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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乡村“熟人社会”正逐步走向解体

2021-10-28 19: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桂华，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给各级治理带来机遇和挑战。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和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传统具有阶层冲突性和政治诉求的社会矛盾不断减少，和谐社会秩序正在达成。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如何建设更加良善的日常社会秩序，成为考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议题。

以乡村领域为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农民在经济收入、社会权利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方面，都有巨大改观。与此同时，乡村的自我秩序生成能力却走向弱化，农民日渐生活在“陌生化”的社会环境中。

传统时期，村庄作为熟人社会，在密集交往中生产出社会资本，不仅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个体急难之事，而且还生产出社会规范，提供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作为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村庄熟人社会，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正逐步走向解体。

在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减少、期待降低，温情脉脉的关系被理性算计所替代，传统的“共同体”演变为没有人际关联的现代“社区”。实际上，不仅乡村社会在解体，在城镇化背景下走出村庄的农民，进入到小城镇、大城市定居生活，村民变成居民，也进入到更加陌生的城市生活单元。

也就是说，在城镇化的牵动下，城市与乡村的基本单元都变成“陌生人”社会。所有中国人生活的基层社会秩序，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治理需应对这一既微观而又具有全局性的社会变革。

在“陌生化”的村庄和由五湖四海人组成的城市小区中，人与人之间很难自然形成信任，但是，这并不代表人与人之间就不需要联系。无论是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还是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都需要人们合作完成。除了物质层面的秩序之外，还包括村庄和小区的文化氛围。好的生活体验离不开这些。美好生活建立在美好社会环境的基础上。

由于“陌生化”的环境不能提供人际信任，每个人“小心翼翼”，一是尽量避免打交道，二是在无可奈何时的互动也是一次性的。这样的生活秩序不仅压抑，而且缺乏万一发生矛盾之后的化解机制。

村庄与城市小区都是紧密空间，利益高度交互，日常摩擦在所难免。任何社会场景都有可能发生磕磕碰碰。有矛盾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化解办法。没有人说中间话，社会没有了公道，人人关起门过日子，这样的日子一定难过好。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后一定是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小道理满天飞，社会充满戾气。这不仅不是美好生活环境，而且容易因怨气得不到释放而爆发剧烈冲突，一个火星子就会演变成一场火灾。

因而，社会治理不仅要保持经济进一步发展，推动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提高科技工具的更好应用，而且还要将社会进步的力量转化为在更加微观细致领域中的秩序生成能力。中国正在建成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社会治理进入强国家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提升社会治理的“场景化”水平。

具体到这些日常生活领域来说，秩序的维护仅仅依靠国家、政府和成文法律是不够的。包括村庄和城市小区在内的基层社会环境建设，要注重社会的主体性，要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很多的农村日常纠纷，牵扯的是家庭间的世代问题，村庄和城市小区中的日常摩擦看似不大，却头绪复杂。处理这类纠纷，仅靠法律是不够的。一是很多事情缺乏明确的法律裁决依据，二是法律处理的成本很高，且也不能化解矛盾背后的“气”。

日常领域的摩擦多因关系紧密而产生。解决日常摩擦必须依靠社会秩序建设。也就是说，当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都有善意时，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相互多了一分理解，对自己更自觉，对别人更宽容。这时就算发生一些磕绊，也容易自己协商解决，或是找基层干部调解。而在一个包容友善的社会环境中，国家法律进入社会更加柔软，社会正义更加包容，社会治理成本也更低。

俗话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没关系。在今天以村庄和城市小区为代表的基层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正在解体，新的关系还在建立中，社会治理需要耐心引导。

借助一些“事件”性治理来培养社会规范，培育社会力量，让人心走向更齐，避免社会“荒漠化”和“冷漠化”。这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是建设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崔应令：远去的熟人社会与屹立的村庄

崔应令，社会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探讨，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核心特征是熟悉。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村的地方性限制让乡村人“生于斯、死于斯”，构成一个“熟悉”而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人的行为遵守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基本规矩。然而，乡土社会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转型”中，面对来自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多重冲击，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走向了何处呢？

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研究员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回答。

杨华，社会学博士、公共管理学博士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农村阶层分化、农民自杀与县乡治理

