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蔡亮：改写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叙述需要学界集体努力

【编者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历史常识，然而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蔡亮却在其新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中对此提出了质疑。她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分析，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使得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成为其后三公九卿的主体力量之一，从而促成了第一个儒家帝国的兴起，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中可谓独辟蹊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蔡亮进行了专访，重点谈及研究思路和方法，以下为访谈正文。

蔡亮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对汉代儒生产生研究兴趣的？

蔡亮：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初定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问题（fundamental question）一直困扰着我：我们经常谈儒家，谈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真的了解汉代儒生吗？在传统知识框架中，我们熟悉的西汉儒生很少，两百多年的历史中， 经常谈论的儒生基本就是公孙弘、董仲舒、刘向。那其他儒生呢，他们在哪里？以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存在？学者或是官员？大家谈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是指什么？是说儒家思想出现在精英阶层的话语当中，还是说儒生本身能够行使政治权力？这些问题开始引导我着手重新审视《史记》《汉书》。

每一个人都可以定义“儒”，定义谁是“儒生”，但是每个人在定义的同时，也会带入自己的偏见，带入自己已有的预期和思维定势。当代学者可以对儒生的定义，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研究方式。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努力地抛开已有的成见，重现历史。所以我关注的是在汉代同时代的人如何定义“儒”。具体来说，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寻找的是已有的史料怎么定义“儒”或“儒生”。因为西汉历史大致基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我所寻找的就是在《史记》《汉书》中谁被称作“儒生”。

很明显，司马迁和班固不会把所有的官员或所有的学者都称为儒生，那他们在进行划分归类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标准的背后隐藏了他们对当时社会或官僚系统的哪些观察和看法？有人会质疑，司马迁和班固也是有偏见的。对，司马迁、班固都有自己的偏见，我们所有的史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史料，都没有完全客观的，都是被剪裁了的、带某种偏见的史料。我们必须正视史料的偏见，才能离历史事实更进一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历史的不带偏见的重现几乎不可能，史料和个体的视角认知局限，决定了完全复原历史的不可能性。但是要尽可能准确和全面地还原史料中的历史，只有对史料新的、透彻的把握，才能能让我们不断接近历史本身。

在研究的问题和所用的概念明确之后，我就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史料重构工作。穷尽史料是我自己治学的标准，秦汉历史有限的材料让穷尽史料这种方法和理想成为可能。这个思路之下，我把《史记》《汉书》中提到的儒生梳理出来。

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史料中记载的汉武帝时期的儒生非常少。这跟传统的认知——“独尊儒术”形成了强烈反差。我开始询问：儒生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境遇下生存呢？孔子说“三十而立”，那么儒生是如何立足于西汉社会，他们有什么样的抱负，如何实现的呢？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安家立命”呢？历史记载的儒生大都是以官员身份出现，那么儒生官员之外，是哪一部分群体在行使政治权力管理西汉这个大帝国呢？在这些问题的驱使下，我开始系统地梳理汉武帝以来有记载的所有高层官员（三公九卿、将军、京城官员），把他们的家庭背景、仕途途径、学术倾向和社会关系网络做了一个系统整理。受益于数据人文的成果（感谢“汉籍全文资料库计划”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对公众开放了他们整理的数据化史料），让我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尽可能全面的整理。这些对传统史料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成为了《巫蛊之祸和儒生帝国兴起》的基础。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中，儒生作为一个群体，是在汉武帝之后的霍光时代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获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常识”？

