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风云︱“老子英雄儿好汉”：讲究血统的封建欧洲

遍地开花的小王朝成就欧洲封建

在欧洲中世纪，确定主子与属臣之间的封建关系有一套庄严隆重的仪式，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表示效忠，称臣者脱下帽子，放下武器，跪在主子面前，象征他对主子的服从。他以基督徒祈祷的姿势，合住双手伸向主子，说道：愿意为主子效劳。坐在座位上的主子也伸出双臂，接住属臣的双手，回答：乐意接受。第二部分，则是由属臣将手放在圣经或是教堂的圣物上，庄严宣誓他忠心耿耿，绝不会对主子做出任何伤害。在那时的社会条件之下，合约的基础只有双方的一诺千金，其脆弱可想而知，因而仪式一定要办得庄严隆重，得动用圣经、圣物，来加重许诺与誓言的份量，与原始部落的歃血为盟是同一个道理。现代的我们，不管是受雇佣还是立合同，只要签字盖章就行了，合约的执行有法律（也就是政府）的保护，违约者可以被告上法庭。签约之后，或许可以办个酒会庆祝一下，手握圣经宣誓或是往酒里滴血却是没有必要。

单靠神圣的誓言，也无法建立稳定的封建制度。在欧洲，主子封地给属臣（又称为“采邑”）并不是到公元1000年才有的。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没有足够的农业产出与货币流通，入侵的蛮族无法承接罗马原有的官僚系统。建立王国的蛮族首领只能将抢占的地盘分给手下的属臣，而属臣们又进一步分给跟着他们手下的喽啰。接下来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是各据一方的属臣与喽啰们各自为政，不听国王调遣，为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地盘争抢打成一团。不给属臣封地，没有人心甘情愿为国王效力。土地封出去之后，国王又被架空，势力大的属臣甚至可以篡权夺位。查理曼是中世纪最具盛名的君主，他继承的王位就是由他父亲篡夺来的，而在他身后，他的子孙也被他人篡位。

封建制度得以真正建立，要等到属臣们意识到混乱与分裂也会伤害他们的子孙。他们也想把占据的城堡与地盘传给自己的后代，如果位置的继承没有规矩可言，他们的子孙也会成为篡位的牺牲者。他们所建立的规矩并不复杂，其基础是家谱与血统，传给子孙不但是大家自然共有的心愿，而且按长幼排序安排继承也比较清楚。由此造就的形势是各地的贵族不但有自己的地盘，还有自己由父及子的小王朝。封建并不只是为着谁当王，谁服从谁，而是为着确保遍及各地的小王朝的安全与沿续,保护的是王公贵族的共同利益。这其中的道理并不高深，但是从西罗马被冲垮之后的混乱到封建制度的成形，却要花上五六百年的时间。

封建欧洲容不得刘邦朱元璋

入侵西罗马的蛮族，在安排王位继承的时候，还是将他们的王国当作财产均分给自己的子孙，只是各据一方的子孙，其后一定是打成一团。到封建制度成形之后，欧洲的贵族在继承人的安排上反倒有经营小王朝的心态，爵位、城堡与庄园都只有长子可以继承，下边的孩子什么都分不到，成年后也没有贵族的身份。作为军事堡垒的城堡，本来就不好分。贵族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只有那么大，不可能跟查理曼相比。土地是他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根本，家族势力与荣耀的根基，分家意味着小王朝的进一步分裂，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时代无异于政治自杀。上边的国王，一方面不愿意属臣坐得太大，另一方面也不愿意看见属臣总是分家。那时候的国家组织相当原始，国王外出征战还指望着下边的属臣带着他们的庄丁前来助威，庄园太小的属臣带不来几个人，价值不大。由此形成的长子继承制度，成为传统。

掌握土地与政权的社会上层，以家谱作为他们合法性的主要基础，造就的是一个讲究血统与出身的特别阶级。他们的资格与能力都是生来俱有的，跟教育与品德没什么关系。这一点也是传统欧洲与传统中国极为不同的地方：传统中国有科举制度，会读书的穷孩子也有金榜题名出人头地的机会，出身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传统欧洲，奉行的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地洞，甚至一样是爹妈生的，只因长幼有别，大哥是贵族，下边的弟弟却都只能当低人一等的平民百姓。后来去北美的欧洲移民，在新大陆才有机会冲破这一传统束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只要你能赚钱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这是现代美国人很喜欢拿出来向欧洲人炫耀的美国梦的一部分。

按照欧洲贵族的家谱追根溯源，他们的祖先据说都是跟随查理曼东征西战的日耳曼勇士，而后长房长孙，优秀的品种一代一代往下传，生来就是统治者的材料。后来的考证却表明，所谓欧洲贵族历史悠久的血统，本身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中世纪的医疗卫生水准低下，婴儿与孩童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低，死亡率高，即使是王子王孙也无法幸免，王公贵族家有再多财富与权势也无济于事。而以上战场为己任的贵族，更是比一般人多出一层死在战场上的危险。从统计数据来看，每一代人之中（约三四十年），平均有近20%的贵族家庭面临没有子嗣的窘境。无人继承的庄园，落在国王的手上，以后又会被拿去封给在战场上立功的勇士或是讨得国王欢心的宠臣。欧洲的贵族阶层并没有传说之中那么封闭，而是不断有新人加入。只是这些新贵族在地位确立之后，修起家谱来，总是会千方百计把自己与以前那些显赫的家族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的家谱其实含有不少水分。更为重要的是，有机会成为贵族一员的他们，不会挑战以血统定高低的传统。

