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上海书展：是，我就是小索尔仁尼琴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现身今年的上海书展，并且带来了其获奖后在中国出版的首部作品《二手时间》。

今天，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思南文学之家参加了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与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展开对话。从《二手时间》、非虚构写作、诺奖，谈到未来的写作计划。

据悉，阿列克谢耶维奇曾于1989年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在《二手时间》中文版的出版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曾向编辑表达过想再回到中国看看的想法。时隔二十多年重返中国，她很高兴看到一个新的中国、满怀信心面向未来的中国，“俄罗斯或者苏联的问题是急于向过去告别，但对未来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一个人没有未来，很快变得焦躁。最主要的是，就会没有对生活的希望。”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获诺奖后，被认为是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继承者，是小索尔仁尼琴。对于这个比较，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现场说：“如果我不谦虚的话，我会说，是的，我就是小索尔仁尼琴。但我很谦虚很诚实，我就做好自己的小事。”

《二手时间》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奖后在中国出版的首部作品，也被认为是她最具分量的非虚构作品。《二手时间》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现场表示：”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始于看到列宁、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他们的问题，40年来我一直在搜寻相关资料，我在寻找为什么苏联失败了、解体了，失去了希望。

“我们没有去看西方的问题，他们只是痛苦地感觉自己的失败。没有去想，在社会主义之前是什么状况，他们还是在寻找历史的答案和个人的答案。我在写的不是宏大社会主义，是家庭里的社会主义。我就是在一直想，让这些小人物知道，前苏联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失去了过去，而不能走入当今的世界。俄罗斯人仍然非常幽默地面对当今世界。”

如何做采访：想了解更多，就得问的更多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写《二手时间》用了很长时间，大概5-10年，她的想法就是去找每一个人。

“对于每一本书，我采取不同的方法。当我写战争题材的书时，我找阿富汗战争有关的人交谈，写切尔诺贝利，那么受害者则不只是在白俄罗斯。

“关于《二手时间》，我寻找每一个可以寻找的人。人都是差不多，都在人类社会中出生、结婚。我在寻找的时候，主要寻找那些思考过去、思考发生的事情、遐想未来的人。

“当然，关于历史，每个人都能谈一些关于过去的问题。写这种书的作者必须有一种猜测力，猜测出这个人所想所思。

“在座有很多记者，你想了解更多，就得问得更多。”

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提到，她始终在思考，怎样找到非虚构写作上的戏剧性。

“我跟每个人交谈都是三四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当我感到讲述的问题非常重要时，我会连续多天去找他。当我在写书的时候，我的家就变成了仓库，堆满写书的材料。我用录音机做记录，当你用手去记录的时候，往往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记录，我感到这样无法做到极致的准确。实际上，有些东西，当时觉得不重要，但我写作的时候，会变得非常重要。

“当我写人们相爱结婚又分手时，这个情节就是一种情感。我是在写小人物的情感。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问他们在想什么。但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不觉得他们是小人物。我们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当我在写切尔诺贝利的时候，我写到一个消防员，我是以他妻子的视角写的。其实我很少用小人物这个词，因为她的确向大家传递了一个非常大的痛苦。

“我在谈的是这个时代的人的情感，我一直在试图去讲，战争中出现了什么，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出现什么，苏联失败了出现了什么，我一直在试图寻找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古拉格，为什么我们的痛苦换不来自由，为什么我们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小人物在讲述这些事情的过程中，给了我他们的想法，真实的答案。我让共产党员、自由主义者、无家可归者自己说话，这样就出现了世界图景的形象。我的写作题材，被很多认为本身就是世界。因为这种题材的真实性，不是一个人写成的，是经过数百人之手写成的。

