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全球城市的崛起与老牌全球城市的坚守

全球城市的发展演化

全球化最初是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这使得伦敦成为首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此后的全球化则是亿级人口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纽约和东京在这一阶段脱颖而出，成为第二批老牌全球城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化带来新一轮变革，这场变革的突出特点是亚洲国家的崛起，因而新一轮新兴全球城市的崛起更可能发生在亚洲地区。从本年度全球城市成长性指数来看，亚洲有八个城市进入了榜单前十位，其中上海和北京更是表现出明显的全球城市发展潜力优势。

全球城市的发展动态取决于全球化重心的转移。全球化不是在全球均衡分布的，所以会形成世界经济的重心。如果一个城市不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地方，这个城市绝对不会成为全球城市。所以，亚洲在全球城市成长性的优异表现首先得益于亚洲国家的经济复兴。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引力重心点已经开始东移，而这源自亚洲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稳健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根据亚洲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亚洲地区的GDP将占世界的一半，亚洲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额的一半，亚洲的投资占到全球投资的45％。根据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在GDP、贸易额和资本净输出方面全面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体，并且中国经济在2050年之前能够保持稳健增长态势。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美国的32％，将成为中等收入发达国家。

以上海为例，首先，在亚洲以及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大背景下，上海是中国以及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其次，世界贸易格局以及FDI流向的变化，将使得作为“新兴全球城市”的上海成为中国发挥世界经济主导作用的有效载体。再次，到2050年前后，上海将成为一个多层级、多任务模式的新兴全球城市，并在全球城市分工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上海作为新兴全球城市，虽然不会完全替代纽约和伦敦，但可以深度嵌入全球城市分工体系中。最后，与传统全球城市不同的是，作为“新兴全球城市”的上海还将是全球创新中心。这意味着，上海将不但在全球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还将在要素资源的利用模式上引领全球。

新兴全球城市的崛起

除了经济复兴外，新兴全球城市的高成长性还得益于强化对全球资本、高级人才和国际组织等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在城市功能、制度体系、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重大改革以获得全球竞争力。这些改革措施集中强调了几个方面内容：第一，吸引全球高端流动要素和升级产业结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得到重点扶持。在全球城市经济体创建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发挥着核心作用，正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跨城市办公网络的经营活动，构成了“世界城市网络”。这些“知识工厂”通过城市间大量互通交流使全球化成为可能。在国内产业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新兴全球城市不仅将其高端服务企业内嵌于本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当中，并且主动对接国际产业链，以此来强化城市在全球资本网络中的配置功能。第二，完善配套制度，提升营商环境。妨碍全球要素流动的各类法律、制度和政策障碍被有效废止，譬如积极加入WTO、构建自由贸易区、更多领域向外国资本开放，同时管制模式向负面清单转换，自由市场功能获得充分发挥。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在2018年启动了大范围的营商环境改善工作，使中国位列世界银行评选的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50个经济体。第三，强化先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功能升级。先进基础设施是吸引高端要素集聚，增强资本配置功能的基础保障。新兴全球城市在建设高端写字楼、国际航运枢纽、高速互联网设施以及多元化消费中心等方面发展迅速。第四，推动多元文化融合，强化城市品牌效应。相比于欧美地区的老牌全球城市，亚洲的新兴全球城市虽然具备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但文化包容度和开放度明显不足。为强化全球城市的品牌效应，新兴全球城市打破文化交流壁垒，积极引入国外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商业文化，例如上海迪斯尼等。

从改革路径来看，新兴全球城市在成长性上表现出的发展潜力仍主要得益于其后发优势和学习效应，即通过对欧美国家老牌全球城市发展策略的学习和模仿，以较低的成本在短期内获得显著发展。虽然亚洲新兴全球城市表现出明显的成长性优势，但同时欧美国家老牌全球城市在成长性方面表现依然稳健。作为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老牌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依旧跻身本年度全球城市成长性指数排行榜前十位。位于成长性指数10—20位的第二梯队全球城市也基本由欧美国家的传统强市所占据，例如布鲁塞尔、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等。