蔡亮：在我做完从汉武帝开始到西汉末年有记载的三公九卿的数据统计之后，我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被司马迁或者班固称作儒生或者儒生官员的人数汉武帝一朝非常少。在地毯式地搜索了一遍之后，发现只有7名高层官员在汉武帝54年的统治中被称作儒生，而有详细记载的汉武帝一朝的高层官员共有76位。统计数据显示儒生在汉武帝一朝，仅仅是少数派。而且这7名儒生高层官员能够行使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儒生之间经常互相陷害斗争。熟悉的认知认为，“独尊儒术”依靠了制度上得保证，即设置太学、建立五经博士和察举制度。但是当我们分析梳理汉武帝所有高层儒生官员的仕途之路时，发现很少人通过太学和察举渠道进入官僚系统。其实汉武帝的三公九卿中，只有公孙弘的仕途之路始于察举；只有倪宽通过太学进入到官僚系统。无论是数据还是有记载的儒生仕途之路，都与我们已有的常识性认知，即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新发现的材料对我自己的传统认知进行了颠覆，所以当时想到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再阅读。再阅读有两个目的：第一，我想重新审视当代学者如何解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二，我想弄明白已有的主导学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

在重新阅读的时候，发现中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开始质疑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一命题了（丁四新先生在2019 年对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国内的研究有比较详尽的综述）。比如福井重雅先生认为，武帝并未像我们普遍相信的那样设五经博士。（参见福井重雅,《六經六藝と五經：漢代における五經の成立》,《中国史学》4(1994):139-164）平井正士、鲁唯一、朱维铮质疑董仲舒在武帝弘扬儒学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平井正士,《董仲舒の賢良対策の年次に就くて》,《史潮》11no.2(1941):79-116；Michael Loewe,“‘Confucian’Valuesand Practices in Han China,”T’oug Pao 98,no.1-3(2012):pp.1-30；朱维铮《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见《中国经学史十讲》第6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陆威仪认为，汉武帝封禅泰山的各种礼仪跟儒生的学说相距甚远。（Mark Edward Lewis，“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in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0-80）平井正士和李开元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儒生在武帝高官中人数相对稀少。（平井正士，《漢代における儒家官僚の公卿層への浸潤》,《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の会編》（国書刊行会,1982）,51-65；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收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大家比较熟悉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他对关于汉武帝史料进行了重新考察。王葆玹先生几十年前就指出，传统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被用来概括汉武帝的成就，然而直至公元12世纪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才创造出这句名言。

至于“独尊儒术”的叙述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让我去审视我们旧有观点的来源。有趣的发现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叙述大致来源于《史记》的两个章节，《孝武本纪》和《儒林列传》。而这两个章节都有自己的问题，具体请见我书中的详细文本分析。

什么时候这些研究能汇集成一股新的潮流，彻底改写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大叙述呢？这还需要学术界的集体努力。

澎湃新闻：为何司马迁和班固要“杜撰”出一个儒生群体？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蔡亮：我想我会避免用“杜撰”这个词。在统计汉武帝一朝有记载的儒生官员同时，我观察到，在这一时期的儒生官员之间并没有认同感，相反他们经常持有不同的政见，互相打击、排挤甚至互相陷害。公孙弘就直接建议汉武帝将主父偃处以灭族的极刑。而主父偃曾经偷出董仲舒的灾异著作，呈给汉武帝。当时恰逢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武帝认为此文暗含讽刺意味。董仲舒因此被投入狱中，最后勉强才保住了性命。

在这些语境下，再去阅读《儒林列传》，我就充满了困惑：为什么在儒生之间并没有互相认同的情况下，司马迁会将儒生官员跟其他官员区分开来，把他们当成一个同质的群体，单独为他们做一个集体的列传？

将《儒林列传》与《史记》的其他篇章所对比来阅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儒林列传》实际上呈现了一个乌托邦的儒生群体和政治生态。在《儒林列传》中，儒生之间由师徒关系组成了一个连续的、同质的群体，儒生可以通过对五经的研习直接获得政治职位。儒学知识和政治权力有着直接的对接，知识的积累可以直接获得官职，从孔子以来儒生的政治梦想在司马迁的《儒林列传》得以实现。

《儒林列传》中乌托邦世界与《史记》的其他列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儒生的知识并不能直接让他们获得政治权利，他们的仕途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朝廷中占主导的是权宦之家的后裔。在这种对比的阅读下，我们可以看到“多声部”的叙述。我想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司马迁是不是有意在《儒林列传》中创造了乌托邦的儒生群体和政治生态。

