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金牌情结在改变，里约开幕式“小清新 ”？

“人性比金牌更重要”越来越成为国人共识

上周国内舆论的最大焦点，无疑是8月5日开幕的里约奥运会。

开幕至今，短短几天，围绕本届开幕式是“小清新”还是富有深厚人文精神、奥运首金所代表的“唯金牌论”是否已过时等话题，引发了诸多深度思考。

在首日比赛中，中国队照例向奥运首金发起冲击。结果是，杜丽和易思玲这两位奥运冠军组成的双保险，在女子十米气步枪中收获一银一铜。第二天，同样担负冲击首金任务的孙杨，在男子400米自由泳中尽管创造了近三年来的个人最好成绩，但仍然以0.13秒之差屈居亚军。

正如新华网8月7日发表的文章《奥运首金，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所言，第一个总是容易被人记住，中国传统文化也讲究“开门红”。自从1984年许海峰拿到那枚记入历史的首金以来，舆论对于“首金”的关注就开始逐步增加，“第一块金牌”所带来的仪式感，和“好彩头”所承载的期许，让队员们和教练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如今，有很多人想说：“奥运首金，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显然不是。文章指出，体育竞技在于参与，体育精神在于推动人类之进步，仅仅把目光聚焦在金牌上，真的对不起“体育”二字，也对不起运动员的努力。体育本身追求的目标是更高更快更强，追求的是全民体育之普及。体育无国界，我们在聚精会神观看本届奥运会比赛时，真正精彩的是各国选手之间的竞技，而非唯独关注中国是否能取得首金、金牌。

作者认为：“唯金牌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体育本身的意义和魅力开始得到更多的期待，这才是奥运带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微信公号“沸腾”也发文《一部分中国人已经率先告别金牌情结》表述了相近的观点。作者发现，杜丽、易思玲失金，网络上“恭喜杜丽获得银牌”、“拿银牌照、铜牌同样值得尊敬”这样的跟帖俯拾皆是；孙杨输掉400米自由泳决赛，网上的声音也多是鼓励、安慰。

作者王言虎认为，从伦敦奥运会开始，国民对奥运的心态就已经开放了许多。1988年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失利回国后被国人疯狂指责、咒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性比金牌更重要”越来越成为国人共识。一部分中国人已经率先告别金牌情结，“金牌至上”于他们而言已经成为过去时，他们对一场比赛的期待，正在由中国运动员能否夺得金牌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转变为这场比赛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愉悦。

文章追溯了国人心态的历史成因。1840年以降，百年屈辱郁结于胸，经济落后、政治混乱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将国家形象的改善寄希望于竞技体育，就成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路径。1930年代一度流行的“国术救国”运动直至1949年以后的“武侠热潮”，始终弥漫着体育救国的气息。这种“体育爱国主义”延续一个多甲子，而今终于缓下脚步来。

由伦敦到里约，国人终于能用平常心看奥运，原因在于，国力的增强，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中产不断壮大终而形成比较成熟的国民心态：金牌不过是奥运的附丽，比赛的趣味性、观赏性才是最重要的。

腾讯·大家的文章《孙杨为什么哭，我们都该懂的》也广受转发。文中提到，中国对首金的无比期待，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一种状态。易思玲和孙杨都是已得过奥运金牌的选手，赛后仍难以控制地泪流满面，可见他们承受的压力有多大，“首金夺取的时间越晚，传递到下一个运动员身上的压力就越大。”

作者王旭认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没有首金的概念，运动员把竞技场当成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尽人力听天命。并不是说西方体育人没有国家概念，而是他们早已经走过了靠奥运会来赢得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阶段，以尊重每一个运动员自己的价值为根基，向外衍生体育的含义。

而在中国的现行社会结构中，举国体制仍然是难以放弃的一个模式，这是由社会资源的配比来决定的。所以易思玲也好，孙杨也罢，他们的哭泣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最好的方式。”让体育回归体育本身的面目，让人性在体育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只有体育以体育的面孔展现于世人面前，我们才能感受得到愉悦。

