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近代上海有八成人都是贫民，上海给了他们什么？

8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了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并召开了“城市、文化与国家：上海历史及其超越”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做了名为《近代上海城市对于穷人意义》的主旨演讲。

“这些年我头脑里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对穷人来说，有什么意义？”熊月之在演讲中表示，“人们所看到的关于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叙事，有两类表述最为普遍：一是穷人遍地，棚户连片，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一是两极分化，极端悬殊，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熊月之却认为，近代上海城市虽不是贫民的天堂，但至少是他们的希望。

近代上海有多少穷人？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者为贫困。已有学者根据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资料，发现近代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恩格尔系数已达或超过60%，临近绝对贫困状态。

“在近代上海周边地区，地主与富农的比例不到10%。”熊月之认为，尽管在战乱情况下，地主富农也会进入城里。但是，在灾荒来临或迫于生计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更易于流入城市。“按照这样的阶级比例与流动可能性而言，将进入上海的绝大多数人视为贫民，是不会与实际相背离的。不同时期上海城市人口变化很大。但是就比例而言，其贫困人口总是占80%以上。”

“而上海，为广大贫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熊月之分析，绝大多数贫苦的农民来上海后进入了工业部门、家庭服务、无业这三个领域。“以上三类，即工人、家庭服务业人员与佣工、无业人员，都对文化要求与职业门槛要求不高。此三类人员相加，几乎占上海15岁以上人口的四分之三。”

其中，上海工人最多时超过一百万，通常占据上海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家庭服务人员的人数也很可观，一般占在业人口的20%至22%。这类人员和佣人相加大概占26%，同样是四分之一的比例。

而工人、家庭服务业人员与佣工、无业人员又可以分为比较贫穷、非常贫穷和极端贫穷三种情况。工人就属于“比较贫穷”。与乡村农民比起来，工人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熊月之说，上海雇佣工人的最高工资是农业劳动者的 7-10 倍，最低工资也是农业劳动者的 3-7 倍。而且上海工人的收入也比外埠同类工种的收入高得多。有资料显示，同一时期，南通大生纱厂工人的平均工资要比上海纱厂的工资低10％至20％，上海火柴业工人的工资是重庆同类工人的2-3倍。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进行工人运动的重点。”熊月之表示，已有很多学者对上海工人阶级作出分析，但他依然有所补充。

“在上海这样的急剧膨胀起来的社会里，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苦力工人，都主要是刚刚离开乡村的农民，他们与乡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其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都无时不处于与农村的比较之中。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比在乡村更好，更能维持，更有盼头。特别是庞大的苦力与无业群体，映衬出产业工人还算不错的社会地位，还有令人羡慕的地方，还有一大群待业群体在觊觎他们的位置。”

在熊月之看来，普通工人可能不懂得很多理论，但他们明白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的处境与破产农民很不一样。“正因如此，毛泽东发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获得了成功。”

穷人集聚，会带来什么？

“上海吸纳了那么多的农民，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他们的社会提升提供条件。这些都是城市集聚功能的体现。”熊月之说，“生活在上海的那么多穷人，集聚在闸北、南市、杨树浦与浦东一带。那里有廉价的房子，廉价的医生、学校，从而成为相对贫困又相对自洽的贫民社区。”

在熊月之看来，与充满活力的上海社会大系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贫民集聚会给贫民催生出向上浮动的期待。因为，在他们身边，就有从贫民区走出的成功人士。如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昌，如卖水果出身的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拉人力车出身的顾竹轩。“而且，贫民集聚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得贫民问题凸显，引起社会各界重视，迫使政府下大力气去解决。”

“贫民集聚，也能分享到上海这个城市的一些综合型设施与优势。”熊月之以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救治能力为例，提及民国时期大城市的能力强于小城市，小城市的能力强于乡村。“在上海、南京、北平这些大城市，由于自来水厂的设立、饮用水的安全、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等，由于卫生防疫措施的制定实施和保健工作的推行，天花、痢疾、伤寒、肺病、霍乱等传染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同时期的乡村，这些设施、措施仍然缺少，这些疾病依然是农村人口死亡的最重要原因。”有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等城市普通死亡率为14.17‰，同期中国农村人口的普通死亡率为27.1‰，农村人口死亡率几乎是大城市的2倍。

“再退一万步说，集聚在上海的穷人，即使到了山穷水尽地步，比起乡村来，上海有钱人多，慈善机构多，好心人多，新闻媒体多，对于穷人的发现与救济也比乡村要好得多。哪怕死在上海，也还会有同乡组织或其他慈善机构帮其入殓安葬，而在乡村，则可能连这点死后待遇也没有。这是上海贫民，宁愿在上海受苦受穷，也不愿意返回家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