老牌全球城市的坚守

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崛起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发育发展过程，虽然历经金融危机和来自新兴经济体各领域的全球竞争，但其至今仍能够表现出稳健的成长性，这主要得益于老牌全球城市长期以来培育的全球资本配置功能、高端生产者服务体系以及文化品牌软实力等要素。老牌全球城市最初的崛起首先是全球化战略和国家经济大发展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经济中心仍由欧美国家牢牢占据。纽约和东京作为全球城市是在它们国家主导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到20世纪90年代，纽约、伦敦、东京都提出了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开始重视经济和文化协同发展，强调文化元素与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提出了创意产业及其培育问题。2008年之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些全球城市开始注重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的结合，越来越多的科创资源向纽约、伦敦集聚。自此，全球城市开始迭代升级到3.0版，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开启融合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纽约、伦敦和东京等老牌全球城市已失去在经济增长上的优势，但其仍具备最高能级的全球资本配置功能，这是老牌全球城市保持高成长性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全球功能性机构的总部仍主要集聚在这些城市，金融市场定价权和税收控制仍由他们所掌握，并且它们拥有规模最大的科技知识流和数据信息流。其次，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网络是这些城市保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载体。纽约、伦敦、东京的服务业比重占到80%以上，并且始终维护较高的经济首位度和劳动生产率。与上海等新兴全球城市相比，老牌全球城市的高端服务业能级更高，表现在高强度的服务创新和更大的服务半径上。第三，城市文化品牌是老牌全球城市竞争力经久不衰的核心要素。特别是步入全球城市3.0阶段以来，这些老牌城市愈发强调一个共同的发展方向，就是构建清晰的城市品牌战略，帮助它们提升城市的空间存在感，强化城市的凝聚力，也会在文化与经济之间产生共鸣。与新兴全球城市相比，欧美老牌全球城市高度重视城市品牌的营造，已进行了长时间、大范围的城市品牌规划，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品牌的认知度以及声誉都领先其他地区。

全球城市的竞争、合作与赶超

即便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城市需要就有限的资源和人才进行相互竞争，以谋求各自的发展以及相对影响力的攀升。全球城市竞争主要指在全球范围内将城市垂直上下分层进行统计排名。而城市合作更强调城市之间在水平的关系上各取所需，分享资源，相辅相成。伴随新兴全球城市的崛起以及老牌全球城市的转型，未来全球城市逐渐呈现出竞争、合作和与赶超交替发展的态势。

正如前文的分析，即便新兴全球城市在多个方面的竞争中展现出对老牌全球城市的赶超态势，但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分工体系内，位于产业链顶端的老牌全球城市仍具有足够高的能级来应对其他城市的竞争和挑战。以金融业为例，即便上海多年来致力于建成全球金融中心，提升全球资本配置功能，但在与纽约和伦敦等老牌全球城市的竞争中，上海始终难以取得大的突破。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很难动摇名列前茅的城市地位，英国智库 Z/Yen 的全球金融指数报告指出，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伦敦和纽约常年保持前二的排名，相比之下，其他全球城市只能在第二梯队内相互竞争。对于志在赶超的新兴全球城市，与不同层级对标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决定了其是否能在竞争与合作中获益。

然而，顶尖全球城市之间也存在竞争，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会加剧这种竞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种竞争甚至会成为新兴全球城市赶超的机遇。例如，脱欧使得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伦敦的地位受到威胁，使其失去与纽约竞争金融业高端人才和就业机会的优势，同时其他金融中心也在扩大各自的影响。这彻底打破了纽约与伦敦在全球金融金字塔顶端长期保持的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竞争关系，表明不论全球城市如何独立于其国家的政治体系，它们之间的命运总是紧密相连，并且市场与国家对城市竞争的输赢都有交叉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城市走向国际市场竞争即是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因此，全球城市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表现高度依赖于国家的政治策略以及全球经济影响力，对于新兴全球城市而言，具备强大国内以及全球治理能力的中央政府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打破既定全球价值链，甚至全面赶超老牌全球城市的重要保障。此外，在全球城市建设中，城市竞争与合作关系不仅是政府的战略导向问题，也涉及企业、行业和国家等参与者的行为方式问题。企业、机构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协作，有助于共同参与全球城市网络。城市、公司、部门和国家是异质的结合，其各自网络在创造和支撑全球流动空间中相互交错，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城市竞争与合作的基本格局，最终决定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成败。

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将全球城市网络视为一个零和博弈机制，城市之间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例如，伦敦的兴起导致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全球城市功能的削弱，而纽约的崛起则导致伦敦全球城市地位的下降。对于新兴全球城市而言，竞争与合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赶超老牌全球城市。目前，新兴全球城市普遍以“模仿”为主线树立“全球城市”发展愿景，在对标纽约、伦敦等发展模式后也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空间、政治和城市体系的碎片化问题。随着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城市之间已经不完全是竞争关系，而在更多情况下是合作关系。城市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新时期的全球治理背景下，合作共赢才是全球城市发展演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