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中国的钢铁业正面临着一个机遇

主讲人：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主题：“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47次季度报告会

时间：2016年8月13日

主办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

8月1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47次季度报告会上发表演讲，结合全球钢铁长期产业转移的历史背景，分析了中国钢铁业当前遭遇产能过剩的情况，并对钢铁业未来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卢锋指出，从世界钢铁史来看，中国钢铁业现在面临的困难可以被理解为是第三次全球钢铁产业转移阶段性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钢铁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机遇。

钢铁行业有其特殊性，产能退出需付出巨大的成本。卢锋认为，国内仍要力推结构改革，钢铁行业不是政府要哪个企业出局，而要坚决由市场来决定谁进谁出，利用市场规则来化解产能过剩，推进产业升级。不仅如此，对外政府要积极协调钢铁大国的关系，参与改进国际治理的规则。顺应国际客观规律，认识中国钢铁崛起的内在逻辑，实施结构性改革与提升开放水平的对外、对内统筹的政策。卢锋相信中国在未来将有可能迎来自己的钢铁时代。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卢锋发言内容的摘录：

中国钢铁业的三次转移

换个角度看中国的钢铁业，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机遇。具体来说，从全球钢铁长期产业转移的历史来看，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第三次产业转移阶段性的现象。实际上，中国钢铁行业从新世纪初年，数量空前扩张，逐渐主导全球，经过了一个全面提升和崛起必经的阶段。因此，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理解钢铁形势的现状、特点和原因。

从世界钢铁发展的历史来讲，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近现代钢铁业英国是主导国家，随后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转移。第一次是美国的崛起；第二次是日本、前苏联、德国的发展使世界钢铁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最后一次是中国，特别是在上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强势的崛起，我认为这正在改变全球产业的格局。理解这三次转移的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的形势是有意义的。

钢铁的产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分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三次钢铁产业转移最直观的指标是各个国家主要钢铁产量占世界产量的比例。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钢铁业正在势不可挡地往上走。经过过去十多年进一步的发展，其他国家的钢铁产业基本上看不见了。早先英国主导60%的钢产量，其中主要是铁产量。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崛起，之后大半个世纪，美国的钢铁业尽管有波动，但仍是绝对的主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和日本的钢铁行业快速成长改变了世界格局，形成了第二次钢铁产业转移。现在，中国钢铁的产量达到将近世界产量的一半，这个格局可能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延续。

为什么会有钢铁的转移呢？我个人觉得，第一是需求决定未来。大多数钢铁业崛起的背后一定有巨大的内需支持。第二，技术转移的创新规律。前沿国家原创的技术更有可能在一些追赶的国家更好地开花结果。最后一点，钢铁大国的崛起一定需要高速的投资，引进新的技术，同时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的熟练程度。

中国的钢铁为什么能崛起呢？第一是技术路径的转变，第二是国产设备制造能力的提升，第三个是固定投资的支持，第四就是节能减排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最后一个是大规模的应用优等品质的国外铁矿石资源。

技术的变革非常重要。宝钢当时举全国之力，几乎用了整个工业投资的总和来做一个项目，采取全新的技术，然后在这个阶段消化、吸收、创新、集成。到1980、1990年代，又开始了钢铁业内六大技术的攻关。我认为这对整个中国技术能力提高非常重要。到了新世纪，我们改进了高炉的大型化、信息化、智能化，带动整体的钢铁供应链，供给侧能力有所提升。

钢铁投资的设备过去要进口，就出现了市场化的进口替代。关于中国的钢铁制造设备，我看到了一些数据，基本上在过去三十年下降了40%到50%，比1990年代平均投资一个钢铁产能的设备，实际价格下降了一大半。我们钢铁设备的投资成本跟国际比较起来有巨大的优势。

这两年我去过几次唐山，北京首钢在唐山建了一个公司，那几乎是我第一次看到基本没有粉尘的钢铁厂，肯定是全世界一流的，一点粉尘都没有。但是在曹妃甸几十公里以外，你要到民营的小钢厂去，基本上跟我多年前看到的情况一样。环保其实就是成本问题，花一两百块钱一吨的成本，环保基本上能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没有问题，就是需要不断地竞争和提升。

最后，中国整个的钢铁供应链向沿海市场化的调整，可以利用国际市场上优质的铁矿石资源，使得一系列先进的技术设备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的效能，这也反映了我们供给侧这一端的革命。

国内外钢铁业的形势以及成因

产能过剩，数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价格正在大幅度下降，价格在年初低谷的时候，可能比2007年、2008年最高峰下降了70%，比2010年四万亿刺激以后的阶段性高峰下降50%到60%。很多行业的价格都在下降，PPI一直在下降，但是钢铁下降的幅度应该几乎是所有行业最厉害的。利润和投资也在下降。既然产能过剩、价格下降，那利润一定会下降，然后又带动了投资的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共性的原因，也有个性的原因。共性的原因，我们新世纪的初年，宏观经济经历了超预期的增长，需求非常旺，不管生产多少也满足不了需求。乐观的预期导致了过度的投资，再加上后来四万亿的叠加。随后需求下来了，产能就过剩了。这样的背景应该说对工业的产能过剩和目前的经营困难有普遍的解释，这是共性的解释。

要理解钢铁业为什么价格降得这么厉害，需要从钢铁行业本身的一些技术成本的结构特点去找原因。简单来说，需求下来了，市场就要调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调整两条，一个是数量，一个是价格。钢铁业由于行业的技术成本的结构特征，使得数量调整变得特别的困难。钢铁的大多数固定成本就是其生产成本。所以导致了你在调减数量的时候会面临一个特殊的困难——数量调节的灵活度大大地下降，退出的门槛非常高。

