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高分诅咒”：高考状元扎堆经管学院

名牌大学的学霸们可谓“天之骄子”，头顶得天独厚的名校光环，又是各个精英圈子里的悠然上层人士，不知羡煞多少人也。然而，有谁曾知道，学霸们光鲜炫目的背后有着多少难言之隐呢？

笔者所在学院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全国各地高考状元及国内外各种竞赛金牌得主云集于此，是北大园子里当之无愧的“精英阶层”。可就是这些无论是“前途”还是“钱途”都一片光明的时代宠儿，在选择他们的职业时却经常茫然纠结，无从下手。刚进校园时，不乏浪漫飘逸的才子诗人，忧国忧民的慷慨之士，可经过4年的挣扎，最后大多宿命般走向投行、券商、咨询的“俗路”，只剩下同学聚会时不无伤感的自嘲。我们想强调，毕业时的风光无限与毕业数年后的自嘲伤感并不是偶然、个别的现象，而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名校精英最后陷于“职业选择诅咒”而不得自拔？下面笔者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剖析这个问题。

在高考志愿填报中，很多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由于受到“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的影响，高分考生往往报考热门专业扎堆。分数高的学生都扎堆报考同一个专业，一定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内心其实不喜欢或不适合这个专业（职业），这就是高考报志愿的“高分诅咒”。

为了理解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选择的逻辑，我们先从高考填报志愿说起。考生填报志愿需要选择希望就读的大学和专业。大学的选择相对简单，因为它是综合性品牌，可以和高考分数严格对应起来，高分者去好学校，所以大家基本上按照分数选择学校。

如何选择大学专业呢？这个比选大学要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未来的职业选择，而每个人的职业爱好并一定能够和高考分数严格对应起来。一个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报考商学院就可能不匹配，虽然他的考分已经达到了商学院的要求。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匹配市场”（matching market），“价格”（分数）不是唯一的配置手段，个人偏好、职业兴趣、能力禀赋与大学专业的匹配也很重要（婚姻市场也是一个匹配市场）。这里我们说的能力禀赋指的是与特定专业（职业）契合的专用性能力，与一般性能力相区别。如果个人偏好和能力是已知的，从未来的职业发展来说，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偏好、能力禀赋以及专业的特点，选择两方面契合度最高的专业。考分的作用在于选择学校和维持专业的供需平衡（分数高的考生优先选择其专业）。

问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兴趣和能力可能是未知的，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未来适合从事什么职业。既然事前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专业契合度，那干脆就大家选什么专业我也选什么专业，什么专业最赚钱我就选什么专业。所以考生理性的反应是在选择专业时也参照分数高低，选择相对热门的专业。在中国，所谓热门专业就是毕业之后能够赚更多钱的专业。在报考专业的过程中，考生经常受到“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的影响。同辈压力指的是周围的同学、朋友或其它相关群体的行为和预期对于自我选择的影响，就好像父母口中常常唠叨的“邻居小孩”。

同辈压力的作用千万不可小视。一些考生即使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常常成为同辈压力的“牺牲品”。如果一个省高考状元不报光华管理学院而是依据自己的兴趣报了北大中文系，那一定会显得“天理难容”，他（她）的家人、老师、邻居等周围的人肯定会极力反对。这样一来，状元选择非光华的专业所面临的同辈压力就非常大，高分考生报考热门专业的扎堆现象也就随之出现。

高分学子扎堆热门专业还有一个劳动力市场的“信号作用”（signaling effect）：光华的学生都是高分学生，所以职业市场上用人单位愿意支付光华毕业生更高的工资。这种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强化了学生选择热门专业的扎堆动机。我们可以看到，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近四十年，高考状元专业选择的集中度总体上是不断提高的。据中国校友网提供的数据，2000-2016年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当中，超过45%集中于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曾经被理科状元青睐的计算机、生命科学、电子工程逐渐被金融、工商管理和经济学所取代。近年来光华和清华经管俨然已是高考状元的集中营。这反映了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预期逐渐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高分学生扎堆选择热门专业的现象越严重，他们的兴趣、能力禀赋与专业要求的错配（mismatch）问题也越严重。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谁有什么专业爱好，适合做什么职业，与高考分数正常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考生的专业（职业）爱好及契合度可以假定服从一个正态分布。分数高的学生都扎堆报考同一个专业，一定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内心其实不喜欢或不适合这个专业（职业），这就是高考报志愿的“高分诅咒”。

当职业契合度未知时，“高分诅咒”现象在职场再次出现：大学成绩好的人可能受“同辈压力”忍痛放弃自己原有的职业兴趣，选择高分学生通常选择的职业（比如去投行或申请国外名牌大学），出现职业选择的扎堆现象。