里约奥运开幕式：文艺小清新，还是富含人文精神？

围绕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展开的一场争论，也颇具看点。

著名文化评论家、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上周在接受凤凰文化采访时，点评了本届开幕式。他认为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分量，实际上是和该国在近现代世界或者历史上的国家分量成正比的，而巴西显然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环保”主题只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追随；整个开幕式对巴西文化和历史的表现浅尝辄止，高潮难以推进，其精彩程度甚至比不上寻常的电视嘉年华；与前两届奥运会的开幕式相比，北京奥运开幕式是历史博物馆，伦敦奥运开幕式象是近代史展览，里约奥运开幕式则是绿色“小清新”体育馆演唱会。

他还指出开幕式上“只是让葡萄牙人跟土著对视了一下”，完全回避了当初葡萄牙杀掉多少当地人（土著），这是因为“巴西现在很乱，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矛盾，没办法像悉尼那样开放自信地向土著道歉”。

许子东由此分析“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都是不成熟的拉丁文化，天主教的殖民地都比不上英国新教的殖民地”，所以巴西人会比较任性，活得比较舒服，英国人德国人就活得累。

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副教授、葡语文学研究者／译者闵雪飞显然对此并不苟同。她认为许子东的发言，暴露了这位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对巴西与拉美历史与文化的基本无知，这在中国知识界或许并非是个案。

她迅速撰文《对于“废柴”巴西的想象和误解：与其互黑，不如共情》，陈述了自己对巴西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闵雪飞认为葡萄牙统治下的巴西完全不同于北美，甚至和西班牙殖民地也有极大差异，直接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去套用十分不合适。葡萄牙的殖民历史及与印第安人的接触历史，虽也有污点，但并未形成激烈的对抗。

如今的巴西文化是葡萄牙文化、土著文化与来源于非洲的黑人文化三位一体。“为何要如同澳洲人一样，向土著人道歉？既然巴西人早已弥合了伤痛，取得了对身份的共识。殖民最大的恶果就是造成殖民地的内部对立，而没有经历太大的撕裂与对抗就建构了身份，这是巴西的幸运，也是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她看来，“包容”已经构成巴西的民族性。

而在开幕式上，巴西人用音乐、诗歌、舞蹈完美地展示了这一“融合”的过程，是“文明”与“野蛮”之间心悦诚服的彼此投降，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奇观。“这当然是伟大的贡献，并不逊于希腊的光荣、罗马的成就、英伦的保守主义、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尤其是对于当下的世界。”

巴西确实与“废柴”宗主国（葡萄牙）有文化上的相通，它们都深信，在一切坏事中都能孕育出好的果实。Gambiarra，开幕式的关键词，不仅仅是对这次开幕式策略的概括，也是对巴西身份认同过程的精确描述。

闵雪飞也不同意开幕式上读诗是文艺小清新的说法。《花与恶心》的作者安德拉德，年少时很悲观，为赋新词强说愁，中年时写政治承诺诗歌，晚年又隐入了玄学，探讨生死。如此复杂的人物，选的又是他最具政治承诺性质的诗歌，实在无法被“文艺”定性。“不难看出巴西奥运会开幕式选用这首诗的用意：用一朵沥青中绽开的丑花，致意所有徘徊在具象（商品）与抽象（忧郁症）里的孤独个体，拥抱存活于现代世界及其全部压制性机制中的所有的人。”

许子东拿索契奥运会开幕式的“战争与和平”背景与巴西的环保主题相比较，论证俄罗斯文化厚重而巴西轻薄——闵雪飞表示，这几乎印证了她一直以来的印象：我国知识界，尤其是男性中老年知识界，由于自身经历与某种情结，只能接收（别人的）“苦难”，一看“乐天”就不高兴。“其实，我倒是觉得，看到别人高兴，自己也跟着高兴，这才是一种正常情感。巴西教会了我从人的尺度，体验这种正常情感。”