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作为一本随笔集，《陌生的熟人》从“熟人社会的当代呈现”“农民交往”“农民活着的意义”“农村妇女的生活”“乡村社会的变化”等方面呈现了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的面貌及变迁。书中的叙述单独成篇，是作者基于不同调研、读书而形成的思考，并非系统研究。不过这些思考具有共同点：呈现了中国农村当前发生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来看是社会结构上的“熟人社会的陌生化”，也就是学者贺雪峰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

意义有二：其一，在信息层面上，农民之间在交往距离、交往频率上只跟本村人“半”熟悉，相互之间不再知根知底了；其二，在规则层面，农民虽相互熟悉，但不再讲究人情面子、血亲情谊，不再遵循熟悉社会的行为逻辑。

在此过程中，“自己人”认同圈子不断缩小，“自己人”不断“外化”，最终成为外人，原来的陌生人交往规则带入熟人社会中。利益原则超越人情、交情、亲情原则，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力量。

这种熟人社会陌生化具体表现为多个方面：

人际交往公共性不断减少，私人性逐渐占据主导，纠纷减少。比如过去常出现的揭别人的私生活之短或“骂街”现象逐渐消失，只谈外面的事，不谈身边的事。和谐的人际关系取代过去充满道德性、是非感的“公”的人际规则。

空心村和“非空心村”共同出现相似的问题：村庄主体性、公共性、归属感缺失，成为学者吴重庆意义上的“无主体熟人社会”。

市场化冲击下，人情淡化，市场规则瓦解人情社会。即使是那些重人情的“原子化村庄”，人情也表现出“去规则化的趋势”，“随意性和私人性”的主张取代公共规则。

村庄接触性纠纷随着日常交往的频度和广度变化而不断减少，而侵害性纠纷随着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不断增加。村民的“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释放得以排遣和稀释。

代际关系越来越平权，而少伦理约束。尤其是婆媳之间越来越缺少道德支撑，呈现平等权利性，其争执也以平级姿态呈现出一对一还报。与此同时，情感因素也取代之前的价值道德因素成为家庭的黏结剂。

生育观念改变，传宗接代的价值期待逐渐消失（虽然还很难根除）。

婚姻的爱情逻辑越来越多，归属逻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越来越淡，离婚越来越普遍，子女越来越不构成对父母婚姻的约束，家庭的“稳定三角”面临挑战。

女性越来越多掌握家政大全，引发家庭革命。她们感情上偏娘家一边，突破和改变村庄人情、人际关系的传统规则体系，并自己制定规则。中年女性爱打扮、享受生活；留守妇女不弱势，她们嵌入家庭、家族和村庄熟人之中，照顾家庭，守候农田，串门、跳广场舞，充实自在。

村庄变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然而，熟人社会的远离及村庄的变迁并不意味着村庄的无意义。和一直变化、不断消失的传统相比，作者笔下的乡村社会也呈现了诸多不变性。

具体包括：

人际交往在乡村中虽然不如从前重要，但仍然是村民生活重要的内容，其价值还在，村庄活力和生命力的标志是交往的频度和宽度；

以儿子为中心连接点的面子观（结婚、起房和生孩子），以及以儿子为中心地活着的价值感仍存在；

村民的当地人意识和村庄历史感带来的村庄归属感依然在；

上为父母、下为儿女仍是多数农村人活着的意义之所在；

即使已经陌生化，村民仍在面临纠纷时营造当事人双方“自己人”的情感氛围，调解的中间人不单是体制性身份，往往与村民也是“自己人”；

血缘地缘关系仍然是村庄人际关联和社会结合的基本方式，血缘地缘认同依然强。

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复杂纠缠中，我们看到转型村庄的复杂性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叠加纠缠。当然，这种复杂不单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叠加的历史性特征，还表现为不同地域差异多元的结构性特征。比如书中说到中国乡村的南北差异时就曾指出，从村庄团结的力量来看，北方是关系共同体，往往多姓杂居，而南方则是血缘共同体，以单姓村庄为主；从公私观念来看，北方村庄往往无“私”，欢迎并听从政府在场，南方村庄本身是“大私”，公共需求要通过家族、长房、宗族等具体的“私”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