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教改之败：“保证孩子考上清华，俺就让俺孩子当实验品”

焦虑在蔓延。

这股情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河北涿鹿县教科局前任局长郝金伦的办公室里。后来，它又萦绕在涿鹿大街小巷学生家长的心头。

只剩结果无比清晰：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委、县政府今年7月下发通知，在全县中小学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对于主推手郝金伦而言，这场迥异于传统教学的改革尝试失败了。在一些人眼中，郝金伦“速度太快”；在郝金伦看来，家长、校长对改革的态度仅仅停留在“差不多就行”。

“我心里有情怀。”他不认同也不准备服从上级下发回归以往的指令。

带着心中难掩的愤慨和失落，郝金伦辞职了。那篇公开了的辞职演讲，又将这份典型的中国教改局部样本，重置于广阔的舆论场。

力挺者有之，他们将郝金伦视为果敢而孤独的破局者；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这场自上而下、推进迅疾的改革当真适合涿鹿吗？

“我所为何来？”郝金伦想不通。

这声疑问，也留给了所有人。

新来的局长

2013年8月，河北省西北小城涿鹿，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教科局”）迎来了一名新局长。

郝金伦，之前长期在涿鹿多个下辖乡镇担任党委书记，40岁这年“上调”县直部门，也被当地视作“跨界”。

上任初期，郝金伦并不觉得涿鹿的教育存在“任何问题”。他延续了传统方式开展工作。但随着对各级学校展开调研后，他渐渐感知到学生学习中的苦累、厌学问题。

涿鹿有4万多名学生。郝金伦觉得，在过去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引导下，无论小学还是中学，教师上课只重视传授知识，“老师讲讲讲，学生不思也不想”。

在他眼里，学生被当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工具，而课堂的低效率，造成教师只能通过“挤榨”学生课外时间，布置大量重复机械的作业来进行强化训练来获得分数。

“2014年，涿鹿中学800名应届生只考上4个一本。”郝金伦颇受打击，“高中三年努力，最后高考成绩落得这般，体现了涿鹿县高中阶段教育的失败。”

而在河北各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条件下，涿鹿每年都有部分优质生源选择前往衡水、张家口、石家庄等地求学。优质生源的“脱逃”又对本地高考造成了升学压力。

郝金伦说，为了维持每年（张家口）市教育局下达的升学指标，有的高中甚至采取高价“买学生”的行为，为此县财政每年需要支出相关费用近百万之多。“所谓的一本上线率，是应试教育畸形的产物。”

郝金伦不想让涿鹿的学生成为应试教育下的“熟练工”，并试图改变这些令他“痛心不已”的现状。他想到了改革。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工作一直是涿鹿县的主旋律。

据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涿鹿陆续组织教师参加了中央教科所组织的“集中师资、大量阅读、分步习作”理论学习，还邀请北京市著名教育专家宁宏斌前来开展语文教学。

2002年，涿鹿成为新一轮课改省级示范县。2010年，新一轮高中课改后，涿鹿开始学习借鉴山东昌乐二中的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推出了自己的教学模式——“三环五步”循环大课堂，并申报课题。

这些学习借鉴中，都有素质教育的影子，但涿鹿教育的“基体”仍是应试教育。

许世民说，涿鹿有教改基础，也走在全省前列，“通过教改，锻炼出了一批工作能力比较强的教师队伍”。

这支队伍，也是郝金伦后来推行新政的实际操刀手。

西峡范例

西峡，另一个非著名中国县城。

西峡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县，位于河南省西南，伏牛山南麓。十多年前，西峡的教育也曾遭遇难题，学生辍学、逃课、课堂上睡觉的情况突出。

2002年前后，西峡教育质量的各项指标均在南阳全市位列倒数第一。“我们压力山大，一般不愿意说我们是西峡人，也不愿意说我们在西峡县当老师。” 现为南阳一中副校长的杨文普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为啥呢？说出去非常丢人。我们的这个教育质量，能考到倒数第二的话，就是破天荒了。”

