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镰：新疆探路人

杨镰与妻子张颐青多次谈到死后的事情，他们约定不留骨灰，但当死亡突然降临，家属还是选择将他的骨灰埋在了天山脚下的松树塘，因为那里是他当知青时插队生活的地方。

2016年3月31日傍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杨镰在新疆吉木萨尔县结束讲学后，乘车前往500多公里外的伊吾县参加活动。不料由于超速行驶发生车祸，杨镰在被送往医院的急救车中去世。

多年来，尽管拥有古典文学专家、探险家、作家等多重身份，但杨镰的名字总是和新疆联系在一起。

天山牧马人

如果不是时代的安排，杨镰这一生可能都不会与新疆结缘。他很可能成为一名不错的小说家，或者子承父业，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当教授。

杨镰的父亲杨晦是“文革”前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早年曾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事件。1925年杨晦还与友人冯至、陈翔鹤、陈炜谟等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团体“沉钟社”，一生致力于戏剧创作、文学翻译和文艺评论。

1947年，杨镰出生于上海，不久便跟随父母迁往香港。1949年北平解放后，杨镰全家乘船从香港移居北京。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开展大规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由东城沙滩迁至西郊燕京大学原址，杨晦一家也就搬到了北大校园东门外的燕东园，杨镰的童年即在此度过。

北京大学幼儿园、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杨镰的求学履历是典型的高知家庭轨迹。初中毕业后，他进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63-3班，成为“老三届”的一员，中学时的杨镰因为身材瘦长而获得了一个绰号，“竿儿”。

据杨镰的弟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铸回忆，1966年“文革”爆发后，父亲杨晦作为北大中文系主任，自然免不了遭受批判和被贴大字报，但由于他与在“文革”中受到重点批判的原北大校长陆平、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工作上的意见不合，幸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家中的藏书也被学生们以“红卫兵”的名义在书柜上贴上封条，得以保存。

1967年底，杨镰像其他知识青年一样，本来准备奔赴北大荒插队，结果1968年3月，总后勤部军马局在北京招收后勤工人，他的几个朋友不仅自己报名，而且还替他报了名。插队地点是在新疆哈密地区的伊吾军马场。

杨镰与父母商议，得到许可之后，就决定到离北京最远的军马场做一名牧马人。他自己的解释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在北京、在学校面对这场以‘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口号的‘革命’。”

伊吾军马场原来因设在伊吾县而得名，但由于当地水草枯竭，1968年不得不将场部迁到松树塘，但名字依旧沿用下来。松树塘位于天山北麓，地跨哈密、巴里坤和伊吾的交界处，因满山松涛而得名。杨镰在这里度过了从20到25岁的青春岁月，成年后他曾多次写文章忆及这段时光。

1969年，比杨镰小将近7岁的杨铸也下到黑龙江省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插队，他保存着哥哥当年在伊吾军马场写给他的信札，杨镰就像家长一样，除了关心弟弟的学习、思想状况外，每次都会给杨铸寄去各种生活物品，并询问在农村的生活境况。

张颐青比杨镰晚一年来到伊吾军马场，作为乌鲁木齐市的知青，她和杨镰被分在同一个连队。在张颐青的记忆中，杨镰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放马和“压生马”，所谓“压生马”就是把自由散养的野马调教成可以被人类骑乘的良驹。

“他留给一些老职工的印象比较清高，总是一个人呆在屋里，闷头写东西，也不跟大家太多来往。”在松树塘，杨镰还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并没有系统研究新疆的想法。

1972年，杨镰作为场部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考取新疆大学中文系，结束了插队生涯。张颐青也回到乌鲁木齐市体委工作，两人正式建立起在插队时萌发的恋爱关系。1975年，杨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乌鲁木齐市郊的六道湾煤矿做团委工作，一年后，与张颐青结为夫妻。

“文革”结束后，杨镰也曾报考北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但由于大学时第二外语学的是俄语，英语成绩太差，始终未能录取。

直到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面向全国招聘专业研究员，英语要求相对较低，34岁的杨镰才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被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录取，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室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成员。张颐青也随调北京，在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工作，直到退休。

发现斯文·赫定

奔赴军马场之前，杨镰去向父亲的挚友、著名诗人、德语文学翻译家冯至告别，听说他要去新疆，冯至没有多余的话，只让自家保姆用热毛巾闷湿“红卫兵”贴在书柜上的封条，并轻轻揭下来，从中取出一本竖排繁体字的书送给杨镰。这本书就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作《亚洲腹地旅行记》）。

