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神保町淘书记｜叢文阁书店：大隐隐于市

二楼的空间也不大，就七八排书架的样子。推开小门，可以看到左边是宗教类，右边是日本史，靠窗及走道是东亚诸国史，门侧则是书志学。书实在太多，放不下的只好堆在地面，蒙上一块蓝布。如此“大隐隐于市”，店里顾客自然寥寥。有一次在里面找了半小时的书，都没有其他人上来，老板也在收银台伏案看书。我只能听到自己把书抽出函套的声音，忽然想起钱穆的话：“学问之事，贵能孤往”，感觉又寂寞，又惬意。

我后来每次逛神保町时必去叢文阁书店，因为这里安静、定价合理，木头书架直耸天花板，老板既看不到、也不会管我在里面翻看什么。沿着每个书架，从上到下爬格子般地翻看，东洋学某个研究领域的基本史料和主要问题，就渐渐明晰起来。店址虽然偏僻，其实货源相当不错，从一些题记和眉批上可推测，不少原来是学者书斋中的珍藏。若干稀见的东洋史著作，整个东京古书市场上好像都没有第二套了。

比如大正二年（1913），即“日韩合邦”后的第三年版的《满洲历史地理》两卷，是著名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学术调查部”的刊物。和田清曾把它与《朝鲜历史地理》两卷、《文禄庆长之役》一卷，并称为“我国满鲜史研究巩固的基石”。同时，这几种杂志背后浓厚的军方背景，也使得它成为白鸟库吉、稻叶岩吉、松井等、箭内亘几位“东京学派”历史学家配合帝国对外扩张之嚆矢。

卷首白鸟执笔的序言，写得锋芒毕露：“露西亚之役（日俄战争）后，经营满洲、开发朝鲜之重任，顿落于我国国民之肩。余由是呼吁当前之要务，乃对于满韩等地，进行学术上之根本性研究。要而言之，一为满韩经营之实际需要，二为纯粹学术之考虑也。”开门见山后，他接着写道：“然时至今日，吾辈对此处几多民族竞争不息之白山黑水，仍有暗云深锁之感。须知此半岛之风云激荡，常发轫于满洲旷野，事关我国国运之消长，此古今一也。故究明此处民族竞争之真相，知悉现今局势之由来，乃今后史学之转辙所向，虽经世家，亦不可等闲视之矣。”

贯彻了这种“以史经世”理念，《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篇目，依次是白鸟库吉《汉代的朝鲜》，稻叶岩吉《汉代的满洲》，箭内亘《三国时代的满洲》、《晋代的满洲》、《南北朝时代的满洲》，以及松井等《隋唐二朝高句丽远征的地理》、《渤海国的疆域》。第二卷按顺序为松井等《辽代的满洲疆域》、《金朝的满洲疆域》、《由许亢宗<行程录>所见辽金时代的满洲交通路》，箭内亘《东真国的疆域》、《元朝的满洲疆域》、《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以及稻叶岩吉《明代辽东的边墙》、《建州女真的原住地与迁住地》、《清初的疆域》。

看题目可知，所有论文都关于地理及军事，实证色彩强烈。当时白鸟库吉根据每位学者的专长，让他们各自负责一个断代，最后连缀成通史。这种写法，最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编“剑桥历史丛书”时的创造。阿克顿是英国人，师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兰克的另一位学生李斯（Ludwig Reiss）则于1887-1902年在间东京大学任教，白鸟库吉即出于其门下。考虑到东京学派与兰克史学的血缘关系，便能理解为何《满洲历史地理》与“剑桥历史丛书”的体系殊途同归了。

此期刊采用大开本精装，纯白封面。刊名用小篆凹印于书脊，书皮隆起一条条褶皱，质感犹如洋装书。一百多年过去，外面的函套接近分崩离析，但还是顽强挺立着，犹如宫殿倾颓后残存的梁柱。函套是日本人做书的一大创造，作用是隔绝空气，减缓书的氧化，还可代书本承受各种落灰、磕碰和刮擦。在日本，凡是严肃的学术书籍都必带函套，这除了美观外，亦包含某种“藏之名山”的期许。中国出版社也偶尔也采用，比如上海书店80年代初影印的《四部备要》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也是非常精致，令人爱不释手。

叢文阁的两架书志学，是吸引我来的另一个原因。

日本学者治学，向来重视编目录、索隐，写解题，做译注，即使是已经成名的学者，也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做这些琐碎工作。中国则只有在民国时期，洪业主政燕京大学的时候，编过不少“引得”。而在今天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里，由于这些都不算“学术成果”，无助于评职称，所以有志者不屑于为此。我在叢文阁买了不少目录，光是山根幸夫（1921-2005）编的就有《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和《新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三种，都是手写影印本。

