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的奥斯曼版本：郭嵩焘眼中的俄土战争

2016年8月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因土耳其击落俄机事件而降至冰点的两国关系在短短不到一年到的时间内就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这也是埃尔多安遭遇政变之后的第一次出访。俄土关系的反转之所以令国际关注，一方面与当前的叙利亚危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自16世纪以来两国就因为在第聂伯尔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的争夺而积累了“世仇”和“宿怨”。数百年来，俄土关系一直触动着地中海东部和黑海沿岸地区的敏感神经。

鉴于两国关系的影响范围与“一路一带”战略所涵盖的地区密切相关，俄土关系也颇受国内关注。早在清末，由于奥斯曼帝国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命运，奥斯曼的对外关系也常常被中国人当作借鉴。在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也曾经奉行过和清帝国类似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战略，利用西方列强的矛盾进而从中获益。

1877年1月21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清朝驻英公使（兵部侍郎衔，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郭嵩焘抵达伦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驻外使节，比同为东方帝国的奥斯曼晚了将近80年。三个月后，奥斯曼和俄罗斯两大帝国兵戎相见，俄土战争再次爆发。巧合的是，1798年奥斯曼帝国第一位驻欧使节不但也是派驻英国，还与英使马嘎尔尼谒见乾隆帝（1793年）为时不远。但西化改革早于清朝半个多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摆脱为人欺凌的命运。虽然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始终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同为虽大而弱的东方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窘境难免不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感同身受，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对象。

郭嵩焘刚抵英国不久后，奥斯曼驻英公使莫拉射司巴沙（“巴沙”是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头衔，今多译“帕夏”）就来拜会。其目的是“欲连合中国以求自立，无为俄罗斯陵逼而已”。这在副使刘锡鸿的日记中可以得当印证。当然，郭嵩焘和刘锡鸿在日记中都没有记载如何答复这一联盟提议。但两国外交关系的长期空白说明这项提议是没有结果的。不过，这并不意味奥斯曼帝国走出了郭嵩焘的视野。与奥斯曼公使会谈后的第四日，郭嵩焘在报纸上得知奥斯曼前首相密得（今多译“米德哈特”）因上书言弊而遭苏丹（“土王”）罢黜，由此联想到英国前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曾言“土国弊政无他，止是一切皆成具文，与中国如出一辙”。

不久，俄土战争爆发。光绪三年二月，郭嵩焘拜会日本、波斯和奥斯曼三国公使。奥斯曼公使就正在进行的俄土战争并结合本国几十年的西化改革告诫郭嵩焘：“五十年前，土国一无所知。电学始行，土国即仿为之，而后及机器局，而后及学馆，及兵法，而后及铁路，近更及其政教，是以犹能与俄人一战。使非此二十余年之功力，则惟束手听命而已。今日与俄人逼处，为所觊觎者，独中国与土耳其耳。愿常存俄罗斯三字于心，不可一日有忘。”

虽然战争的结局是奥斯曼帝国再次战败，被迫接受俄国的城下之盟。但奥斯曼军队绝非不堪一击，相反，其在局部战场上的优秀表现给俄军造成巨大伤亡。奥斯曼帝国“犹能与俄人一战”并非空言。

令沙皇“须发皆白”的奥斯曼军队

八月初五，卸任不久的威妥玛与郭嵩焘谈及俄土战事，认为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孤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三国皆会兵助俄”），难以抵抗俄罗斯。如果俄罗斯战胜，“诸国必有起而相助议和者”；相反，如果奥斯曼战胜，则和议难成，因为俄罗斯在没有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必然耻于和谈。说明在一部分人看来，虽然奥斯曼的国际环境比较孤立，但也并非没有战胜的可能。十八日，郭嵩焘在报纸上得知:“俄国大军驻卑纳，屡败于土军，伤亡之惨，几于积骸成莽。俄君久驻鲁美尼亚（罗马尼亚—笔者注）都城曰布喀栗斯得（布加勒斯特—笔者注）忧愤不可言，须发皆白矣……德、奥两国方与俄人相结，而英人不利俄之得土也，坐观以待时而动。西洋战事恐未已也。”十一月初二，又见报道云：“土国苏利门巴沙攻克珥立拉城池，阿里巴沙由窝尔堪尼援阿思满巴沙于伯理卫拉，两处皆胜，俄兵战没三千余人，兵力终无已也。”

奥斯曼军队的顽强表现令沙皇“须发皆白”的表述未必可靠。但奥斯曼军队经过英国报纸的报道确实给郭嵩焘留下了顽强敢战的印象。尤其是阿思满巴沙(英译：Osman Pasha，今可译：奥斯曼帕夏)在伯理卫拉（英译：Plevna，今译：普列文）指挥防御，虽然最终被迫投降，但将近半年的顽强防御，给俄军造成4万人的伤亡。奥斯曼帕夏也因此获得了巨大荣誉。

但这些局部战场的战绩并不能扭转奥斯曼帝国战败的命运。八月二十九日，瑞典公使就对郭嵩焘表示：“土国屡胜不足恃，俄人激怒愈甚，则发之愈暴。欧罗巴各国皆不惬意土耳其。”接下来一个月的战况则使郭嵩焘感觉奥斯曼的处境极为不利。以至于在十月初六与威妥玛的会谈中，郭嵩焘表示：“日见新报数则，极为土国危之。”

