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巴西社交网络舆论战，希拉里是进步主义者吗

为何里约奥运会上鲜有世界纪录被打破？

龙清泉在里约奥运会打破男子举重56公斤级世界纪录。

在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巴西是个异类。因为巴西并不富有，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剧变。但除此之外，里约或许还很难迎来运动员成绩的突破。相较于之前两届奥运会，里约奥运会上鲜少有世界纪录被打破。《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是因为里约缺少让运动员——尤其是田径运动员能够超常发挥的地理、环境条件。

里约处在海平面。这对沙滩排球这样的项目有利，但对田径却有害。因为这意味着里约的空气比高海拔地区要密度大。而短跑、跳跃、投掷都是无氧运动，多余的氧气对它们并无助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由于墨西哥城位于海拔两千米之上，那里的空气密度只有里约的五分之一，从而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的空气阻力，因此，当年百米短跑的二十五次最佳成绩中，有八次诞生于奥运赛场。长跑运动员无疑会喜欢里约充足的氧气，但却受不了那里亚热带的炎热。对马拉松而言，最好的温度是十到十六摄氏度，这显然不属于里约的白天。室内项目当然不太会受到前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由于组织者并没有在场馆建设时运用更多的智慧，一些人为的有利于成绩提高的设施条件都没有到位。

巴西社交网络上的舆论战：大公司Vs.土著百姓

Guarani-Kaiowá人的呼吁页面。

最新一期《新左派评论》上也有一篇文章和巴西有关。巴西西部有个叫Mato Grosso do Sul的地方，那里的土著民族叫Guarani-Kaiowá，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时期，土著人统统沦为奴隶。后来，这块地方卖给了农业公司，吸引了众多海外资本，而原来的土著民族则被赶了出去，只能在十分有限的保留地内活动。自1970年代末，土著社区想收回自己原有的土地，重返家园。尽管他们的诉求得到了1988年巴西宪法的支持，但由于政府的低效和腐败，事情进展得非常缓慢。此外，农业公司的势力还雇用武力阻止这个进程，导致杀戮频发。当地的主流传统媒体被农业公司控制，土著百姓便想诉诸新媒体，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于是，农业公司和土著百姓在Facebook上展开了一场舆论战。

然而，代表土著百姓立场的页面在Facebook上鲜有人问津。为什么？这就与这篇文章的主题——社交媒体的筛选算法（filtering algorithms）有关。我们一打开社交网站的主页就会看到即时的动态流，而选择哪些项目在动态流中显示，并决定项目排序的正是筛选算法。换言之，这些算法能够决定张扬哪些声音，压抑哪些声音。根据这篇文章的研究，筛选算法所依赖的是商业和广告的逻辑。文章归纳了六种项目筛选逻辑：流行程度（越流行的可见度越高）、相似性（被视为同一类型的用户会显示彼此的内容）、社会关系（朋友会显示彼此的内容）、付费赞助（赞助商付费的内容会置顶）、订阅习惯、时间（越新的可见度越高）。

回到农业公司和土著的百姓的舆论战。由于农业公司向Facebook付费以提高自己一方立场的可见度，由于它总是发布“讨人喜欢”的内容，而土著百姓则会发一些涉及暴力的画面（前者就比后者要多收获更多的赞从而符合流行度的逻辑），由于Facebook让有社会关联的人看到相似的内容，并拒绝向人们呈现与自己政治立场相悖的观点：最终，在筛选算法的作用下，土著百姓的声音根本传递不出去。

文章认为，筛选算法不仅不起眼，还是连续的、自动的、普遍的。即便在没有国家调控的网络平台上，它依然会运作，因为它就是社交软件架构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所谓信息的自由流动根本就是个幻象。此外，筛选算法促进或压制的并不是言语行为本身，而是其抵达听众的能力。每个有社交媒体账号的人都可以说话，但筛选算法能限制人们听到什么，限制言语如何流转，而这些限制正是由广告的政治经济学所过度决定的（overdetermined）。于是，这里最核心的问题便是言语的流转，是可听闻度的政治（a politics of audibility more than of free speech）。当我们识破了筛选算法的所谓中立性后，下一步要做的应当是设想一种受不同政治原则启发的替代性算法逻辑。

如果希拉里是进步主义者，那“进步主义”这个词就废了

希拉里·克林顿和蒂姆·凯恩在宾州。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择了蒂姆·凯恩作为自己的副手。很多人把蒂姆称为“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那到底何谓“进步主义”？蒂姆，包括希拉里是进步主义者吗？最近In These Times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文章指出，事实上，蒂姆·凯恩是民主党内一个相当保守的人物。他和金融业关系密切，他支持反劳工的政策，支持“自由贸易”，支持限制堕胎。显然，如果蒂姆也被称为进步主义者的话，那进步主义这个标签就成了某种营销工具，成了一个不知所指为何的空洞能指。

文章接着梳理了“进步主义”在美国的演化历程。

发端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并在二十世纪初开花结果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提倡用科学、现代性和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它支持反垄断法、妇女普选权、食品和安全法规、教育改革、联邦所得税，以及旨在根除政治腐败的一系列措施。不过进步主义也有阴暗面，曾经的进步党人西奥多·罗斯福就支持优生学和帝国主义。

到1948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美国总统。但此时，曾经的进步主义运动已经不复存在，它被1930年代以来的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取而代之。华莱士的进步党则是当时美国政治光谱中最左的政党。它与冷战时反共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它欢迎红色分子，支持劳工权利，把民主共和两党视为“大公司的拥趸”。直到九十年代，“进步主义”总是和左翼政治相关——成立于1991年的国会进步党团会包含了国会中最左（liberal）的成员,包括七十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后者碰巧就是伯尼·桑德斯）。

尽管“进步主义”暗示了某种处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左翼政治，但它也经常被用来表达某种温和的立场。早在1970年代，由于当时“自由主义”的名声不好，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家就用进步主义作为其立场的委婉说法。而当亲商界的民主党人在1980、1990年代掌权，由于他们和传统的自由主义相去甚远，他们同样也面临着自我命名的难题。这些民主党人不愿意认同任何政治倾向，他们自视为中间派，但显然，没有一个中间派愿意这么称呼自己。于是他们先把自己称为新自由主义者，接着又叫“新民主党人”和“第三条道路”，但渐渐地，“进步主义”成了他们更偏爱的标签。因为这个术语合乎这样一个目的：它能把肮脏的政治洗白，还人人喜闻乐见。

奥巴马是第一个把自己视为进步主义者的当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是在2008年当左派分子批评他右转时这么说的）。自此之后，政治人物纷纷效而仿之，以进步主义者自居。其中就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在这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桑德斯和希拉里激辩：何为进步主义。当桑德斯说一个真正的进步主义者不该是建制派，希拉里回应说：“我是一个能成事的进步主义者。进步主义（progressive）这个词的词根是进步/进展（progress），所以一个进步主义者就是能取得进展的人。”

当“进步主义”成了一个没有特殊内涵的无意义术语时，用它来描述希拉里或许还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