钢铁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高炉，高炉点火以后没法停，不是技术的问题，是因为停一次代价太高。我去调研的时候，厂长说：“没法停，停一次小的高炉可能也要上千万的代价，大一点的就是一两千万，所以停一次几乎厂子就要破产了”。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产量的调减面临巨大的成本。

钢铁行业有它的特点，导致了地方政府对钢铁有极大的保护和很多补贴，这也使得钢厂退出市场更加困难。数量调节面临巨大的困难，加上价格调节的力度非常大，就形成了我们现在钢铁形势严峻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说价格调节不好，在客观上也是一剂苦药配合调节。

钢铁价格下降导致企业投资少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用限制投资，事实是没人敢投资了。因为价格下降了，环境不好，投资自然就少了，于是就调减了产能的增量。如果没有地方保护，就会倒逼一些高杠杆、高负债、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在这个过程中会优胜劣汰，也会鼓励大家去提高。

至于外部形势，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特点，我想着重从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的角度，对它做一个解释。钢铁出口最近几年增长非常快，中国钢铁出口占全球的比例在快速的上升。中国在国际上，贸易摩擦也增多了，钢铁一直都是贸易摩擦的重点。钢铁业成为国际对话热议的问题。钢铁国际对话主要是欧美主导的，对中国有很多的责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觉得可以提一个概念来讨论，就是全球钢铁贸易的再平衡。把全球的钢铁贸易除以钢铁产量，得到贸易产量的占比的指标。所谓贸易再平衡，现在正在经历这个指标向上的趋势。这样的过程给中国带来了客观的机遇，就是贸易的增加。中国是新兴国家，出口竞争力比别的国家好。但是反过来，出口增加太快，由于大家都不好过日子，那么难免别人会指责你。甚至在国际钢铁贸易中，有一些国家说我们是围攻，这使中国处于被动的局面。

二十世纪后半世纪的五十多年，指标尽管趋势一直上升，但是中间有一个拐点，1980年代后期美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个变化，总的来讲是从10%上升到2000年的40%。这个指标由于阶段性的原因，有一个巨大的回调。我觉得实际上最近几年开始，这就是稳定并且有趋势回升的前景。有可能未来五到十年，这个比例能达到2000年40%的历史峰值水平。如果我们假定钢的产量维持在现在的16亿，最后也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潜在的贸易的增加量，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增加量对中国来讲是有重要含义的，这是一个将近1亿吨左右的贸易增加量。所以我觉得近年来中国钢铁出口增长比较快，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产生的。

那怎么做到回升再平衡呢？我觉得两个条件，一个是创造贸易量的增量。中国跟周边国家搞合作发展，“一带一路”提供了合作机遇，我们做的数据就反映了这点。比如，中国对巴基斯坦过去只有几十万吨的出口，近两年则达到了260万吨，显然是中巴合作项目增加的出口。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国家，以及包括非洲的出口都增长很多。这反映了钢铁贸易增量的创造，这应该是积极的，体现了一个共赢的概念。

贸易增量也可能会通过存量调整来创造。发达国家钢铁在开放的背景下搞不下去了，钢铁产能就要减少，他们的钢铁需求可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过程注定是痛苦的，在利益矛盾上显得非常尖锐。因此，中国一旦面临贸易利差，国际钢铁对话中我们的压力就会增加。现在，我们对国内和国外的政策都需要做一些调整。国内的政策仍要坚持改革调整，但需做一些完善。

我觉得在去产能的问题上，要结合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策的托底作用。存量调整是去产能的要点，强化市场的纪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的作用。这里面治理僵尸企业最关键的措施还是政府应该减少对企业的直接的补贴和保护。也就是媒体说的，“要挪掉呼吸机，拔掉输血管”。我觉得，这不是政府部门要哪个企业必须出局，而应该由市场最后决定谁进谁出。

另一方面，应鼓励市场竞争的兼并重组。兼并重组在经济周期的调整阶段有非常积极的功能，但是应该让市场规则对兼并重组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我个人觉得不要因为我们想提高市场集中度就来搞兼并重组。这件事情不要过于纠结，应该让市场决定。兼并重组中政府的主导很重要，但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对职工的保护。

外部政策要改变过去相对在国际对话中比较保守审慎的态度，应该积极主动地参加对话。因为这对于维护钢铁行业大体开放的国际环境是好的，或者说这有潜在的机遇。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应该利用这类机会，来维护一个大体开放的环境，这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基本立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同意国际钢铁产能的配置和贸易的流向应该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应该用竞争规则来维护。无论是在今年4月份的OECD八国钢铁的联合声明中，还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公告中都强调了这个共识。既然市场决定，就应该主动地提出一个全球钢铁通过市场机制去产能的规划，然后把这个规划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做一些批评。

如果中国在短期内钢铁增长的速度太快，按照WTO的救济原则，我们不妨做一些主动的协调，本着坚持市场化调整的基本方向，我觉得这背后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近年来的钢铁业形势尽管困难，但折射了中国钢铁产业转移背景下崛起的机遇。这是中国的钢铁从规模扩张转向全面提升改进的调整阶段。所以，对内要力推结构改革，采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推进产业升级。对外要积极协调钢铁大国的关系，改进国际治理的规则。顺应国际客观规律，认识中国钢铁崛起的内在逻辑，实施结构性改革与提升开放水平的对外、对内统筹的政策，我相信在将来中国有可能迎来自己的钢铁时代。

（本文内容依据现场录音和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