买《新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时一开始没有标价格，我只好把书拿到收银台询问，老板看了一眼书后，回答道：“2000日元”，然后慢慢抬起头，微笑着对我说：“这本可是山根先生送给中嶋先生的哦，你懂的吧？”

我笑着点头，两位都是东洋史学家、也是1963年成立的“古典研究会”第一批会员。山根幸夫专攻明史和中日关系史，著作极多，难以列举。中嶋敏1910年出身于静冈县，1933年凭论文《北宋年间西夏与吐蕃之关系研究》毕业于东大，专攻宋史和中国经济史。他先任职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加入由经济史学家加藤繁（1880-1946）主持，聚集了中山八郎、佐久间重男、西嶋定生等青年才俊的“历代正史食货志研究会”，在翻译《汉书·食货志》的同时，渐得实证史学之蹊径。

正史食货志的翻译，除了中译日外，还得对诸如“子粒”、“盐引”、“折色”等疑难词，做详细的注解，故工程量浩大，非一人之力可就。在几代人的接力中，加藤繁完成了《汉书》、《旧唐书》、《旧五代史》部分，和田清完成《明史》（上、下）和《宋史》（一）部分。两人过世后，中嶋敏陆续将《宋史》的（二）到（六）和《晋书》补齐，另有文集《东洋史学论集》问世。山根、中嶋两人，既是东大校友，又是同行，来往想必不少。所以这本目录除了山根的题签以外，还夹了一张小巧的信笺，上面写道：

中嶋敏 様：              1993/11

前略。秋も終わりに近づき、朝夕寒さも厳しく存って参りましたが、益々な清祥のことと拝察しております。さて久しく念願しておりました《明代史研究文献目録》が完成しましたので、一本をお送りさせて頂きます。御利用いただければ幸甚です。尚貴大学の研究室あるいは図書館に一本購入して下さるようお願いもうしあげます。

向寒のみぎり、くれぐれも御自愛のほど祈りあげます。

日语敬语含蓄悠长的意蕴，难以用中文精准表达，兹录其原文如上。此信的大意，是山根以天气为话头寒暄之后，再介绍自己费时多年编好这本目录，特意赠中嶋一本，同时希望他能推荐自己所在的大学和研究室采购此书。写此信时山根已经72岁，停年退官三年多，但退而不休，仍然担任中国明史学会荣誉顾问、东京大学中国学会会长、明治大学讲师等职，不但笔耕不辍，还多次赴中国敦煌、乌鲁木齐、西安等地开会及考察。

但就在赠书翌年，山根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根据其自编的《略年谱》（载于《中国研究に生きて第三》，2004年，汲古书院），出入病院的记录明显增多。更添凄凉晚景的是，与仁井田陞、榎一雄、阿部隆等同一批但早去世的学者不同，山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亲眼目睹了日本东洋史学界后继乏人的颓势：02年底，日中学术恳谈会解散；03年初，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会亦消亡，82岁的山根“整理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将必要的物品拿回自宅，剩下的或转让，或出售，或干脆丢弃”，此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两年了。

二楼书店叢文阁1967年创办于东京都文京区，79年时搬迁至神保町现址。由于当时南海堂、一诚堂等书店势力早已根深蒂固，无力与之竞争的它只好在图书细分上下功夫，按地理区域将关于北海道、冲绳、印度、中国大陆、朝鲜等的资料，各自放一起，大为便利读者。叢文阁进门处就有个绿皮书桌，可以先将随身物品放在上面，再入内慢慢挑书。日本书籍由于纸考究，一般都比较重，有时候买四五本精装书，行动就很不便了。所以每次走进人情味浓厚的叢文阁，都意味着能暂时卸下包袱。

据店主矢岛好夫说，这张桌子一开始是给顾客看书用的。因为店里常有欧美、中国、韩国的学者慕名前来：“即使是便宜的古书，不也应该好好看下内容后，再决定买不买吗？至于椅子嘛，这是给上了年纪的顾客们准备的。”开业近半世纪后，第一代店主和夫人都年近古稀，但最近店里常有个年轻店员在忙上忙下，从三人的对话判断，估计就他们的长子。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叢文阁应该也能像日本大部分家族企业那样，通过长子继承制延续下去。

由于我每次去，都要翻江倒海地把很多书抽出函套看一遍，所以结账时，总不免泛起些丝羞愧。最后书价通常只有几千日元，但老板每次都给我包好油纸，再扎上根皮筋。回国前最后一次去时，买了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64年影印的朝鲜《三国史记》，底本用李朝中宗七年庆州版，为现存最早版本。收完钱，老板正准备弯腰抽油纸时，我赶紧说：“没关系，这样就可以了，我可以放包里。”道谢后下阁楼，径直穿过喧哗的十字马路，再走几步回头看时，半米见方的店牌，早已经隐没在穿梭的人流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