西峡的教育现状也导致当地优质生源大量流失，形成恶性循环。杨文普举例，2002年升高中的时候，全县的前10名跑了8人，前20名跑了16人，前100名跑了73人。“反正是家家户户有权的、有钱的、有关系的孩子，都到外地上学去了。”

在南阳市教育工作会议上，西峡也多次被点名批评。

《中国教师报》报道称，2003年12月，面对西峡教育的“惨状”，新上任的西峡县教育局局长孙占梅为尽快改变，带领时任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杨文普及各科教研员赴江苏洋思中学取经。洋思中学的课堂把学生由传统的接受型变成思考型，带给西峡县教育官员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不过，西峡没有全盘照搬照抄洋思中学的经验。杨文普认为，洋思中学的课堂依然存在学生主动性不够的问题。

从2004年开始，杨文普带领教研员到西峡各基层学校蹲点，与校长、教师、学生进行了广泛交流。经过反复实验、总结、反思、修正，逐步探索出新的教学模式——“三疑三探”，其核心是“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最后由学生解决问题”。

他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一文教学为例，老师板书课题后说，“孩子们，你看到这个课题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大胆去想，看谁提的问题最有价值。”

半分钟后，学生开始发问，“董存瑞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炸碉堡？他是一个人炸的还是合伙炸的？”还有学生问，碉堡是个什么样子？他到底把碉堡炸掉了没有？

这被称为设疑自探，也是“三疑三探”的第一个环节。接下来是解疑合探：让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先回答，中等生补充，优等生评判，再不济进行小组讨论。最后是质疑再探：鼓励学生挑战教材和老师，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疑难问题。

杨文普等人先在当地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开展试点，接着是每个乡镇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慢慢地，最后在全县几百所小学和初中推行。“2005年开始探索，到2008年基本够一个回合了，中小学教育质量我们一下窜进南阳前列。”

西峡最初只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推广这一模式。2009年，上述探索恰好走过一个回合后，杨文普出任西峡第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西峡一中”）校长。

秋季，他在高一年级找了4个班开始了新一轮实验，“等春节的时候，这4个班的成绩非常显著，实验班中平均成绩最低的比平行班高了5.8分，最高的实验班比平行班高了38.5分。”

2010年开春之后，西峡一中18个教学班全部推行“三疑三探”。同一年，高二年级也启动了若干个实验班，“一步步往下推，教学成绩从升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几乎是年年翻番。”

跨省考察

2013年年末，迷茫中的郝金伦被媒体的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住了——这年冬天，吉林省东丰县教育局组织大量教师赴河南西峡考察学习。

两地相距甚远。“他们为什么长途跋涉的去偏远山区学习？肯定有值得学习的价值。”郝金伦来了兴致。

随后，郝金伦从互联网上检索到河南西峡教育模式的资料。“西峡模式太厉害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这点是其他模式都没有的，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还关键。”此外，他认为西峡无论在经济状况、教师队伍还是学生素质各个方面都和涿鹿的情况也具有可比性。

2014年2月，在全县教育工作会上，郝金伦表示，山东杜郎口中学，江苏洋思中学、东庐中学的教学模式，让许多濒临倒闭的学校一跃成为全国名校，他们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已经得到社会普遍认同。我们的涿鹿中学、北晨学校、精英学校在学习借鉴名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大力开展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和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今后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他说，“今年（2014年），我们还会组织人员进一步考察学习河南西峡县的‘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形成可行性结论之后，将会在全县各个学段学校全面铺开。”

他还援引华东师范大学刘濯源教授来涿鹿讲学时的话说：“学习力课题、思维可视化技术、‘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好的教学模式。这三个课题在涿鹿的引入，将会推动涿鹿教育产生突飞猛进的进展。”

经过与县领导、教科局领导班子讨论后，2014年年中，郝金伦带领全县大部分学校校长、教学副校长、教科局教研员以及一线教师等共计三四十人前往西峡参观学习。

在西峡，他安排涿鹿的教师向当地教师学习教学方法，并在西峡的学校就地进行教学实验。

郝金伦说他前后去西峡考察三四次，老师们去的次数更多。

“我感觉到他对于教改进度非常急，简直就是拼命三郎。他到西峡的小学、初中、高中听课，和老师们座谈。到我们学校（西峡一中）听课，就是发一个课程表，你想听高一听高一，想听高三听高三，我们不设防，你随时可以进。”杨文普回忆。