“我在写作中，也在研究善恶问题，但是我不认为两面性是一种恐怖。我在研究恶时，是以作家眼光看的。对我来说，不是去统计多少人说了恶，这不是作家做的，我要思考的是，怎么讲述这些恶。应该说，恶本身就是艺术，文学的艺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现。这不是道德问题。我想起阿富汗战争中，看到了屠杀也看到壮观的场面，我是从文学艺术角度思考人们对邪恶现象的抗拒。这种邪恶，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比如说，我如何在看待战争的时候，男性对自己的服装和装备的喜爱之情，这些装备真的非常漂亮。”

“当我结束那5本书的系列时，我已经很疲惫了。我已经没有力量再走到塔什干帐篷里，那里躺着失去手腿的孩子，这些孩子会永久哭泣下去。

“比如乌克兰冲突，未必有办法解决。我不能站在俄罗斯一边，也不能站在乌克兰一边，除了不要杀人，我没有其他想法。我要消灭杀人的思想，而不是消灭人。杀人就是一种法西斯。

关于未来：无法预见，只有担忧

“现在，很多事情，谁也说不出来。但，无论怎么样，现在都按另外一个道路前进。现在去做预言，我感到，我没办法说。我只能说自己的担忧。”

“我在书中写过一个斯大林时代的故事，一个妇女被逮捕后，她对邻居说请照顾我女儿。这个妇女过了17年才回来，她的女儿已经叫她的邻居妈妈了。后来档案解密后才知道，就是这个邻居举报了她。这个妇女无法相信这一切，就自杀了。所以恶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不要说恶到底是在斯大林之前还是之后，它在我们之间，在各个角落都有恶。恶不是某人带来的，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指出，自己的写作跟她的童年有关。

“我在农村长大，最早在乌克兰的农村长大，我还记得在自由市场看到的酒鬼和残疾人，看到酒鬼挨揍的情况。后来我去了白俄罗斯的农村，虽然家里摆满了书，但我更愿意听别人讲的事情。我愿意听老人尤其是老妇讲的事情，他们的故事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的创作不是受到威胁，而是冲突，首先是跟当局的冲突，他们喜欢的是传说和神话，而我喜欢拆解神话。当然因为这些事情，我失去了工作，在外侨居，删减自己的创作内容。

“还有一些冲突是我跟普通人的冲突，比如我生活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人比较顺从，但我不喜欢。俄罗斯其实也是这种情况。”

关于诺奖：我用奖金资助年轻作家

“诺贝尔奖是瑞典国王给我颁发的，他说：我读了你的书。而卢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先是表示祝贺，然后就再做了批评。而且他是在戈尔巴乔夫发出祝贺之后，再发出的祝贺。当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肯定不太快乐，因为我批评了他们。

“俄罗斯有6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肖洛霍夫，其他5位得奖者都被认为是叛徒。可以说这也是俄罗斯的特点。所以，我还是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得了很多国际性大奖，而奖金可以让我做自己的事情。我用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资助年轻作家，我成立一个俱乐部，吸收一些人帮助来资助我这个荒僻的地方。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帮助我们。这不需要通过政治集会，纯粹是个人交流和交谈。我们的主要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政治的问题都是在一定土壤中产生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现场说，“关于爱与老年，都是悲剧。我甚至与一些爱情失败的人交谈，他们哭泣，我也陪着哭泣。但他们还活着，时间过去，他们还会幸福起来。”对于这两个话题，阿列克谢耶维奇准备各自创作一本书。

“我们的人民在寻找自己的生活，现在人们主要的价值是生活的价值、家庭的价值。我现在在写一部关于爱的书，男性和女性在讲各自的爱。

“还有一本书是关于老年的书。我先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老来写。这无关时间上的哲学，人们在家里思考这些问题。我试图想寻找人们逝去的是什么，我一直忘不了母亲的面孔，在黑暗中凝望的面孔，她凝视土地的面孔。我要写的就是人很快就要消失在黑暗和土地之中。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不谈死亡。这本书就是谈我们是谁，我们过去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写书，当然希望在中国出版，我非常愿意跟中国人谈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