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对“第一学历”的偏见？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不久前，一场关于“第一学历”的讨论，在舆论场发酵。

一名自称达到保研标准的大四学生发帖称“无法相信北大会有这么差的师资”。

其列出的一名北大数学学院博导硕士毕业于地方院校，这名学生据此称“招的老师水平不如深圳中学”、“希望北大能整顿下师资”等。

此言一出，骂声一片。

不少人认为学生的观点过于偏激和浅薄，“英雄不问出处”，第一学历不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签。

也有人无奈地表示，有单位在招聘时就会看你的第一学历，非985、211、双一流的学生连拿到入场券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也有人坚持，学历的含金量就是不一样的，既然大学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那“好大学”的身份就应该堂堂正正成为竞争优势。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第一学历呢？它真的很重要吗？

其实，教育部对相关问题的回复里已经明确表达了——没有“第一学历”的说法！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这不是教育部第一次对“第一学历”问题进行回应。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明确指出，没有“第一学历”概念。如果一定要强调“第一学历”，小学、中学也是学历。

不存在“第一学历”！所以这个话题大伙就别讨论了，都散了吧。

可是，舆论场里的大伙都散了，就业市场里呢？

用人单位依然设置“第一学历”的门槛，双一流大学的博士应聘者，依然可能因为本科“双非”的身份而被拒之门外。

高学历似乎不够用了，大家开始“卷”第一学历了。

甚至第一学历都不够用了，你的应聘信息得从高中填起。

难怪有人感叹，辛辛苦苦读完博士，才发现自己的命运其实在本科甚至高中时就已注定。

既然如此，你是不是觉得寒窗苦读没有什么意义？不如早早“躺平”，做一只咸鱼。

这不禁让小北想到，早在40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就提出这样一个犀利的观点：教育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而是障碍！

他还认为，“学校对于学习来说是个极其无效的所在”，并且一个人在学校的成绩与其事业的成功与否也没有直接关系。

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这本书里，你还能看到很多令你惊讶甚至觉得可笑的观点，但读完后，又不寒而栗。

我们或许从这本书中，能得到对“第一学历”的更多思考。

01

文凭系统是如何兴起的？

文凭系统是怎么出现的？是像现在这样，为了选拔人才吗？

在美国，文凭建立初期并非为了选人才，而是为了解决多元族裔冲突。

1790年，美国建国初期的人口大约是400万人，他们绝大部分是白人、新教徒、讲英语。

而到了19世纪，美国人口增长迅速，其中大部分是外来移民。最初带有早期美国文化的400万人面临着被外来移民文化所吞没的威胁。

《当幸福来敲门》电影剧照

从盎格鲁-新教的独立商业农民，到欧洲封建农业社会的天主教农民，到来自波兰和俄国与世隔绝的犹太小村落的传统犹太商人和工匠，到来自园林部落的非洲奴隶，再到本土印第安部落。

不同群体都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组织起来的，冲突变得格外严重。

这些文化不仅在语言、食物、服装风格上存在表层差异，还在工作风格、对权力的态度、宗教及人际互动上有深层差异。

当新教徒的统治地位遭到威胁时，他们开始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

一方面是用充满敌意的保守手段来压迫非盎格鲁群体，或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则是“开明派”试图同化移民和新教徒中的堕落者，好让他们重新服从于传统新教文化。

为了守卫盎格鲁-新教文化，最重要的努力都投入在了教育中。

公立学校靠义务教育法在面临最大移民潮的州里迅速发展起来；教育者们声称公立学校可以将移民美国化。

19世纪晚期，在争夺社会特权的斗争中，美国开始越来越依赖教育文凭。这不仅影响了学校，也影响了工作领域和整个职业结构。

多元族裔创造了一个“竞争式流动”的文凭系统，它将多元的美国文化集合起来，注入一个冷冰冰的文化市场，这个市场有它自己的抽象通货。

《死亡诗社》电影剧照

哪怕今天文化差异完全消失，这一制度结构依然会伴随，并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占据关键位置。

时至今日，美国的多元族裔仍然存在，他们都在今天的文凭系统中争夺权益，这只不过是因为几代人之前就已经奠定基础的通道加速了整个系统的发展。

02

我要这文凭有何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都是天之骄子。进入21世纪以来，硕士研究生逐渐成为“香饽饽”。

到现在，好像不说自己是个博士，都不敢抬头看招聘的面试官了。

“来我们这应聘的都是博士。你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优势吗？”

好吧，博士也不敢抬头了。那要这文凭有何用？

用柯林斯的观点来讲，（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下）文凭教育确实“没用”。在学校学习，效率很低，而且学它几年也没必要，因为那些技能在工作中训练几个月就能学会。