当职业契合度未知时，大学绩点就成为职业选择最重要的标杆，如同高考分数之于大学专业的选择。这里同样存在以大学绩点为核心的“同辈压力”和劳动力市场预期。“高分诅咒”现象也就再次出现：大学成绩越好的人面临选择的“同辈压力”越大，这种压力甚至迫使学生忍痛放弃自己原有的职业兴趣，选择高分学生通常选择的职业（比如去投行或申请国外名牌大学），出现职业选择的扎堆现象。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解释得那样，给定大学绩点独立于职业兴趣和契合度，职业选择的扎堆现象，不管从个人来说如何理性，事后一定会导致严重的职业错配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职业兴趣和能力的契合度是决定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关键性性因素的话，那么，职业错配就可能严重制约职业的后续发展。而且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选择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越来越明显，即在职业中途换一个新的职业比继续从事现有的职业代价高得多。于是不知不觉地，在一份错配的工作辛苦奋斗30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志不在此。这个时候就有了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年少轻狂的梦想被打磨的连影子都找不到，自己浑然不觉已变成了当初最不屑于变成的人，而想改弦易辙又毫无可能。

高分诅咒不仅对学霸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从社会角度看，它还可能带来其它负面影响。比如，学霸挤占了绩点略低但职业适合度更高的人的职业选择空间，投行和国外名牌大学的名额毕竟是有限的，被这些名校学霸们占了先机，其他真正适合这份职业的人的机会自然就少了。

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制度因素使得职业错配和高分诅咒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上面讨论了在高考志愿填报和大学职业选择中的高分诅咒现象。大家会说，这些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比如美国的学霸扎堆选择法律和医学等热门专业，那我们讨论中国学生的高分诅咒又有何意义呢？我们想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文化因素使得职业错配和高分诅咒问题尤其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中国学生从小学开始整天忙于各种考试、竞赛、课外辅导班，应试的压力使得学生没有时间发现、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真正兴趣，这加剧了学生个人兴趣、能力与专业契合的不确定性。

其次，学生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过多受到家长及周围人群偏好的支配和影响。家长是传递“同辈压力”的重要渠道，学生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家长之间的竞争，家长用爱和希望捆绑、束缚了孩子的兴趣发展。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和牺牲可歌可泣，中国人的孝道文化感人至深，但这些都是“高分诅咒”现象的助推器。

最后，中国可谓是一个“锦标赛”社会，每个人都在各种社会圈子（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与人竞争，角逐最终少数的优胜者，如同体育的锦标赛。而中国社会锦标赛成功的标志几乎唯一地与财富和地位相关。你只需要看看中国人的家庭、朋友、同学、同事平时聚会讨论最多的话题就知道“锦标赛社会”的概括是如何恰当的了。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更是造成了人与人激烈竞争的社会格局。中国人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主要看重财富与地位，价值体系的高度一元化使得“同辈压力”尤为突出。在职业契合度未知的情况下，选择一个高收入的热门专业（职业）在这个锦标赛社会里一定是“最正确”的反应。锦标赛社会的挤压作用还体现在，一些毕业生明明知道自己未必适合投行的工作，但因为大学绩点高。条件好，在“同辈压力”下，禁不住去投行的光环诱惑，最终还是选择了投行。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人的职业选择的扎堆现象非常普遍。

当中国父母怀揣着“人上人”的希望，含辛茹苦，终于把子女推向最好的大学最热门的专业时，悄然等待这些孩子的却可能是“高分诅咒”的命运。只有少数幸运者可以免受“高分诅咒”之苦，比如能力禀赋、兴趣与职业要求高度匹配，或者学习、适应能力超强，能够调整自己与职业的匹配度，还有就是特立独行，不走寻常路的人。在一个名牌大学，学生绩点低很危险，自信心可能丧失，最后自暴自弃；绩点高也很危险，可能陷入高分诅咒。但这一切的根源都是“锦标赛”社会：每个人本来丰富多彩的偏好和价值被强行挤压在名与利的狭窄的空间里，无处不在的“同辈压力”又让大多数人在这个狭窄的通道上匍匐前行。

名牌大学里的学霸们在毕业之时可谓占尽天机，出国、保研、投行任意挑选，但因为受到更沉重的“同辈压力”，他们反而选择空间最小，最后还可能选择了一条歧路险途。

我们上面的分析聚焦于名牌大学的学霸，给人的印象是，在中国偌大的一个社会里学霸只是代表极少数的人群，不管他们命运如何，只占社会一个很小的比例。其实，高分诅咒以及背后的机制和条件同样适用于非名牌大学和非学霸们：只要学生主要是基于分数（不管高考分数还是大学绩点）而非个人的兴趣能力选择相对热门的专业和职业，职业错配就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各个分数段的人群里。只是分数越高的人，高分诅咒可能越严重，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职业错配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因此，“高分诅咒”是锦标赛社会里普遍发生的一个社会现象。

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道：“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在许多看似光鲜亮丽的职业人群里，有多少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流泪？又有多少人在知天命的年龄却听到梦碎的声音？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经济学漫谈”（微信号：TalkEcon)，原标题为《中国大学的“高分诅咒”现象 》，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本文作者周黎安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梁淑淑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1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