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6·前瞻｜十年来最重要气候大会：人类扭转气候危机关键机会

当英国人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1990年代在伦敦金融城开始他的投行事业的时候，气候变化和COP大会是个陌生的名词。

“如果你那时候告诉我， 有一天我会成为COP26的主席， 我可能会问 ‘COP26是什么’？”夏尔马说。

简而言之，COP26就是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它很可能代表着我们避免气候变化最坏影响的关键机会。 

在夏尔马年轻的时候，互联网开始普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彼时，没有多少人关注气候问题。

将时间快进到30年后的今天，气候变化已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最迫切危机。这场危机已经对许多国家造成了可怕的影响。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越来越频繁和剧烈的极端天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里早已反复经历。

在工业革命自18世纪在英国开始200多年后，这个源于人类工业化的世界性问题回到了它的发源地。10月31日起，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万名代表将齐聚英国格拉斯哥，召开COP26大会——这将是10年来最重要、最复杂、面临最大挑战也是肩负最重要使命的一次气候大会。

30多年来，夏尔马见证了气候问题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这些转变发生在政府间、商业界、金融界，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此次大会的一个宣传片里，他诚恳地对着全世界的观众说道“尽管我们面临的挑战规模， 坦率地说，是巨大的，但这些转变使我仍怀有希望。” 

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正发出越来越严厉的警告：气候变化和对人类影响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我们需要加快脚步，做出回应。但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让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达成共识是如此困难，行动更是举步维艰。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科学研究表明，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我们必须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控制在2℃以内，最好是控制在1.5℃以内——这是《巴黎协定》所有签署国的共识。 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全世界的碳排放量必须减半——如果温度上升更高， 物种灭绝以及对人类生活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事件发生概率将会急剧增加。事实上，我们却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加速。预计到2030 年全球排放量将比2010年水平增加16%。

格拉斯哥的COP26能改变这一切吗？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另一些人则持有谨慎的希望。

对于这一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事件，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大会开始前采访、聆听了全球数十位长期关注和参与气候变化事务的政府官员、气候学家、能源专家、经济学家、NGO人士的真知灼见，将陆续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并在未来两周持续密切跟踪大会的进展，以帮助读者建立对气候危机的认识、思考和行动。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COP26？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们这一代人眼下的生存，更关乎我们的子女和后代的未来。今天，这项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气候公约即将进入到第26次谈判的历史时刻。而这可能将是人类最后一次做出有意义改变的机会。

COP26主席夏尔马

“十字路口”的格拉斯哥大会

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李硕今年因为疫情第一次“缺席”。

“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以来，几乎没有哪一次COP大会像今年这样面对如此复杂的冲突和重大的挑战。 ”作为联合国气候问题非政府组织观察员、绿色和平东亚区全球政策高级顾问的他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语气里透露出些许不安。

2015年，巴黎大会后人们举手欢庆的场面仍依稀在目。6年后，格拉斯哥大会则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全球背景下召开。

首先，本应于2020年召开的格拉斯哥大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全球大流行而被迫延期一年举行。尽管如此，众多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欠发达国家——包括太平洋岛国、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代表仍将无法出席此次大会。

就在此次大会召开之际，英国的新冠疫情再次出现反弹，如何安全接待数量庞大的与会者并顺利完成两周的会议将是一个真实的挑战。

不过，这次大会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的“任务要求”比较高。“巴黎协定只是签署了一个共识，今年这次会议要提升更多行动的力度，对各个国家要求更高了，国际气候行动可以被认为是慢慢地进入深水区了，慢慢涉及到每个国家政治经济能源体系各个方面，变成一个对各个国家有真实影响的议题。”李硕说。

现实是，过去6年，世界并未朝着《巴黎协定》制定下的目标携手前进，而是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加速“前进”。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尽管新冠疫情使2020年全球碳排放创下二战以来最大年度降幅（7%），但是预计 2021年的反弹将成为有史以来排放量增长第二高的年份（第一是2019年）。按照目前的轨迹，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量预计将比2010年水平增加16%——意味着全球升温至少3℃，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2℃红线。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的信心和政治共识造成严重影响。尽管4年后，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重新加入协定，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信任已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脚步却在加快。

