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情深︱陈毓贤：在台湾交男朋友

在台湾那四年，我交过几位因没有共同语言于是无疾而终的男朋友。做学生时和人约会最难堪了，女生宿舍会客厅挂了个木牌说“男宾止步”，由轮班的同学通过广播系统宣布：“××室×小姐有请！”什么人都可出去看看评头论足，事后捉住当事人问事情如何发展。那时台湾的年轻男女关系是含蓄委婉的，最多悄悄地牵牵手。大家爱唱的《绿岛小夜曲》很具代表性，下半段道：

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么沉静，

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然而台湾男人有个迷思，以为南洋来的女子都热情奔放，性观念开放，岂不知移民族群最保守了。在联合国办事处做事时，我有个时髦的中国同事，一头齐腰长发，开辆显眼的黄色甲壳虫小轿车；她和我谈得来，要介绍我给她丈夫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到夜总会，那男士获知我竟不会跳舞后，两个人竟再找不到一句话说，非常尴尬。

说实话，那年代的年轻女子对恋爱充满遐思，对性却多少怀着恐惧感。爱情小说或电影的高潮，通常是两人热烈拥吻，至于吻后发生什么事就不敢想了。我们从小就被灌输所有与下体有关的事都是羞耻的，男人在性方面可以“恣情”，我们除抵抗外只有就范的份。性在我们脑子里是跟被日军强奸的故事，以及生孩子的痛楚联想在一起的。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女子失去童贞，无论罪在何方，都会被社会唾弃，终生就毁了。加之当时医学没有现在发达，更无避孕药，每一次性交对女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赌注。

一天下午，我在张志宏神父办公室正和他闲聊，来了一位美国大学生，和我交谈了几句，事后张神父对我说他想约我吃饭，我怦然心动，难道这人对我有意？其实他大概只不过想有个练习讲汉语的对象。我们起初谈得相当开心，此后差不多每天都见面，他倾诉希望用他的诗改变世界。一个叛逆的诗人，多么罗曼蒂克！我告诉他我的梦想是做个采访世界新闻的记者，感觉上两人心许了，却逐渐发现许多歧见。例如我对英国女王授予爵位给披头士乐队很不解，他喜欢披头士，说这没有什么费解的。我把我干爹讲的一些反美笑话转告他听，如“美国大兵没有抽水马桶就拉不出来，怎能打赢越战”？他虽然反对越战，但听了还是很反感。我们深夜在巷子里看到一辆黑色轿车，他跑去使劲地踢了车轮两脚，说台湾那么穷，高官却坐轿车。我心想美国人不是人人有车吗？凭什么你们有车我们就不许有？你们若真关心别的国家，把财富全部平分好了。相信最让他失望的是知道我连煎鸡蛋都不会。有一天他突然躲避我了，我给他留的条子都没回音，便屡次到他住的巷口徘徊，盼望“偶然”碰到他。像天下所有失恋的人一样，我要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了？我做错什么？说错什么？难道有什么不可好好地谈的？

现在回想：他和张志宏神父同是美国西岸爱尔兰裔，身材相若，同戴圆框眼镜，笑容同样是慢慢绽开，像孩子般露出牙齿；他们还同有崇高的理想，对语言的运用自如令人心折；我把对张神父逐渐失明的疼惜转化为对他母亲酗酒、家庭破碎的怜悯，我把对张神父的敬爱完全嫁接到他身上。可是我若真的和他结了婚，必定郁郁不乐，因为我们对政治、对人生、对男女关系的观念差距实在太大了。然而我为失恋精神几乎完全崩溃，白天明明走平路，看去却是上坡，夜里听到阿嬷在隔壁大声讲话，她当然远在马尼拉；至少半年后才恢复。我本来不是决定独身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想到不到一年，就在太平洋彼岸遇到第三位爱尔兰裔美国人，也口齿伶俐，有高度近视而戴圆框眼镜的，成了我的丈夫。

我们现在住的加州湾区最近有个新的中文电视台，转播许多广东话节目，我最爱看郑丹瑞访谈香港影视艺人，那种亲昵带揶揄、掺杂英语的香港话，总令我想起我叔伯辈交谈的方式，格外亲切。我猛然醒悟到我自幼稚园以后，就从来没有机会结识和我同龄的广东男朋友。我若报考了有许多香港侨生的台湾大学外文系，人生肯定又不一样。上了师范大学国文系，注定了我余生做局外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