通过阅读，杨镰接触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疆探险世界。他曾说过，《我的探险生涯》中有两个段落是他百读不厌、难以释怀的。其一是描写赫定在和田河以北的沙漠死界的“死亡之旅”和走出绝境，其二是“神奇的庙宇——黑屋里的僧徒”，刻画了自我封闭在石室里苦修，以求灵魂解脱的西藏喇嘛。

斯文·赫定，1865年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幼时因为目睹了极地探险家诺登舍尔德从北冰洋的航行中凯旋归国，自此立志成为探险家。从1890年到1935年的45间，他先后五次来到中国边疆进行探险考察，并创造了诸多奇迹，他翻越雪域高原、横穿戈壁荒漠、发现古城楼兰、寻找罗布泊、填补世界中亚地图上的未知空白……而《我的探险生涯》一书正是他对自己前半生传奇经历的记叙。

100多年前，斯文·赫定单枪匹马走进荒凉的中国西部，作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后的古典探险英雄，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考察报告与通俗著作，将新疆这块长期被人遗忘的宝地重新呈现在世界面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西域研究史上无法回避的关键人物，却在1949年之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在中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代表而遭受批判，只能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直到由杨镰担任执行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斯文·赫定著作的中译本才得以成系列地与读者见面。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大正见证了这种转变。

马大正如今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与杨镰相识的。他只记得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杨镰找到他说，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斯文·赫定基金会想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斯文·赫定。因为杨镰当时身在文学研究所，业务并不对口，只能找到同院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寻求合作。

马大正在“文革”时期也读过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那时也认为对这些“丝绸之路上的魔鬼”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于是就通过杨镰中间牵线，与瑞典方面取得联系。

双方洽谈的结果即1992年10月3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方的负责人除了马大正、杨镰之外，还有一位已故的新疆文联作家王嵘。这次大型会议共邀请了中国代表30人，外国代表10人。会议结束后，中外学者还沿着斯文·赫定走过的路线，在新疆进行了为期20天的学术考察。

马大正认为，通过这次会议和考察，中国学术界取得了对于外国探险家整体评价的突破，“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棍子打死，包括像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美国的华尔纳这些人，在批判他们破坏、掠夺中国文物的同时，也要对他们留下的考察报告和记录给予充分重视。”

有趣的是，当年瑞典方面希望以“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会议，但这对于当时的中方来说，却要冒着极大风险，因此最后采取变通策略，会议的中文名叫“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英文名则按照瑞典方面的意思命名。

杨镰很早便开始构思策划一套外国探险家考察新疆的作品译丛，而且将重点放在较具通俗性和文学性的考察记上。在1992年的会议和考察途中，他向马大正表达了此项意愿，于是就有了后来与新疆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其中仍以斯文·赫定的著作为主。

截止到2013年“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推出第三版，这套书中斯文·赫定的著作已有7种，包括《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丝绸之路》、《罗布泊探秘》、《游移的湖》、《戈壁沙漠之路》、《穿过亚洲》。

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青年学者袁剑就曾受惠于这套书籍，他在苏州大学读本科时，作为中文系学生，买到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从此开始了解新疆和中亚，最终走上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专业道路。

“当时看到这套书还是挺震撼的，没想到有那么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在近代关注中国的西部边疆。原来虽然也有零星的译著，但由于没有成系统的出版，所以大家知道的还是比较少。算起来，斯文·赫定至今已经影响我十五六年了。”袁剑说。

长期关注西域研究的学者徐文堪是“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一版的编委之一，他对丛书中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印象深刻，因为这是贝格曼1934年发现罗布泊著名的“小河墓地”后留下的考古报告。中国考古工作者直到2003年才开始启动对“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工作 ，这本译著自然也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元代文学研究与《坎曼尔诗笺》辨伪

相比杨镰在新疆人文地理方面取得的成绩，他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做出的探索则很少被人提及。相较唐诗、宋词，元代文学历来不受研究者重视，尤其在传统中原王朝观念的影响下，元代是异族统治，文化上必定缺乏活力，无甚可取。

1981年初到文学所后，杨镰便投入到唐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去，先后参与撰写的集体项目有《中国文学通史》（唐代卷）、《中国文学大辞典》等等，同时在社科院文学所老前辈孙楷第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首部专著《贯云石评传》。

贯云石是元代维吾尔族的著名曲家，元代散曲曾被称作“马贯音学”，“马”指马致远，“贯”即贯云石。贯云石祖上是新疆鲁克沁（鄯善县）的自耕农，后跟随元军攻宋，定居于大都（北京）。难忘的新疆生活经历使杨镰选择了贯云石作为首个研究对象。