郝金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经过多次的交流，涿鹿前来学习参观的教师也体会到“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先进性，以及在实践中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可行性。

当时，西峡教育改革的成绩已经开始显露。杨文普说，2009年，西峡一中的一本人数是228人，到2015年是792人。“2015年考了7个清华北大，前年是8个。近几年西峡一中本科上线率都在97%以上。”

此外，西峡中小学质量综合评估彻底甩掉南阳市倒数第一的帽子，连续6年名列全市第一。杨文普说，西峡一中每年都有200多名学生拿到国家发明专利，有几十个学生在省级以上青少年科技大赛中获奖。

这些成绩，也成了郝金伦在涿鹿推广“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底气之一。

涿鹿改革

“能改变的为什么不变？”

结束了西峡考察，郝金伦一行返回涿鹿。许世民回忆，在这之后，郝金伦又请杨文普到涿鹿做了报告。

2014年5月15日，郝金伦在深化涿鹿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会议上的提出，把“学习力课题、思维可视化教学技术、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河南西峡县‘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学习方法培养”五项教学技术全面铺开。

他尤其提到西峡推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后取得的成就：整个南阳地区评出30所重点初中，光西峡县就占了14所；西峡县2013年的高考，以第一高中为例，1500名考生上一本线为500人，2014年预计一本上线可达700人左右，其中每年北大清华上线人数为3-7人；近几年西峡县学生先后向国家专利局申请国家专利300多项。

他还说，“西峡县学生的辍学率非常低，初中辍学率为1%，小学辍学率为0%，而我们县初中辍学率竟然达到20%，这是很让人担忧的数字啊！这些数据的对比，不难看出“三疑三探”的价值和在我县推进的必要性。”

对于涿鹿之前推行的“三环五步”、“271”等教学改革尝试，郝金伦当时觉得都“只是形式了”、“领导去听课就搞一搞，后来就不了了之”。他还认为前任“决心不够、科学性不够、配套不够”。

经过向涿鹿县委、县政府汇报和教科局领导班子商讨后，郝金伦着手开展这场新的教学改革。

当时，涿鹿县教科局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以“三疑三探”、思维可视化、学习力训练三个项目作为大面积展开的主体项目，实施工作分为：入模阶段学习流程讲规范，习模阶段要求细致重扎实，化模阶段要讲深入重融合，创模阶段重视特色求创新。

“2014年9月1号就开始全面推广了。”许世民说，郝金伦叫停了之前所有实践中的教学模式，他们这次一开始是想分四步走，即入模、习模、划模、创模，从小学四年级往上，以中学为主。

涿鹿县教科局大堡学区校长李树杰告诉记者，当年9月份大堡学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全部实行“三疑三探”，反对的教师很多，但县里面出台规定，要求学校对教师“硬气一些”。

据他介绍，每个学校相对应出台了一些行政手段。“学校领导去听课，如果老师在课堂上没有用‘三疑三探’的话，要找老师谈话。后期还出台规定，有一节课没有用‘三疑三探’，就罚款。”

大堡学区地处涿鹿偏远山区，“县里领导”来的少。相反，县城周边的学校领导去得比较勤，“所以这些学校（行政手段）更强一些”。

郝金伦开始的设想是，全县范围内，除了私立、职教、幼儿园不参与，每个学校都要逐渐参与、逐渐展开，“需要四五年”。他说，当时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一直很支持他。

“但是后来出了问题，越来越快，下降到二年级、一年级。” 许世民回忆，2015年春季开学后，涿鹿县高中、初中以及小学全部实施“三疑三探”，甚至连当地学生都觉得“太强制性了”。

在郝金伦看来，小学、初中、高中一起推是不矛盾的，“我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如果我想直接看到成绩提成就只推高中了。”

质疑浪潮

谁懂教育？

郝金伦觉得自己懂，一部分涿鹿学生家长觉得他不懂，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校长也不买他的账，被郝金伦称作“阳奉阴违”。

