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子沛：寻“坑”背后的数据思维

马路上有一个坑，该怎么去发现它？

这不是小事。这些坑轻则造成司机的抱怨、影响开车的体验，重则导致人仰马翻、车毁人亡。

今年5月29日，在杭州拱康路和康桥路的交叉路口，一辆小轿车从机动车道开到了人行道上，一位无辜路人被撞身亡。最后的调查发现，起因就是司机为了躲避一个突然出现的坑，急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

如果政府的养路部门能够及时发现这个坑，及时处理，也许就不用付出生命的代价。

问题是，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寻坑，今天靠的还是人工巡查。

靠人，一条马路问题不大，十条百条呢？如果范围再扩大一点，是一座像杭州这么大的城市呢？密密麻麻的道路，密集的人流车流，各种情况可能发生。可以肯定，人海战术难以奏效。

一个坑，为什么会难倒政府

十六七年前，我在惠州大亚湾工作，常常一周要从惠阳开车去惠东两至三次。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在从平海镇进入港口镇的地方，路不好，坑多，颠簸得多了，哪个坑在哪我都记得，开车专注的时候，就能提前绕开，但更多的时候，是急打方向盘。

我知道，这是一条乡镇公路，巡查人员少。我虽然知道这有一个坑，但没有办法告诉养路部门。行车呼啸而过、大多数司机在赶路，除了几句抱怨和咒骂，这个坑就被大家遗忘在脑后。哪怕有市民投诉，他也只能说个大概，管理部门仍然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精力去定位这个坑。

养护不力的乡镇公路是这样，养护严密一点的等级公路、高速公路也是这样，它们一样都面临着无法全覆盖、精确定位的难题。

人口稠密的中国是这样，地广人稀的美国更是这样。早期解决办法就是靠巡逻，最近几年，很多城市开发APP，鼓励市民对问题路况进行拍照举报，但是这些APP效率仍然不高。如果不是真的危险或是足够热心，没有几个人会在紧张的行程中下车拍照，再点击APP上报给政府。况且在中国，公共意识的提高，从来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善用数据，从简单劳动中解放

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这个问题正在出现新的解决方案。

大部分手机里都有GPS和重力传感器。在理想状态下，当你在开车时，如果遇到路面坑洼，手机就会颠簸，坑越大当然颠簸的程度越大。这个数据可以真实地记录一个坑的存在。

智能手机感应到的颠簸示意图

但这中间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行车过程中手机会被司机拿起使用、放在仪表盘上和放在口袋里颠簸的程度不一样、不同型号手机的传感器不一致导致数据标准不统一等等。怎么来识别这种误差呢？

为解决这些难题，波士顿政府发起了一个比赛，设立了2.5万美元的奖金公开向全社会征召解决方案。

这个比赛的结果，就是一个叫Street Bump的手机应用程序。当手机的感测器侦测到路面颠簸所产生的撞击，GPS就会记录下所在位置，将信息传送到数据库中。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相同地点都感受到颠簸，就能分辨出，这里是个坑，而不是人为的手机晃动，这个地点就进入“路平专案”了。

这个APP已经帮助波士顿政府发现了上千个道路受损点。

这是一种开放式创新，也代表了社会自治的一种新趋势，数据是大家提供的，甚至程序也是大众开发的，集众人的能量，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司机行车不受影响，政府也没有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

我认为，这个方案为我们提高城市管理的精度，拓展城市管理的空间，提升城市管理的能力打开了新的思路。

我还相信，用好了数据，我们能达到的效果，甚至比单纯地寻“坑”可以更进一步。

再以杭州为例，最近我发现，每到3、4月份，杭州地面的坑洞就会增多，经过调查，原来是冬天地面经过低温冷冻，沥青变得松散，而之后的连绵春雨导致了路面加速腐蚀，最终坑洼增多。修路原是标准化的工程，但每个路段其实千差万别，如果能在建设的时候就考虑到后面的受损可能，进行个性化的建设，后续维护的投入就可能大幅降低。

其实还不仅于此，坑的产生和车辆的状况、载重、行驶方式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我们把地质水文的数据再叠加上去，会不会发现，每个坑的产生，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这些结论，会不会给规划、建设部门提供一些新的参考？

我相信，相比于笨拙的传统手段、人工巡查，大数据几乎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用数据进行精细化管理，管理效率更高了，管理成本却更低了。

采用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动政府的流程再造乃至管理体制的变革。通过利用大众的手机数据寻坑，管理者得以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复杂的管理流程、庞大的巡查队伍被替代，人少了，事情却办得更顺利了。大社会、小政府，各位看官，这难道不正是我们行政改革的宗旨、目标和梦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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