在文学所领导的建议下，杨镰结合自己的兴趣，改变了研究方向：从中唐变为元代，并且打算从元代西域文学群体（贯云石、薛昂夫、马祖常、萨都剌……）入手，逐渐扩展至元代文学文献的集成与研究（《全元诗》、《全元词》、《全元笔记》、《元人总集丛刊》……）

2013年，杨镰主编的元代诗歌文献总集《全元诗》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和杨镰是同代人，作为《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的辑校者，他非常清楚这种文献积累工作的意义所在，“尽管阅读的人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对于当今时代，大规模的文献建设确实非常难得，因为要把一代的书全部看过，并且做出辨别与适当的处理，这是非常不易的。我觉得杨镰的学术成就还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

除了《全元诗》外，杨镰的学术代表作还有轰动一时的《坎曼尔诗笺辨伪》（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包括陈尚君在内的许多学界同行都是通过这篇论文，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

所谓《坎曼尔诗笺》，乃是两件“文革”时期伪造的出自新疆的唐代文书，一件是白居易《卖炭翁》的诗抄本，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另一件是写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署“纥坎曼尔”。

这两件文书在1971年北京故宫举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上首次展出，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定名为《坎曼尔诗笺》，并写专文予以论证。经过学术权威的认定之后，彼时凡是涉及民族文学、民族团结的文章都会引称。尤其是那三首所谓坎曼尔自己写的诗，甚至进入中小学课本和专业学者编写的唐诗选本。

《坎曼尔诗笺》作伪的证据其实非常明显，杨镰也并非是第一个发现其中暗藏“猫腻”的人，但此前学者的怀疑仅限于口头表述或者举证商榷，并没有将此案坐实。杨镰则通过多年的执着调查，最终辗转找到了当年参与作伪的两位当事人中的其中一位，并请他提供书面证明，至此真相才得以大白。

《坎曼尔诗笺辨伪》发表后，除了赞誉以外，反驳乃至攻讦之声随之而来。杨镰曾忆及当初写作此文时，并没有想到会因此承担不必要的麻烦：“《坎曼尔诗笺》的辨伪使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件文书真伪，居然能掀起如此之大的狂澜，非学术的污泥浊水几乎将我淹没，今天回忆起往事，我为经历了这些自己仍然站立着感到庆幸。”

杨镰的这篇论文在发表之后，先后获得《文学评论》的刊物奖和社科院文学所的所奖，但等到推荐到院内评奖时，却因学术以外的压力而被刷掉。杨镰也因此得罪了新疆社科院的一批人，此后大家便不再往来。

考察路上的故事

虽然已经回到北京和家人身旁，但杨镰始终无法忘怀他在新疆度过的13年时光，新疆就像一块横亘在中国西北部和亚洲腹地的巨大磁铁，吸引着他如候鸟一般，常年往返于北京与新疆之间。

杨镰很早就开始用小说记录他在新疆生活的经历和感受，从1978年开始撰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千古之谜》，到随后的《走向地平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青春只有一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生死西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天山虹》（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小说创作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它们的背景和素材来源无一不是新疆。

当然，作为专业科研人员的杨镰并没有把对新疆的情感仅仅寄托于小说创作，他真正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对新疆进行研究则要始于1984年暑假的环游塔里木考察。

在筹划这次考察之前，杨镰曾在北京图书馆门前处理过期杂志的书摊上买到了两种他从未听说过的新疆出版的杂志——《新疆环境保护》与《干旱区地理》，这两份杂志为他展示了一个近乎陌生的新疆：

“塔里木的最后的淡水湖博斯腾湖出现微咸水质，步罗布泊后尘成为盐湖，新疆将面临生态灾难；

和田绿洲一个村落，每天早晨人们要清理掉半米以上的积沙，才能进出家门；

移动沙丘距离民丰县城只有几公里；

昆仑山的牧民生活困苦，全部‘固定资产’就是一个铜壶，一件皮大衣；

……”

在和妻子商量后，杨镰决定用《当代》优秀中篇小说奖发给《走向地平线》的800元奖金，作为首次环游塔里木考察的经费。

1984年7月11日从乌鲁木齐出发，8月30日回到乌鲁木齐，杨镰用整整50天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探险考察。

“那次考察之后，他就像着了魔一般，过段时间就要去新疆一次，不去的话，他在家什么也干不成。”张颐青回忆说，“虽然我也不愿意让他老往新疆跑，但看他非去不可的那种样子，最后索性就让他去了。最多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连着去新疆四次。”