今年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瑞士日内瓦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评估报告，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气候变化报告。报告由234名科学家完成，并获得了195个国家政府的通过。

这份报告以最清楚的话语和严厉的警告表达了气候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人类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指出，自19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获取能源，已导致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1℃，而未来二十年还将继续升温。在这一注定的轨迹下，在全世界各地出现的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和明显。今年夏天，北美的持续高温、西欧和东亚的暴雨洪水、西伯利亚、东地中海的森林大火只是这种未来的预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份报告是人类的“红色警报”——警钟震耳欲聋，证据无可辩驳。报告首次肯定地说明了人类活动对气温上升的全部责任，而且这种影响已经遍及地球陆地、空中和海洋的每一个角落。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此次大会将召开前不久，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因为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引发的能源危机，促使一些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重新回到了发展使用化石燃料的老路上。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是，2021年的大国关系与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2015年的巴黎大会都不太一样。“由于大国关系日趋紧张。也使得此次大会可能成为历年来最艰难的，我们应该会在未来两周里看到很多激烈的争论。”李硕说。

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通过

COP26看点和难点

如果说巴黎大会的任务是关于共识和协定，那么格拉斯哥大会就是关于行动的承诺。

此次格拉斯哥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有三：完成《巴黎协定》规则书谈判；加大减排行动力度；筹集气候资金。最重要的目的是重建起全球各国在气候危机上的信心和彼此间的信任。

然而每一项任务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方达成了控温的共识，但也遗留下很多问题。比如，《巴黎协定》第4条明确规定，每个国家必须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s）减排目标，至少每五年更新一次。

截止到10月28日，190多个缔约方中只有118个提交了新的NDC目标。而联合国环保署在大会开幕前夕发布的《2021年排放差距报告中》清楚指出，各国目前的气候承诺远远落后于实现《巴黎协定》温控2℃最低目标所要求的水平，世界将步入“到本世纪末至少升温2.7℃”的灾难性轨道。

在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和组织中，欧盟的新承诺是到2030年排放量将比1990年水平减少55%（此前是40%）；美国拜登政府表示，到2030年，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52% 的排放量（此前是到2025年削减26-28% ）。而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仍未公布更新目标。

如果没有更多国家提出更高的目标，这次大会结束后全世界很可能面临在不到10年内，升温就将突破1.5℃，20-30年内突破2℃红线的残酷现实。

比起提高目标，更难的是具体的落实。

“今年气候大会我估计会是 ‘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已参加了10年COP大会的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对澎湃新闻说。

柴麒敏表示，一方面，从去年开始许多国家都提出了“碳中和”（净零排放）目标，一个碳中和的时代正在开启。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目标固然重要，但是真正能够实施落地更为重要。因为这当中涉及到非常大的利益调整。但凡有利益调整，肯定会有复杂的博弈。”柴麒敏说。

在资金问题上，最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就要求发达国家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将2030年作为制定2025年后新计划的节点；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一目标在过去从未被完全兑现过（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援助最多的2019年提供了800多亿）。今年的大会上，发达国家面临着2025年之后提高气候融资的承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表示，如何能相信此前已经“失信”的发达国家许下的新诺言？

相比而言，格拉斯哥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方面可能来自较为“枯燥”的技术谈判——《巴黎协定》的规则书制定——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各样关于减排的国际规则，例如如何汇报评估碳排放、气候资金使用透明度、国际碳市场交易规则、碳信用额度计算等；预计在两周会议期间，各国之间会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和磋商。

气候变化示威者抗议发达国家援助资金没有到位 

房间里的“大象”

除了以上这些重点和难点，格拉斯哥大会还面临着大国关系紧张带来的张力。此次大会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提供推动力。两个国家碳排放量合在一起占全球43%。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美国政府在过去30年的多次立场反复让国际社会着实头疼不已。 1992年，美国总统乔治 · w · 布什在里约热内卢大会上提倡：提高能源效率、更清洁的空气、保护森林。8年后，他的儿子小布什政府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后，2017年特朗普政府又再一次选择了退出。虽然之后拜登政府重新返回协定，但是国际社会的信任却不是那么容易重建的。

“《巴黎协定》后对各个国家的减排要求更高。但是一些大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和条件还有许多不成熟，或者至少达不到这次大会要求提升的力度。”李硕分析称。