蔡亮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付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中，您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高官背景做了定量分析。如何想到这种方法的运用？您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怎样的突破？

蔡亮：当代学者运用数据资料对传统史料进行再建构有其自己的学术历史。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平井正士已经开始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探索；李开元在2000年的研究也遵循了同样的方法。这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儒生在武帝高官中人数相对稀少。

实际上，对线性的历史叙述资料进行重组，把相同或相似的现象、人物进行归类，这种研究方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会要》。我们具有的优势是，文本数字化之后，检索相同、相似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变得更有可操作性。人物不仅可以按照个体生平进行线性叙述，也可以根据某些特点进行归类重组。数字化人文让我们不仅能研究历史的个体，还可以研究共有某种特点的群体。对具有共同特点的人群研究，可以让我们从个体的微观视觉转移到鸟瞰的宏观视觉，对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发展动向有更好的把握。

结构性的人物数据资料库（Structured biographical data）已经在许多历史研究领域得以应用。学者们也用Prosopography来描述这一新的人物传记数据资料，具体可以定义为，“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on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a group of actors in history through a collective study of their lives.”——对具有相同、相似特点的人群进行系统研究。已有的成熟的结构性人物数据资料库包括： Byzantine-Arab Prosopography for the Period of the Macedonian Dynasty (867-1025), Prosop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roject, 和Prosopography of Anglo-Saxon England.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也希望我们能建构秦汉历史的结构性人物数据资料库，这需要集体的努力。

澎湃新闻：巫蛊之祸为何会给儒生集团进入政治领域创造良机？

蔡亮：公元前91年2月，此前十年一直担任太仆的公孙敬声因挪用原属北军的巨额资金被投入狱中。其父丞相公孙贺想方设法捉住了全国头号通缉要犯游侠朱安世，希望以此赎敬声之罪。但狱中的朱安世却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且公孙家族指使巫师对武帝施祝诅，又在通向武帝避暑夏宫甘泉的驰道下埋了用于巫蛊术的偶人。有司审案，指控被一一坐实，武帝马上诛灭了公孙贺家族。阳石、诸邑公主皆以巫蛊之罪处死。这次小规模的杀戮只是序曲，随后席卷整个朝廷的政治风暴更加血腥暴戾。

公元前91年夏，武帝按照惯例到甘泉避暑，然而这里优美如画的风景并不能缓解年迈皇帝的病痛。朝堂上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江充说服武帝，让他相信他之所以生病乃有人施巫术所致。忧心忡忡的老皇帝于是命江充穷治其事。江氏任用可能来自于中亚的胡巫搜寻用于祝诅的人偶以及徘徊此间作祟的亡灵。受到指控的蛊者与夜祠者被逮捕，打入地牢。班固写道，那里弥漫着疑犯们的呼喊哀嚎声与烙铁烫在皮肉上的焦糊味儿。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巫蛊的指控满天飞。据《汉书》记载，因此案株连而死者多达万人。

江充指控巫蛊邪气已经传入宫中，这一场腥风血雨由此达到了高潮。一旦他越过后宫宫门，第一批受害者就是那些皇帝不再宠幸的夫人们。江充一步步将矛头指向卫皇后，并放肆地指责太子刘据也参与了巫蛊之事——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刻有诅咒受害者形象的木俑。武帝帝身在甘泉宫不通音信，而自己的两位姐姐以及公孙家族惨死的下场犹在眼前，于是刘据听从少傅石德之议，矫诏将江充等人全部逮捕。协同江充办案的案道侯韩说质疑诏书真伪，当即被太子手下杀死。另一名忠于江充的官员章赣拼命逃出，奔向甘泉宫告变。

