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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祁观|冰火铁血(二):山谷中的迷雾

祁昊天
2021-10-29 17:35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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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向美军和联合国军发起的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对西线美第8集团军、27日对第10军发起的第二次战役,在一个月内接连使敌人陷入首尾不能相顾被穿插分割各自为战的境地。

西方历史和评论界认为,美军及联合国军的溃败源于“现代战争史上最大的情报失败”。这种观点不完全准确,它忽略了志愿军指战员大无畏的牺牲、高昂的士气、坚强的纪律与出色的轻步兵战役战术能力。

不过从失败者的角度看,自上而下、错误迭出的情报与指挥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线长津湖战场,上自麦克阿瑟,下至战场指挥官,都将作战计划基于“志愿军力量不大、已在退却”这样的假设,一头扎进了10万人的口袋。

战场迷雾是战争、战场环境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综合,无论战略还是战场情报,都需要对敌人的力量、位置与企图做出研判,而美军则在情报手段、情报体系、上下级指挥与沟通等方面凸显了一个“乱”字。相比之下,虽然志愿军由于装备、通讯、后勤、地形、气候等条件的限制,也出现了一些战役与战术局部误判,造成部署和进攻选择不当,但是在大方向的判读上是稳健的,指挥体系也是工整的。

战略、战役情报错误

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在长津湖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此时,根据美军远东司令部司令麦克阿瑟以及朝鲜战场美军东线第10军情报部门的判断,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只是第一次战役后的零星余部。

志愿军夜间隐蔽行军,白天则蛰伏于山林,这需要极大的牺牲与极高的纪律性——美军既没见识过,也无法理解和想象。而美军主要依靠空中侦察,效果非常有限。加之第10军的情报部门缺乏人力和能力,基本原封不动地就把远东司令部的情报结论呈交给了军长阿尔蒙德。

头重脚轻的战场情报体系,为美军在长津湖特别是水库东侧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战后被认为是过于蛮干的阿尔蒙德,在初入东线战场时是比较谨慎的。1950年10月底,第10军陆战1师前卫部队在长津湖以南山谷与志愿军发生接触。美军并未太过费力就接近了长津湖地区,但这次遭遇战也使阿尔蒙德心生忌惮。与数周后表现头铁不同,此时的他打算将第10军整体后撤,并在兴南港附近进行防御作战。

11月6日,远东司令部的会议证实前方存在志愿军部队的情况。第二天,阿尔蒙德召集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第7师师长巴大维,宣布了后撤决定并得到两位师长的支持。此时,第10军的主要指挥官们相信,凭借火力优势,他们能够且应当首先在防御作战中击败志愿军,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向鸭绿江挺进。

假如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志司和志愿军九兵团诱敌深入并在水库周围山区将其分割歼灭的计划可能会落空。当然,后撤也可能使美军西线第8集团军侧翼出现风险——这种可能影响了麦克阿瑟与阿尔蒙德最终的决定。

 前期相对谨慎的第10军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其一,第一次战役期间西线美第8集团军骑兵第1师在云山遭到的沉重打击并未引起自阿尔蒙德及其手下指挥官的重视,几周后,以“北极熊团”为骨干的31团级战斗队(RCT31)复制了骑1师的狼狈,且犹有过之。

其二,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主动后撤,对于这种大建制轻步兵的高超战役战术机动能力和诱敌深入的谋略,骄横的麦克阿瑟和他的将军们完全无法理解。单纯依靠空中侦察的情报部门,在志愿军首次出击之前未能为美军提供有效的情报支持,在志愿军主动后撤之后再一次成为摆设——由于没有发现大规模后勤调动,美军情报系统以己度人、经验主义地认定中国军队并未大规模参战。与此同时,志愿军指战员通过出色隐蔽机动、无依托穿插和非常人所能承受的牺牲所换来的战场优势逐渐成为现实。

此后,虽然前线陆战1师的部队开始与小股志愿军发生接触,并接连向后方报告从俘虏与当地百姓处搜集到的情报——包括长津湖地区存在数个志愿军师级单位,其目标为切断陆战队至后方的补给线——但是这些情报并未对阿尔蒙德后面的决定起到实质性影响。

作为麦克阿瑟的“小老弟”,阿尔蒙德对其命令近乎无条件服从,对远东司令部情报更是严重依赖。此外,陆战1师与第10军的情报共享也可能存在问题。据陆军7师军官回忆,11月27日10军的晨会简报没有提及任何有关陆战1师防区内出现志愿军的情况。而此时离九兵团发动进攻只有半天时间。

不论是陆战1师前锋部队的情报没传到军部,还是完全被10军高层忽视,都凸显了长津湖战役前美军情报链的运转不畅,而陆战队与陆军之间的不和谐、阿尔蒙德与史密斯的不睦,加剧了这一问题。

11月11日,在第10军军部会议4天后,阿尔蒙德推翻了原来的后撤防御命令,要求所有部队继续向北推进。在这几天里,美军所遇到的志愿军部队都没有过多纠缠,这使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们愈发坚信远东司令部的情报判断是正确的,亦即“前方只是北逃的零星残余共军”。

11月20日,陆战队占领长津湖南端、水库东西两线Y字形的交叉点——下碣隅里。第二天,10军下达第8号作战命令,要求陆战1师向西北柳潭里攻击前进,并从太白山西侧迂回美第8集团军正面志愿军的侧翼。

之后又4天,美第8集团军前锋部队一路北进,逐渐脱离己方炮火支援范围。25日晚,第二次战役首先在西线打响。24小时后,美第2步兵师被打残。26日,阿尔蒙德得知第8集团军的遭遇,同一天,第10军也终于摸清,在柳潭里陆战1师部队正面出现了三个志愿军师的番号。但从战略与战役态势上,对美军来说,一切为时已晚。