这种矛盾体现在美国政府的身上。美国拜登政府原计划推出3.5万亿包含清洁电力（Clean Electricity Performance Program，简称CEPP）的一揽子基建计划。CEPP的目标是针对美国用煤炭和天然气两种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发电厂——这也是美国第二大温室气体污染源（第一大来源是汽车尾气），用太阳能、核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取而代之。

拜登原本准备带着这一“成果”前往格拉斯哥，证明美国这个全球历史第一碳排放大国终于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削减化石燃料。然而却因为民主党内一位与煤炭产业有着紧密利益联系的参议员的反对而落空。

“这肯定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在气候大会上的话语权，国际减排也会因此受到挫折。许多国家会说美国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凭什么要求大家做呢？”李硕说。

与此同时，世界的目光也聚集在另一个大国——中国的身上。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民10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中方主张此次大会首先应当发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尊重多边规则强有力的政治信号，各方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和“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制度安排，在尊重不同国情的基础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叶民在讲话中表示，中方期待COP26上能够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的谈判。期待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高度关切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等问题在本次大会取得有效进展。

柴麒敏指出，中国此次也展现出了满满的诚意。在COP26召开之前连续发布了“双碳计划”“ 1+N”政策等很多重要的行动计划文件，相关重点领域和行业的举措也预计在今年底或者年初陆续推出。

去年以来，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已经有了几次重要表态。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9月，又宣布了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这都是中国实质性的推动碳中和、碳达峰落地实施的非常重要的举措。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所展现出的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也希望向西方国家展现合作的诚意。”柴麒敏说。

今年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两次通话中，都谈到了气候合作问题。作为美国政府气候特使，前国务卿克里今年已经两次访华，美国《纽约时报》更披露，克里在过去六个月中与中国方面进行了多达18 次通话。

在克里今年第一次访华后，中美双方曾发表声明称：中美将采取其他近期行动，为解决气候危机进一步作出贡献：包括两国都计划在格拉斯哥大会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两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等措施。

然而中美气候合作能否从两国目前紧张的关系中突围仍有待观察。

9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视频会见正在天津进行中美气候变化磋商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时曾表示，中美气变合作既符合双方利益，也将造福全人类，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曾亲身参与了《巴黎协定》谈判和签署过程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近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忆了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他与中美领导人的合作经历。“假使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就不可能达成《巴黎协定》。”他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希望这一次中美之间有像2015年那样的合作。”

他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在这个全球问题上更加和谐地合作。全球问题需要全球伙伴关系，没有全球伙伴关系，全球合作是做不到的。我认为，在气候合作上，美国和中国之间应抛开一些政治问题。”

如何评价此次大会的最终成败，李硕认为或可从这几方面来看：第一，会务组织是否保证没有大规模疫情暴发；第二，气候融资和减排力度是否能达成新的共识；第三，《巴黎协定》的规则书能不能完成。

不过李硕也坦言，“这次会议因为美国的回归，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动荡，大国之间能不能有效管控摩擦和分歧，能不能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让着陆点是朝着有助于2022年推动全球气候议程的方向。如果出现哥本哈根那样谈崩了、伤感情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

作为长期主义者，柴麒敏则认为，气候变化领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气候变化谈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绝不是轻轻松松，甚至几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讲话就能够推动的。

“这次大会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动能，真正实施还需要政府、市场、公众一起推动，气候变化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在未来治理的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还会出现很多杂音，甚至往回拽的力量，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说。

在伦敦举行的“气候罢工”示威中的儿童  图源：AP 

如果格拉斯哥会议失败了，气候变化、人类和地球本身会发生什么？

或许我们该重新拾起一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话语：作为第一个就气候变化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的政治领导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0年在世界气候大会上说道，“尽管全球变暖的危险尚未显现，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真实，我们可以做出改变和牺牲，这样我们就不会以牺牲后代为代价而生活。”

她接着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携手合作，以便能够达成一项成功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可以“羞愧”地将撒切尔夫人话语做出这样的修改：“全球变暖的危险已经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改变和牺牲。我们已经以后代的未来为代价生活了太久。”

COP26 可能是人类扭转气候危机的最后机会。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同样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