王位的继承者当然更是讲究出身，要有最为高贵的皇族血统。皇族的家谱在某些热心奉承的人笔下，可以将古代的部分编得更为离谱。比如说英国的王室开始于诺曼底公爵威廉，祖上原本是北欧海盗，后来在法兰西沿海安顿下来。1066年他起兵渡海征服英格兰，戴上英格兰王冠，英国王室可以算是海盗的后代。但是在热心人的笔下，英国王室却被说成是远在万里之外，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大卫王的血脉，与耶稣同宗。进入中世纪中期之后，皇族的家谱要更为靠谱一些，以他们的显赫不大可能像贵族那样胡编乱造。在蛮族王国时期，篡位夺权很是平常。到封建以后的欧洲，王位的继承倒是严格按家谱来算。国王被谋杀的事情还是时常发生，但是篡位者却也是来自皇族，没有皇族血统的人想要篡位很是困难。欧洲的封建容不得刘邦或是朱元璋的出现，要到快十九世纪才出现一个出身小贵族的拿破仑，有这个胆子将罗马主教请来巴黎给他戴上王冠。

王室之间既是亲家也是仇家

进入现代之前交通不便，大部分人从出生、嫁娶，到养家生孩子，都是局限于老家，难得有几次出远门的机会。但是贵族家的嫁娶却要讲究门当户对，考虑的不是公子与小姐之间的儿女情长，而是“小王朝”的财产与继承安排，因而贵族小姐时常远嫁他乡。而皇家公主的婚事更是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布置，很有几分“昭君出塞”的架势。既然是讲究血统，父王母后都来自皇族更是显得王子的高贵，皇族的婚姻也就只能在皇族之间进行。几个世纪下来，表兄妹与堂兄妹之间不断的联姻使各国皇族之间的基因越来越近，导致不少流着高贵血统的王子或公主患有先天性缺陷，癫痫症，血友病，甚至干脆就是呆子傻子。

王位的继承通常从儿孙的长幼算起，若是没有子嗣，也可以将女儿算进来，毕竟国王的位置非同一般，必须有人继承，因此欧洲历史上倒是有不少女王。在本国找不到国王的后代时，还可以找那些嫁去国外当别国王后的公主在异地他乡生下的王子王孙，请回来继承王位。只要族谱上的先后秩序分明，请外国王子来继承王位在大家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以英国为例，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终身未婚，死后王位传给北边的邻国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公元1603年），因为他的外祖父的母亲是伊丽莎白的大姑。当时苏格兰与英格兰是两个不同的王国，二者之间常有冲突。地势较高的苏格兰在经济与文化上都明显落后于英格兰，可以去伦敦当国王对詹姆斯来说是从乡间进到城里，对英格兰的贵族来说则是要归顺一位粗鲁与土气的新国王。但是有族谱的支持，在整个继承过程之中詹姆斯不用动一刀一枪，一路上还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只是由他开始的斯图亚特王朝其后要把英格兰带入坎坷的一个世纪，遭遇两次革命。到1714年，英国王位又一次通过嫁出去的女儿的后代，传给德意志北部汉诺威的亲王乔治。顺利戴上王冠的乔治，却不喜欢英国，也听不懂英语，继位之后大部分时间仍然呆在汉诺威，对英国的事物没什么兴趣。要到近半个世纪之后，王位传到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代国王乔治三世，才算是真正融入英国社会。

但是如果根据族谱的秩序算不明白，也可以带来很大的麻烦。某家王室没有子嗣，作为亲戚的其他几家王室各有自己中意的人选，相互争执不下。欧洲历史上的战争，大多由这一类争执引起，有亲缘关系的王公贵族之间起兵争家产，打斗不断。

时常有人说，中国两千年的王朝统治是在更替之中不断循环。同样，欧洲王公贵族对政治的主导，也是在他们亲家与仇家的反复转换之中经久不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以血统为基准的继承原则，保证着各据一地的欧洲王公贵族大、小王朝的延续，也保证着他们对土地，进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火药引进之后，披盔戴甲的贵族骑士在战场上不再有用武之地，却依然在国家的军队之中垄断将官的位置。文艺复兴之后，文官在政府之中的位置提升，贵族子弟开始读书识字，也可以适应这一变化。宗教改革时期，支持与反对天主教的王公贵族之间杀得血流成河，却没有人挑战他们基于血统的政治垄断地位。要到十九世纪工业化之后，农业不再是经济最为重要的环节，土地也不再是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王公贵族地位的根本才开始受到动摇。但是他们对欧洲政治与军事的主导，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打破。从时间上来说，这比我们的辛亥革命还要晚上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