 战术情报缺失

不过回过头看,在战术层面上,美军的情报工作并非没有机会做得更好,RCT31也有避开歼灭性打击的可能。

志愿军攻击发起之初,RCT31各部在水库东侧的位置非常分散,相互难以形成有效支援,其战场情报工作更是糟糕。指挥官麦克莱恩上校曾派出一个侦察班深入山谷北侧,因为他此前收到情报说这里有接近一个营的志愿军部队。不过,这个班很快便被志愿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而麦克莱恩此外并未再做其他尝试,也未得到任何关于志愿军的确切消息。

27日战斗打响前约48小时,费斯的32团1营抵达1221高地南侧地域,这是RCT31接替陆战队5团一部之前所掌握的最重要地点,也是一周后麦克莱恩与费斯相继在RCT31指挥官位置上战死、RCT31濒临崩溃时无法突破的关键封锁点。在此处,美第7师与RCT31各级部队和指挥官出现了一系列战场情报判断失误,加速了它的覆灭。

26日上午,7师副师长霍兹准将来到1221高地,向费斯传达了RCT31后续部队即将抵达的消息,包括31团3营、31团重迫击炮连、57野炮营(欠一个连),以及随31团团长麦克莱恩进至水库东侧的31团团部、直属坦克连等。

费斯向霍兹请命,1营只要能够获得陆战队的炮火支援,并得到一个坦克排的加强,便可以独立向北攻击,而不需要等到与其他部队会合。费斯此前并无一线部队指挥经验,初入朝鲜时,其表现令军长阿尔蒙德颇为不满,这一点和巴大维有些同病相怜。并不认为前方有大股志愿军的费斯,此时急于表现,希望在向北突进至鸭绿江的行动中一战成名。

霍兹否决了费斯的提议。这之后费斯组织作战和情报参谋与连、排指挥官对前方陆战5团防区进行了侦察,结论是地势低洼、面积狭小,不符合防御展开的操典要求。在接到陆战5团水库东侧部队转向西侧的命令后,相对更加熟悉这片区域的陆战5团团长穆雷上校同样建议费斯在7师其他部队到达前不要进入这片区域。

这之后又约一小时,麦克莱恩来到1营,并告知费斯关于RCT31部队悉数到达后攻击前进的计划。费斯再次主动请缨,第二次对上级请求孤军越过1221高地,前出湖口以北。而这次,麦克莱恩批准了费斯的行动。

27日下午,费斯率32团1营进至新地域后,向各主要方向派出了侦察分队。此时离志愿军在长津湖发起进攻虽仅有几个小时,但可靠的战场情报仍可能帮助美军对兵力火力配置做更为合理的安排。不过,在恶劣的天气下,这些侦察分队前出距离和范围非常有限,未能发挥实质作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志愿军指战员在更为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能够抵近美军数十米处进行侦察。在发起第一波攻击时,冲锋的志愿军战士们对各自目标十分清楚。两相对比,高下立判。RCT31在作战初期情报工作不力,与美军朝战初期的兵员素质也有关系,这一点之后再谈。

费斯在北进前,与31团直属坦克连、57野炮营有过沟通,对27日之后的协同行动进行了商讨,包括避开夜间行动等。这些商讨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当面没有太大的志愿军阻力, RCT31可以在28日之后逐渐集中,特别是31团2营与团直属坦克部队能够顺利北上。

但实际上,坦克与炮兵指挥官对战场情况的掌握甚至还不如费斯,他们的部队自兴南港卸载、集结到北进,不过短短一两天时间,没有经历任何战斗、看到任何敌人。这些坐在吉普车内往返于长津湖与后方集结地域的指挥官亲眼“证实”了远东司令部的情报判断——当面无大敌,北进无大战。

美军各级指挥官在25-27日所做的一系列情报判断,注定了RCT31日后的溃败。在1221高地,志愿军的迅猛穿插与顽强阻击,阻断了32团1营、31团3营、57野炮营的弹药和燃料补给线路,破坏了美军步坦和步炮协同。而在志愿军连续浇灭南边后浦方向以31团坦克连为核心的北上增援企图,并稳固新兴里各主要制高点之后,RCT31主力的命运在战术层面也已经无可改变。

情报链上的人、技术与组织

站在当时美军的角度,出现上述误判并非完全不可理解——面对我方的战略判断、战役计划和前线指战员的出色行动与牺牲,美国人在情报上失算并不亏。

但美军所犯的错误依然值得参考。首先是技术依赖导致的盲目性。技术进步的确可以部分驱散战争迷雾,然而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战略、战役、战术、组织结构等各个层面依然具有很大影响。这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何况是当年——空中侦察并不能在降雪山区有效提高战场透明度,美军士兵又没有志愿军那样的战术水平、主观能动性与牺牲精神,这样一来,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都只能做睁眼瞎。

第二是组织因素对情报的影响。历史上的情报失败往往都可以在组织结构上找到原因。情报不仅涉及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更牵涉情报系统与指挥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结构。情报质量不仅依赖其准确性,更取决于情报分析生成的时机,与决策者关注问题的相关性,以及与指挥和决策人员既有思路的契合程度。组织和系统内部的情报沟通,是决定情报质量的关键问题。

机制体制问题、情报人员与指挥人员的信息不对称、行动权下放与决策权集中的矛盾、错误情报的误导、正确情报被先入之见所埋没等问题,都出现在了朝鲜战场的美军身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美军。

坏情报与坏指挥在战场迷雾中往往相伴而生,第二次战役时期美军在东线的指挥情况,我们后面继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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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单雪菱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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