“对于张家口这种相对落后的地区，师资不经过培训，也驾驭不了改革，改革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不是降低了要求。” 张家口市教育局副局长张殿忠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涿鹿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就不是风平浪静的。虽然“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只是涿鹿引进的几种教学方式之一，可自从它全面铺开，部分学生家长、一线教师乃至郝金伦的同事，都开始心生疑虑。

许世民介绍，2015年6月份，学生家长意见开始集中显现。“家长觉得‘三疑三探’不好，老师上课太虚。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是不同的，普遍推就会出现问题，推得不扎实、学生学习得不扎实。”

张家口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王顺田曾提醒过郝金伦，落实课改要循序渐进，应选几所典型学校、典型班级，一步一步来。在涿鹿县农村学校，正常的课程不去上，怎么去搞课改？

他认为，在“三疑三探”实践中，核心的内容需要教师来引领。有的老师善于组织，有的老师组织能力特别差，有的老师善于演讲，不能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涿鹿中学的学生家长邹女士肯定了“三疑三探”的教学模式，但以她为代表的一部分家长都觉得高中三年的时间很短，“倘若完全按照学生的兴趣去学，很担心成绩”。

“比如说，不太爱表达的孩子就不适应，感觉像放羊一样。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没有树立好正确的观念，需要老师作为主线去引导。”虽然担心，邹女士还是希望这种模式经过适当调整后继续实行。

但她的孩子不想这种模式得到延续，“我们班大多数学生都反对，上课分组讨论时，成绩好的和差的学生根本就研究不到一起，越学越不会，最后都厌学了。”

涿鹿县涿鹿镇初中门口，在附近补习班学习文化课的张斌（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今年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被衡水中学录取。初中时期，他全程参与了“三疑三探”的教学实践，谈不上反对这一模式，“同学们在课堂上都敢说话了”，“好学生的成绩进步很快”。

不过，张斌反映，由于大家起步的成绩层次不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他还提到，有的课上，花式的方法根本就不管用，记不住。

也有成绩好的学生在“三疑三探”实施后，分数开始往下掉。

胡月琴（化名）的女儿在涿鹿中学清北班就读。她说，女儿理科成绩原来非常突出，但是“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并不适合高中课程。“老师全不讲课了，以学生现有的水平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我女儿被迫改学文科了。”

胡月琴曾多次跟女儿的班主任沟通，由于课堂上的教学方法是县教科局规定的，班主任也无能为力。

胡月琴女儿的例子或许是个别。而在涿鹿县实验小学家长陈芳看来，这种模式如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实施，到高中阶段也许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半路搞这样的模式不会对成绩有快速的提高，也有风险。

她说，不管学校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只要能保证能让孩子考上好大学，都支持。

陈芳所言，代表了一部分涿鹿家长的现实考量。

有自称“中立”的学生家长纳闷，“不让老师讲课，让孩子们讲，孩子们会啥啊？要是我孩子都会讲，那要你老师做啥？我孩子还上学干啥？”

这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家长觉得，郝金伦是个实干的人，但他的举措得很久以后才能见到成果。“保证咱孩子考上清华，考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就行。要能保证这，俺就让俺孩子当实验品，随便实验，你要保证不了这，就把工作什么都负责了。”

倏然停止

2015年中旬，涿鹿教改出现第一次危机。

涿鹿县实验小学、涿鹿镇初级中学这两所县城学校的学生家长在网络和社会上密集讨论着对改革的不解。

这些声音，传进了郝金伦的耳朵里。

郝金伦回忆，“（2015年）7月，有人提议把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家长集中起来，找一部分家长讨论，教科局作壁上观，被我拒绝。我们要真诚面对反对者，后来发现不能沟通，群众不了解。”

“群体性焦虑。”许世民如此形容。郝金伦当年7月中旬在涿鹿县实验小学操场上开大会，2000多人，“开得一塌糊涂”，家长还是反对，就局部叫停了涿鹿县实验小学和涿鹿镇初级中学的改革。