董炳月是杨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老杨”是他对杨镰的称呼。根据他的保守估算，“老杨”一生共去超过新疆80次。

自从1999年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董炳月主要从事中日文化关系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专业上和杨镰其实并无交集。2006年，杨镰邀他第一次同赴新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2006至2015十年间他们同行考察达11次之多。由于多年来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杨镰的去世对董炳月打击也非常大。

混杂着长安街上喧闹的车流，在中国社科院大楼七楼文学所的办公室内，董炳月向我讲述了他和“老杨”在路上的故事。

“我对老杨的了解和对新疆的了解是一回事。”2006年8月中旬，杨镰召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新疆人民出版社《探险》杂志等单位的人员组成探险考察队，目的是考察库鲁克塔格山中的绿色村落乌塘，重访新疆探险史上著名的兴地“一家村”与兴地岩画，为重新抵达荒漠甘泉阿提米西布拉克（六十泉）辨认路径。

乌塘村是一个维吾尔族聚居的村落，位于库鲁克塔格山的山沟中，方圆150公里以内都没有人烟，生存需要的水源仅靠一条小河。

“就在这样一个孤独的小村子里，当地仍然办起了简陋的小学校，有一名维族教师几次可以调离，但他就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热爱而坚持教学。”董炳月回忆说，“最令人感动的是，学校虽然没有音响，但还是坚持举行升国旗仪式，就用一个放在地上的卡带式录音机放国歌。”面对此情此景，董炳月亲眼看到“老杨”留下了眼泪，临走时，考察队给学校捐了一笔钱。

2013年9月，董炳月和杨镰一行考察天山北路，参加专题片《天山走廊》的拍摄。他们在从哈密星星峡镇前往吐火罗要塞的途中看见一对正在放羊的蒙古族牧民夫妻。“我们下车向他们询问一些情况，就看见那位媳妇的脸上长了一颗瘤子，因为草原上缺医少药，老杨就和同行的地方政府官员说，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她的病情，如果需要到北京治疗，他可以承担她的医药费。”

2006年的那次考察队伍中还有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编导樊晓冬，从“绿色空间”到“走近科学”栏目，她与杨镰合作了将近10年。在樊晓冬的印象里，杨镰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跟着他，大家吃得最奢侈的就是‘拉条子’，一般路上就是吃馕、喝矿泉水，偶尔遇到人家，一说今天有拌面吃，就觉得好幸福。路上吃住能省的地方，都会很节省。”

“省下来的钱干什么用呢？沿途凡是遇到生活困难的人家，他每次都会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给他们，时间长了，我们也都养成习惯，出门就多带点现金，其实在路上除了馕和水，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每次遇到杨老师捐款，我们也都跟着他捐。因此每次去新疆就像朝圣之旅一样，回来心里就特别踏实，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樊晓冬说。

永远不去克拉玛依

“老杨去过新疆80多次，可以说走遍了天山南北，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他永远不去，你知道是哪里吗？”董炳月问我，“就是克拉玛依。”1994年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在举行文艺演出活动时发生了恶性火灾事故，造成325人死亡，其中未满18岁的中小学生就有288人。

“老杨每次提起这个事儿就生气，发誓永远不去克拉玛依，说那些踩在学生身上逃走的领导简直是畜生，他对这种人深恶痛绝，所以他几次经过克拉玛依，都没有下车。”

由于杨镰在新疆的声望，他去某个地方考察，当地政府的“一把手”都会出面盛情招待，但杨镰却并不擅长搞人际关系，也从不在应酬上浪费时间。

“每次他能在饭桌上坚持一小时就不错了，他们总是说‘杨老师又走了’，有时候弄得当地领导还很不高兴。入乡随俗，有时候为了避免让地方领导觉得没面子，吃饭前往往要专门嘱咐他，‘多坚持一会儿，人家一片热情’。”董炳月对“老杨”的真性情十分敬佩，“说实话，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到了地方，很多人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老杨在这方面尤其难得。”

樊晓冬对此也有同感，“他特别不善于与领导周旋，甚至于害怕，他也明白人家是一番好意，但每次都如坐针毡，不喝酒也不抽烟。”在设计考察线路时，除非万不得已，杨镰不会主动联系当地政府支持，“他要避开迎来送往，把有限的时间都用来工作。”

有一年，樊晓冬突然接到杨镰的电话，只听见传来一个焦虑的声音：“塔里木河今年春天干了，这样住在下游的人就没法灌溉了，那他们吃什么呀？”“那怎么办？”“不如我们沿着塔里木河走一趟吧。”“那好。”

