魔鬼训练营”的最后一天了。邢老师一边伏下身子，一边郑重地提醒我道，“我趴下身子来拍摄，图像便不会因为俯视而失真了。”看着邢老师弯曲的脊背和坚定的眼神，我已心悦诚服。真正的学者，确有一种较真执念、精益求精的精神。“现在未必有用，将来某一天，或许就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一时间偷闲躲懒所造成的疏忽和误差，待到需要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又奈何悔之晚矣呢？随后有关“铁袈裟”（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认为系一尊宋代力士像的腰部以下部分，参见《山东长清灵岩寺“铁袈裟”考》）的讨论，则再次让笔者领略到邢老师慧眼独具的观察能力和敢于质疑的学术精神。在唐仲明老师介绍完所谓“铁袈裟”的来历之后，邢老师沉吟片刻，提出了现在展示于观者面前的部分是造像背面的可能性。随后，笔者也被这一求索不倦的精神所感染，决心冒着被千万只“蚊虫大军”袭扰的风险，爬到“铁袈裟”的背面一探究竟，试图来验证或反驳邢老师的假设。而在我勉力拍摄“铁袈裟”背面的粗糙表面和凹凸情形，而试图反驳邢老师提出的可能性之时，他却绕到了造像的另外一侧，再度提出了证明其看法的“补充说明”。或许，这场关于“铁袈裟”正背面的争论，短时间内还难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然而，正所谓“见贤而思齐”，笔者的点滴之劳，或也是受了邢先生的身体力行之教吧。

杜工部《望岳》之诗有云：“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悠久绵长，而又绰约多姿的齐鲁文化，又岂是我辈在这十二天的研习营中所能体察万一；然而，诚所谓“不得其门而入”，又岂能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研习营的砥砺，已让我们对齐鲁文化有了更深更彻的了解和把握，对齐鲁大地有了更亲更近的体悟和感受。“会当凌绝，一览众山”，只要我们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修养，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又何惧遮蔽在史家与历史之间的“望眼浮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