“郝金伦不听（教科局）党委会的话，越推越快。2015年年底民主生活会上给郝金伦提出过，‘三疑三探’方式方法有问题，‘你不能往前冲，要回到队伍中来’，他不听。”许世民回忆。

杨文普记得，西峡在推行“三疑三探”模式初期，也曾遭遇巨大阻力。“吃尽了苦头，真是酸甜苦辣，包括我在初中、小学推了那么多年。我到高中当校长的时候，就非常谨慎。到现在极个别的家长还是有一些异议。”

但西峡和涿鹿的情况又不尽相同：西峡教改自小学、初中起步，高中试点后推广，所取得的成绩足以打消大部分家长的疑虑，而涿鹿没有，或者说，没来得及。

2016年7月5日，近200名学生家长聚集涿鹿县委、县政府门前，要求停止“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恢复传统教学方式，并提出罢免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

这一事件发生前，当地舆论场已出现明显征兆。郝金伦曾和县领导协商，试图平息民愤。

7月4日，涿鹿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以红头文件形式紧急发布“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文件称，从下学期开始，涿鹿县教科局将给部分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各学校自主选择，确定何种教学模式，教科局不干涉。学校、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教学模式（自主、合作、探究式；传统讲授式）。学校须均衡配备师资，让从事两种教学模式授课的师资水平达到基本均衡。学校不得以学生不够、师资不足等理由仅维持一种教学模式，让家长无从选择，必须尽最大努力满足家长需求。

但家长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许世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教科局除郝金伦以外的领导班子成员都不知道上述红头文件。“只是其个人行为。通知中决定的实施方法在涿鹿不可能执行下去，是更不科学、不可行的病急乱投医的表现。”

7月5日下午，涿鹿官方发布消息称，县委、县政府重视教育工作，充分尊重民意，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全面停止全县中小学“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敬彩对此感到惋惜：“应该给他时间去改革。”

张殿忠说，“郝局长的精神挺难得的，但他这个改革夹杂了保持稳定的因素，政府也没有说他错，但现在夹杂着抵制，肯定是先确保稳定问题。”

改革继续

“7月5日的上访事件，是有人策划，是一场阴谋。有人想当教科局长，不是（教科局）内部人。我很悲凉，我没有看到有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担当和力挺。”郝金伦有些恼火，却欲言又止。

他强调，并不是整个涿鹿县所有学校、教师、学生全部推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推开，这两年一直是稳步推进，社会上把这件事妖魔化了”。

7月11日，他最后一次参加了教育系统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辞职演讲。他说，恢复传统课堂，鉴于目前形势，他举双手赞成，但是他不去领导这项工作。

郝金伦后来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有人说只有我一个人在推进‘三疑三探’的说法，根本就没这事。这就是人走茶凉、世态炎凉，是一种向领导献媚的说法。在官场有个观点就是干这个干什么，干两年就走了。但我心里有情怀。这个事情是客观真理，我才坚持做的。”

曾经支持他的县领导也和这事“撇清关系”。“开始搞得时候都和县委汇报过，出现了不稳定因素，现在没有人说话了。”

郝金伦辞职了，教育改革将在涿鹿继续。

许世民表示，下一步，涿鹿将稳妥地推进教改，“该做的做，不该做的要听。出现问题就两年时间，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他说，以后，（改革）放给内行人、教育人去做，教育上反对行政领导干预教学业务。就得靠校长，办学自主权交给校长。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模式，上课流程。推行哪个模式，就靠近哪个模式多一些。

而在7月5日下午涿鹿县委常委会做出终止“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决定后，郝金伦还当面向县委书记燕旺林建议：学生各取所需。

燕旺林回复他：不予考虑。

当晚，郝金伦被要求与涿鹿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长一道召开全体校长会议，宣布停止“三疑三探”教学模式。郝金伦没去参加。

他和燕旺林说完话就回家了，“痛惜、可惜、惋惜，别人不珍惜”。

很多朋友打电话劝他，停了就停了，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正好可以休息了。

“天真烂漫走进去，呆若木鸡走出来。”郝金伦挂掉电话，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