于是，他们一行就从沙雅县走到了塔里木河尾闾，一千多公里的路程都是开车行驶，为的就是便于下地考察。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直在干涸的河床上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边走边说，‘干了，干了，你看都干了……’，真的是特别着急。”

抵达塔里木河尾闾后，他们看到一个废弃的农场，所有农作物因为无法灌溉而长不出粮食，当地居民已经全部迁走，只剩下破败的房屋和一条狗守在那里。

“那次考察塔里木河回来之后，杨老师的心情一直都不好，我记得直到夏天汛期来临，他的心情才有所好转。”

樊晓冬表示，通过杨镰的视角拍摄的关于新疆的纪录片，尽管题材有些冷门，但都还有不错的收视率。而且杨镰自己对于采访也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他真的很愿意交流，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新疆的历史与现状，甚至产生感情，让他们知道新疆不光是景色美，人也都很善良，不光有沙漠戈壁，还有森林草原，不要对新疆产生误解。”

当然在考察过程中，如果有人捡拾文物、破坏遗迹，杨镰也会立刻翻脸不认人，“他会呵斥人家，一点不加掩饰，不会考虑给对方留面子。他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新疆的，即使风化掉，也是那儿的一部分，不能触碰，更不能带走。这是他的底线，要求我们严格遵守，怎么拍照都行，但就是不准乱碰。”

杨增新与现代新疆

董炳月在杨镰不断的引导之下，不仅爱上新疆，而且发现了自己新的学术空间。

“老杨是一个做事非常有眼光的人，他知道国内学术界对日本西域学、对大谷探险队的研究比较薄弱，知道我在日本留学多年，就建议我利用自身优势研究新疆。实际上，我的知识也被他纳入了一个巨大的新疆研究框架。他的尺度很大。”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近代新疆探险方面，无论从延续时间还是带走文物的数量上看，一点都不比斯坦因或斯文·赫定逊色，例如著名的李柏文书（注：李柏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是他于公元328年从海头-罗布淖尔湖畔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就是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发现的。1908至1910年，大谷探险队就对蒙古至新疆的地理、气象状况进行了考察、测量。”

如今，董炳月探讨新疆现代文史的论文已经发表多篇，还翻译出版了大谷探险队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更重要的是，他借助新疆这面镜子，重新定义了此前习以为常的“中国”：

“如果不了解新疆，就不了解中国。我们一般讲现代历史都是注重沿海地区，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北上广。但是，例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新疆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吗？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不知道的话还谈什么现代中国？更别提什么东亚了。杨镰改变了我的知识结构，让我能够从新疆的角度重新看现代中国，重新看日本和东亚。”

2015年4月，杨镰出版了生前的最后一本书《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在董炳月看来，这部遗著也寄托了“老杨”在新疆问题上的现实关怀。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县人。1912年民国初建，杨增新接替弃职东归的袁大化，出任新疆督军。在此后主政新疆的17年间，杨增新多次击退入侵的外蒙古军队，保全了今阿勒泰地区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老杨为什么要研究杨增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杨增新，就没有现代新疆，没有现代新疆，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就没有了前提。杨增新的统治维护了新疆的版图完整和繁荣安定。”

董炳月受杨镰的影响，曾经与杨镰一起寻找杨增新的墓地，也在阅读有关杨增新的材料。他认同杨增新“认庙不认神”的国家理念，“所谓‘庙’就是中国，‘神’就是国家领导人，不管谁来当国家领导人，杨增新都只认同中国。政府不能代表国家，国家是先于政府存在的，这种国家观念太了不起了。没有这种理念，在一个军阀混战、国家政权不稳定的年代，维持新疆的安定是不可能的。”

201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册“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收录杨镰历年所写的探险纪实共80多万字。就像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杨镰的写作总是充满激情和自我反思，但有时也不免显得啰嗦。他家客厅的墙壁上一直悬挂着冯至当年赠予他的手书，引录自郑板桥的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针对的就是他写作上的毛病。

终其一生，杨镰的最高学历只是“工农兵学员”。作为学者，专业训练尤其是外语的短板，使他无法在西域研究上取得更为耀眼的成就，论述自然也不乏硬伤。但他对新疆文史与探险普及工作的纯粹热情，却是现今中国学术体制内一种近乎灭绝的品质。

杨镰退休后，留给众人的印象还是语速迅疾、行色匆匆，似乎永远忙在路上。他渴望追寻斯文·赫定，置身探路者的行列……如今尘埃落定，他又一次回到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