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世界吗？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谈中的奥斯曼问题完全是被威妥玛当做清朝的参照物提及的。郭嵩焘主动告诉威妥玛自己有销差（辞职）之意，并告之原因是“在此无能裨益，分应销差耳”。其心绪低沉、压抑，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威妥玛才问及郭嵩焘对俄土战事的看法。郭嵩焘表达自己“极为土国危之”的看法后，威妥玛认为奥斯曼帝国固然与俄国有实力上的差距，但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外交孤立（“坐无援”）。对于郭嵩焘“何以无援”的提问，威妥玛给出的答案是奥斯曼帝国因为“太少内修之功，其被侵伐，人皆快之”。对此，郭嵩焘回想起奥斯曼公使所提及的西化改革，对威妥玛所言奥斯曼帝国“太少内修之功”的看法颇为不解。威妥玛则从奥斯曼帝国败坏的吏治入手，指出：“在官者黩货，讼狱刑罚，不一究心，百姓穷困无告，何谓内修？侭有一二才略能任事敢哉，而无一实政及民，其本已拨，西洋于此谓之乱国。”接着威妥玛从“内修”上给清朝开出药方，即:“从国政上实力求学，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对于洋务派的军事改革，威妥玛持批评态度，认为“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只小枪，修造几处炮台”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即便清政府比以前“稍知讲求交接”，但不顾百姓的做法仍会让西洋国家认为清朝“不能自立”，现在奥斯曼帝国“可为殷鉴”。

其实，威妥玛把奥斯曼帝国不利的国际处境过多地归咎于其国内治理，也未尝不失偏颇。郭嵩焘之前在报纸上也察觉到俄罗斯少有内修之处，即“俄国穷兵黩武，殆亦非所以保国也”。更何况威妥玛是为了打消郭嵩焘的销差之意，并提出自己的改革意见，才把奥斯曼帝国当做自己的论据提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威妥玛把奥斯曼帝国和清朝的孤立归咎于其内修太少的看法触碰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在19世纪的强权外交和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国际秩序中，道义究竟占有多大分量？

一战后，威尔逊主义的提出和国联的建立在国际关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被认为是赤裸裸的强权外交走向没落的标志，道义准则出现在国际政治中。但这样的解读难免让人误解为19世纪的国际秩序中没有一丝道义。

根据中东国际关系史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朗(L. Carl Brown)，早在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战争期间，公意(public opinion)就影响到欧洲政治家对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的看法。所谓东方问题实际上就是欧洲列强对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争夺和考量，充斥着现实主义的味道，但却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密切相关。郭嵩焘在英国所关注的俄土战争，就是东方问题史上的重要一幕。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领土的蚕食也正是打着斯拉夫民族主义和东正教的旗号。卡尔·布朗认为，19世纪的欧洲当国者在处理东方问题时，并非赤裸裸地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总是为自己统治别人寻找理由。“如此，奥斯曼帝国就被认为是无能无德的，或是脱离时代步伐的。”

诚然，道义问题影响着奥斯曼帝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早在1876年，以前首相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为代表的英国自由党就因巴尔干问题声讨奥斯曼帝国。1878年初，随着俄军进逼伊斯坦布尔（当时西方仍多称君士坦丁堡，晚清多译“君士但丁”），英国议会已就是否介入俄土战争展开讨论。郭嵩焘得知格拉斯顿不但反对介入，甚至认为“以土人据有亚细亚土地，俄人假手剪灭之，亦一快也。”要知道英国长期以来出于现实需要而支持奥斯曼帝国。19世纪30年代，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叙利亚大败奥斯曼军队，严重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却因遭到英国的武力胁迫而收手。后来为了遏制俄国的势力，英国帕麦斯顿政府又联合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帮助奥斯曼战胜俄国。而此时格拉斯顿因所谓道义而一反英国的传统政策，可谓是英国乃至国际外交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

“以夷制夷”的奥斯曼版本

但格拉斯顿的反对并没有成功，俄国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圣斯蒂凡诺（英译：San Stefano）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苛刻的条约。卡尔·布朗指出，这在英国再次掀起了反俄情绪。光绪四年正月，郭嵩焘通过报纸感知到“英民妇孺，群怀助土拒俄之心。欧洲战事，视民心为趋向，其势必至用兵。”

当然，公意未必等于道义。特别是当时以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故被郭嵩焘称为“毕根士”）为首相的保守党政府，对奥斯曼帝国的扶持是为了遏制俄国在近东地区的扩张，抵御俄国对英帝国的印度通道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对此，郭嵩焘是有所了解的。根据公使馆人员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在议会得知的消息，英国新任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沙乃斯白里）主张干预俄土战事并非是“保全土国之计”，而是为了保护英国自己的殖民地（“在自保全所属地耳”）。

不久之后，郭嵩焘得知英国海军进入黑海海峡，与临近伊斯坦布尔的俄军相持，并最终威迫俄军退至阿得里亚，一解伊斯坦布尔燃眉之急。对此，郭嵩焘得出了“非英人，则土耳其覆亡久矣”的结论。1878年夏召开的柏林会议进一步加深了郭嵩焘的这种看法，即：“土人资其保护之力，以不至削灭，割分一岛（即奥斯曼向英国割让塞浦路斯岛），自所甘心。”对于迪斯累利的外交权谋，郭嵩焘也夸赞道：“各国但惊骇其所经营之秘，操纵之神，心羡妒之，而无能出一语相难。俄人虽怀愤愤不平之思，而固无如何也。毕根士于此亦可谓雄略矣。”

郭嵩焘或许夸大了此次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挽救之功，但史学界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在近代的生存是靠欧洲列强的矛盾才得以勉强维持。这样的环境难免让奥斯曼人学会了“依靠欧洲诸国的干预来遏制一国的过分收获，已取得有利的条件”。这和李鸿章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策略颇为相似。或许，这也是弱国无外交时的一种巧妙而又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