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大洋的纠葛：意大利人是移民阿根廷，还是殖民阿根廷？

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在描述自己的同胞时曾戏谑地写道：“阿根廷人，就是一帮操着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像法国人那样思考，并努力想成为英国人。”这一充满讽刺意味的词句，某种程度上恰好揭示出“阿根廷人”这一新兴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与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性深深植根于十九、二十世纪拉普拉塔河地区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之中。如果博尔赫斯笔下“像法国人一样思考”与“想成为英国人”这两句话，能反映二十世纪初阿根廷面对法国文化的强势影响与英国资本的垄断地位时那种艳羡甚至崇拜心态的话，那么“操着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则更为直接地点出了当时“阿根廷民族”这一共同体人员构成的重要来源——意大利。

移民阿根廷，还是殖民阿根廷？

老实说，博尔赫斯的这句戏谑之语并没有太过夸张。从1880年到1920年，短短四十年间，到达阿根廷的四百万欧洲移民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于意大利。在当时所有的移民外国团体中，这一团体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西班牙人，稳稳地居于首位。十九世纪末期到达阿根廷的意大利新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农业区，如皮埃蒙特（Piamonte）、利古里亚（Liguria）、威尼托（Véneto）。这批人聚集在阿根廷的北部地区，如桑塔菲（Santa Fe）、科尔多瓦（Córdoba）与门多萨（Mendoza），从事农业种植收割等工作。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意大利北部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使得移民的来源地逐步南移，那不勒斯（Nápoles）与西西里岛（Sicilia）成了向新大陆提供移民的生力军。新一波的移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岸，并在首都或周边从事工业与服务业的工作。

在这样一股变化趋势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区（La Boca）、圣·特尔莫(San Telmo)开始聚集大量的意大利新移民，被称为“Cocoliche”的一种意西混杂的语言也逐渐流行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小巷。由于前来的意大利移民如此之多，各式各样的同乡会与联谊社也开始出现。同时在意大利财团的支持下，新建的意大利语学校负责起了移民下一代的语言教育问题。上述团体组织特别是意大利语学校的出现，使得在阿的意大利移民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内部维持着自身对意大利的民族认同。种种情形，不仅吸引了当时意大利政府的眼光，同时也引起了阿根廷政府的忧虑。

早在1881年，阿根廷政治家、前总统多明戈·萨米恩托（Domingo Sarmiento）就在《民族报》上发文，表达了自身对意大利社团的忧虑。在文章中，他认为意大利语学校是用来维持“意大利民族性的工具”，结合当时整个欧洲扩张年代的大背景，他担心到这种现象会促使意大利的社团逐步发展为拉普拉塔河地区意大利的“殖民地”，终有一天，这些“殖民地”会提出“自治”甚至“主权”的诉求。

萨米恩托的思虑并非杞人忧天。在这一时期内，意大利国内出现的将阿根廷定位于“天然殖民地”（Colonia Espontánea）的舆论日上尘嚣，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吉诺拉莫·波卡尔多（Girolamo Boccardo）就在《经济人报》（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上发表文章，认为意大利同胞在阿根廷政府的无能管理下备受煎熬，要求意大利政府在拉普拉塔河地区采取直接的行动，并哀叹意大利是欧洲列强中唯一一个“在新世界没有占据一寸土地的国家”。虽然类似的主张在意大利政府中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公开的态度以及1882年意大利政府在乌拉圭通过军舰保护意籍罪犯的事实还是引起了阿根廷政府的不安。1885年，阿根廷外交部的通告中对之前经济学家的言论进行了回应：“虽然从欧洲各国报端早已可见苗头，参议员波卡尔多怂恿意大利对南美进行殖民的论调却再一次向我们国家敲响了警钟。”

意大利vs阿根廷：新移民该接受怎样的教育？

虽说意大利政府并没有通过武力在阿根廷建立一个海外的殖民地的打算，然而它却并没有放弃加强自身在意大利移民团体中的影响，并希冀通过此举在阿根廷谋取更多的利益。意大利首相弗朗塞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在1888年便号召在外的意大利侨民“保有意大利的文化传统并加强自身与母国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维系意大利移民以及移民后代对意大利母国的认同是便成了最为经济有效的举措。在此思路下，意大利政府于1888年通过保护意大利在外移民的第5.866号法案，并于1889年通过了“克里斯皮法案”（Legge Crispi），建立起了统管境外意大利语学校的统一机构，试图通过此举保持并加强意大利文化认同在移民中的影响与作用。以阿根廷为例，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学校中，所有老师均只能用意大利语教授意大利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而由阿根廷教育部编写的相关教材则被彻底地拒之门外。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那些身处阿根廷的意大利后裔，对出生国语言文化的陌生和疏远实在算不上令人惊讶。