从技术方面看，劳动者教育水平的增长并未带来高技术工作比重增加、低技术工作比重下降这样的转变。

从经济增长看，扫盲程度以上的教育对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的贡献。

从生产效率角度看，教育水平越高，生产效率可能反而越低。

教育水平在实际工作中不但往往起不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有时反而会起到降低生产效率的作用，因为据统计，在教育程度高到某一程度的人们中，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同其教育水平呈反比关系，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自己的职业越不满意，由对工作的不满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

但柯林斯并不是说文凭教育一无是处，他认为，文凭有其他方面的作用——对特定文化群体的归属。

《死亡诗社》电影剧照

为争夺职位而发生的社会冲突，远远压倒了为提高技术效率带来的压力。缓解冲突的关键武器，就是文化归属。

他将学校文化与雇主文化联系起来。当学校中形成的地位群体文化更适合该地位群体的雇佣文化时，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学校文化与雇主文化差异较大时，教育的重要程度就会大大降低。

比起工具性和认知上的技能，在学校中学到的更多是传统标准下的社交能力和礼节。

在美国，制造文化精英群体的学校是私立预科中学和精英大学；它们采用的方式或是直接训练，或是选择具有精英背景的学生。

在职业训练层面，制造精英群体的学校是附属于精英大学或学院的职业学校。

《死亡诗社》电影剧照

在社会层面，那些强调规范控制的组织和大型全国性官僚组织更加强调教育文凭。这些组织的控制者，大多是盎格鲁-新教徒上层阶级。

而少数族裔文化群体成员所控制的，大多是小型的本地制造业、建筑业和零售业公司。

换句话讲，文凭与技能无关，而与背景和身份有关。这种背景或者身份，就是雇主和学校都能认可的一种文化。

03

取消文凭，会更糟么？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文凭通胀普遍地出现在全球范围内。

美国所经历的“文凭社会”，似乎正在中国悄然降临；与之相随的，是社会上又沸沸扬扬出现的“文凭无用”、或者说“读书无用”论。

但柯林斯认为，中国的文凭通胀不如美国那般严重，未来中国可能会重蹈美国的覆辙，也有可能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文凭通胀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取消文凭制度”是天方夜谭吗，还是应该进一步提高入学门槛？

《当幸福来敲门》电影剧照

柯林斯将可能性概括为以下几种：

文凭资本主义对文凭市场中的个人竞争采取传统的放任自由态度；

文凭社会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让教育机会的分配趋于平等；

文凭激进主义提倡“免费学校”或“去学校化”，其政治立场是解放学校，把控制权赋予学生共同体；

文凭凯恩斯主义公开承认教育生产了一种人工制造的文凭通货，鼓励对学校系统和职业领域文凭认证的投资；

文凭废除主义强调在某个节点冻结文凭系统，只允许特定数量的学生达到特定的级别，将劳动力市场隔离成互相之间不存在竞争的领域。

还有文凭法西斯主义、文凭族裔世袭主义等，柯林斯本人赞成文凭凯恩斯主义和文凭废除主义，认为前者是诚实的，后者是可行的。

他设想通过立法禁止在雇人时以文凭为依据，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最终防止收入的不平等，从而在不必涉及现行物质和金融资本制度的情况下，打破“文凭社会”的旧秩序。

《死亡诗社》电影剧照

不过作为读者，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对柯林斯这种“大可不必迷信教育，迷信文凭证书”的看法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两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柯林斯对教育的概括在理工科方面不完全符合事实。理工科教育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不是在工厂、研究所的实践研究完全可以取代的。

其次，取消证书的设想具有空想性质。除了文凭证书外，没有更好的办法确定哪些应当得到“闲职”的人选。

如果说西方社会由于上学需要大量投资，由教育进行的选拔实际上是由金钱和社会背景进行的选拔因而不大合理的话，那么在中国这种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必个人投资）的体制下，根据教育（证书）来选拔却可以说是一种比根据其他标准选拔更合理的方法。

文凭证书作为通货，其作用还是不可或缺的。

用李银河的话讲：“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人都可以只用极少劳动获得舒适生活时，或许证书的通货价值将自行消亡。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除了继续生活在一个文凭社会中，似乎别无选择。”

《死亡诗社》电影剧照

回看开头提到的“第一学历”的说法，虽然被废止，但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依然被作为“内心评判标准”。

一方面，我们可以承认，公众所认为的“第一学历”，的确能一定程度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第一学历不是全部，对一个人的评价是综合的、多元的，每个人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

不管你学历如何，既不能躺在上面睡大觉，也不能自暴自弃。以发展的眼光读人，也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能够超越“第一学历”的，只有我们自己。

-End-

编辑：国栋，妍书

观点资料参考：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美]兰德尔·柯林斯 著

图片来源：电影截图

原标题：《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对“第一学历”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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