形势愈发严峻，太子将情况向母亲卫皇后和盘托出，取皇家武库兵器分发给长乐宫卫队，然后昭告百官，称武帝在甘泉宫身染沉疴，很可能已经薨逝，江充及其党羽欲趁乱夺权。刘据将江充处死，又在上林苑活活烧死了胡巫。随后他率众前往丞相刘屈氂府邸欲将其杀死，但后者则已逃跑。都城长安一片混乱。镇守京城的将领们无法相信皇帝支持太子这样做，于是都在观望。武帝一听到太子谋反的风声，马上起驾返回长安，令丞相率兵平叛，同时紧闭城门防止刘据逃逸。在随后的混战中有数万人死去，其中包括卫皇后、刘据及其部属，还有他们的整个家族。

巫蛊恐慌在公元前90年五月又一次重现，这次被指控施行祝诅的人换成了接替公孙贺登上相位并刚刚镇压了刘据叛乱的刘屈氂。其妻被控用巫术诅咒武帝。据说，她还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起祷告上天，让昌邑王刘髆成为新的帝位继承人。

刘屈氂与其妻自然难逃一死。李广利当时正率领军队在遥远的西部地区作战，听到消息后很快向匈奴投降，而李广利的全族被灭。下一场猎巫的目标是新任御史大夫商丘成，太常郦终根，大鸿胪戴仁，京兆尹建以及前任将军公孙敖与赵破奴。这些人都被指控行巫蛊之术，在前89至前87年间被相继处死。在同一时期内，还有十一位不在朝任职的侯爵被控犯下了巫蛊之罪，被定罪处死。在武帝朝最后五年间，长久以来一直掌控朝局的最有名望和权势的家族几乎被屠戮殆尽。

中西方学者都对巫蛊之祸有深入的研究，比如田余庆、蒲慕州、鲁唯一先生都对这个西汉历史大事件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对巫蛊之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索。一个角度是询问巫蛊之祸发生的缘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吗？什么导致了这场历时5年的政治精英大屠杀？另一个角度是考察巫蛊之祸对当时政局造成的巨大震荡。我的研究侧重于第二个问题。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结合数据统计资料，看到了巫蛊之祸为儒生集团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政治契机。

巫蛊之祸的大屠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曾经掌控西汉中央朝政几十年的仕宦大家，几乎都在巫蛊之祸当中被满门抄斩。比如刘邦的军功集团，其中很多家族从西汉建立之初直到汉武帝一朝都是朝廷高官的候选。但是巫蛊之祸之后，这些家族在西汉历史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出生于相对贫寒或者家庭背景不清楚的儒生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他们的师承关系和学术背景（对五经的研习）让他们与其他高层官员区分开来，而他们在高层官员的比重让儒生官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澎湃新闻：如果说巫蛊之祸造成了儒生帝国的兴起，对后续两千年都有着深远影响。那么是否可以看成一个偶发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您如何看待这种偶然性？

蔡亮：为什么儒生能成功利用巫蛊之祸造成的权力真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是当权的霍光的提拔结果吗？无论是人生还是历史都有一定的偶然性contingency，巫蛊之祸之后，毫无政治经验的韦贤和蔡仪被直接提拔到政治中心成为丞相，的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霍光需要有人为他掌控的昭帝一朝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但是，儒生能够成为霍光的候选有两个条件需要满足：第一，儒学的思想一直在不断地被阐释和宣扬，在政治精英阶层中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很难想象一种完全死亡的思想可以为一个有危机的政权提供有力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儒生虽然在霍光之前的政治领域影响力非常有限，但是在民间应该还是有自己的传统。另外，一部分儒生在巫蛊之祸之前就进入到了官僚系统，在当时的中层或下层担任行政官员。他们当时的身份与文吏有所重叠。这部分儒生通过他们的行政治理能力和自己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在巫蛊之祸之后爬升到官僚系统的顶层，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魏相。

偶发事件可以让某种积蓄的能量在历史的某种时刻爆发，但是长时间以来积蓄的力量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儒学的思想，尤其在“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秦汉帝国，有其非常关键的价值。但是思想如何能够改变历史和现实，有时候的确需要等待机遇。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