这些行为当然招致了阿根廷政府的批评。作为回应，阿根廷教育部开始将西班牙语与阿根廷历史规定为必修科目，并试图在所有的学校中（包括意大利语学校）推行。但在当时，背后有母国财团与政府支持的意大利语学校在财政和人员方面均不受教育委员会的制约，这一教育方面的“同化”计划自然在意大利语学校面前吃了个闭门羹。之后当教育委员会打算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时，这一事件还闹到了当时意大利国内的报纸上。如同意大利的政府一样，这批媒体群情激奋地坚持“海外的意大利语学校是伟大意大利文化传统的延续，因此他们有理由也有权利避免受到当地本土文化的侵蚀”。面对意大利方面的指责，阿根廷的报界也摆出了自己的理由，认为“教育问题深刻地影响到了民族性”，并声称：“那些出生在共和国土地上的幼儿，便是阿根廷人，理应受到他们唯一祖国（阿根廷）所给予的教育。”意大利国内报纸面对阿方的回应，则再次强调了意大利学校的存在和措施只是为了维护“语言文化方面的纯洁与延续，而并非带有任何政治上的目的”，因此阿方“没有任何理由予以禁止”。

双方有关语言文化教育的争论不仅仅局限在舆论界，甚至一度闹上了阿根廷的议院，与宪法和各个联邦的独立自主扯上了关系。总的来说，一部分之前深耕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克里奥人（Criollo）坚持认为统一的语言是构成阿根廷民族性的基础，因此推行西语教学这一计划势在必行。同时，一部分意大利后裔或是与意大利社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议员则坚持意大利语学校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就这一选择给出了众多的理由：首先，他们认为多国语言的学习有利于阿根廷培养更多的对外贸易人才，此举对阿根廷这个以出口初级农产品为主业的国家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其次，为了反驳多语言会危害民族国家的稳定，他们举出了比利时和瑞士的例子，认为所谓“多语言危害民族和国家统一的论据”站不住脚；最后，更有甚者指出阿根廷是各个联邦之间统一而成的共和国，中央政府没有权力不顾各联邦特殊情况推行统一的语言教育，这是有违宪法的。

媒体上与议院中论辩的一时优势并没有能够使意大利语学校的教学行为长期地持续下去，不愿意继续多费唇舌的阿根廷政府开始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1888年，阿根廷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对意大利语学校进行各项检查，试图通过此举将西班牙语教学铺开。之后，教育委员会又通过立法给予私立学校一定的补贴，同时将私立学校中教师任用权收归国家。最后，国家开始大幅度提高对公立学校的投入，引进较好的师资，支付更高的薪水，很多私立学校的老师纷纷跳槽。那些想让自己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移民家长们此时也动摇了，一部分意籍家长渐渐觉得“意大利语学校只是教育的工具”，具体情况还得和阿根廷政府对学校的财政投入和教学质量联系起来。在观念的转变下，他们开始逐步将下一代送进教学质量更好的西语公立院校。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根廷政府推行这一系列改革之时，几乎整个阿根廷社会都持支持赞成的态度，连一向在教育问题上和政府意见相左的天主教会也不例外，认为“即便教育自由的权利会受到一定的损害，官方介入意大利语学校此时也显得刻不容缓了”。

面对上述情形，意大利国内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在大众媒体层面，意大利国内的舆论到此时已经越来越客观了。一些长期生活在阿根廷的意大利政商界人士此时为避免两国之间的交恶，也站出来向意大利国民解释阿根廷国内的特殊情形，并提议两国之间应该如过往一般，继续加强人员和经贸投资方面的往来，并努力建立起平等互信的外交关系。在政府外交层面，欧洲列强英法等国自然不想意大利凭借“荒谬的语言问题”扩大自身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影响力，而逐渐崛起的美国，在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门罗宣言》的进一步阐释下，也反对意大利政府在阿根廷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意大利政府只得放弃先前的计划，使得两国关系紧张的语言教学议题到此也就告一段落。1899年，意大利与阿根廷政府签订了相互承认意阿双重国籍的协议，有关意大利后裔的身份归属问题在两国法理上最终落实了下来。

虽然自二十世纪开始，西语教学模式下的公立学校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越发欣欣向荣，即使那些仅存为数不多的意大利语学校也开始推行意西双语的教学模式，然而意大利语与其文化在阿根廷社会中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街头巷尾随处可闻的意式西语、由cocoliche发展演变而来的lunfardo（阿根廷俚语）、流行的意式餐饮以及大部分意籍后裔所持的意阿两国护照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这个南美国家与亚平宁半岛根深蒂固的联系。某种程度上，阿根廷正是将意大利的一部分特质融入了自身，并开始走上“阿根廷化”的道路。同时，又如博尔赫斯调侃的那般，这个时常流露出对欧洲大陆“思乡病”的南美大国，在这条道路上的任务还远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