另外，她认为“环保”当然不是对西方普世主义话题的追捧，而是巴西人民现实的诉求。巴西守护着地球的绿肺——亚马逊。在自身经济发展与全世界人民的福祉面前，“可持续发展”是现实的政治，也是沉重的承诺，绝非表现在世界镜头前的惺惺作态。文章举例巴西建设伊泰普水电站时，上游的著名景点“七瀑”不幸成为牺牲品，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它们消失之时。巴西以国家的名义，为这七条瀑布举行了葬礼，总统、议员、诗人、艺术家悉数参加，送“七瀑”最后一程。

还有音乐。桑巴也好，波萨诺瓦也好，都起源于争取自由——个体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的斗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自带抗争性与革命性。“如此深具革命性的波萨诺瓦何以在世界，主要是在东亚，演变成了‘小清新’？”

闵雪飞最后指出，一次奥运会，暴露了两国之间认知的缺失。同为第三世界的大国，巴西面临的某些困境，其实也正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与其互黑，不如共情。而且，如果我们未来的发展还需要巴西的铁矿与石油，如果我们还希望将通讯设备与高铁技术出售给巴西，我们更需要深入地了解其历史与现状、民族精神与普遍认同。这一切都需要谦卑、谨慎与勇气。

大禹治水开启夏朝，找到了证据？

8月5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在考古学栏目中刊登了一篇论文：《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作者称，该项研究为大禹传说中的大洪水提供了地质学证据，可能提示夏朝开始的时间。

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在科学界引发讨论。有人评价这篇论文具有颠覆性的意义，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篇论文的结论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深入人心。根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大禹因治水有功成为天子，开启夏朝的历史。然而，由于缺乏真实的证据和第一手资料，上世纪20年代的疑古学派学者甚至怀疑大禹究竟是神还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中国古代史上的“夏商周”断代，也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难题。

据微信公号“知识分子”的文章《大洪水开启夏朝？证据有限引发学界争议》介绍，在这场为时9年的研究中，该论文唯一通讯作者及第一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吴庆龙，带领中美联合研究小组发现：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的积石峡附近，曾由于一场强烈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形成一个大型的滑坡坝，河水灌入形成堰塞湖。通过对滑坡坝残余坝体的实地勘察、以及对下游黄河两岸至距坝体25公里的喇家遗址进行地质采样研究，研究者称发现了支持大洪水的地质学证据，且与历史记载的大洪水相关。通过碳十四定年，研究者将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确定在大约公元前1920年，并得出结论称这与被学界认为可能隶属于夏朝、标志着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重合，从而提出夏朝或于公元前1900年开篇，比中国官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提出的公元前2070年的起始时间又推后了170年。

吴庆龙表示：“我们的论文仅仅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提供了一次巨大洪水的科学证据。基于这样规模的洪水在黄河上非常罕见，而且其发生的年代与传说大洪水的时代基本相符，可以推断，这一洪水很可能（may well be）就是传说大洪水的起源。古代典籍中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应该是基于事实的，既然关于夏朝的传说与大洪水的传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推断，夏朝也应该是基于事实的。”

然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则对“知识分子”说：“这篇论文就夏王朝、大禹治水与其讨论的内容之间，没有给出明晰的证据链，它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庆伟也对“知识分子”表示，他同意吴庆龙的研究不足以论证夏代纪年的问题，需要补充更多的证据才可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同。但他认为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目前确实缺少证明夏代存在的第一手文字资料，要说服那些怀疑夏代存在的人，自然科学的手段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吴庆龙的研究应该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他试图以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夏代的建立确实与一次大洪水相关。”

而最为考古学界所诟病的，是作者对于积石峡洪水是大禹治水中的大洪水的推导缺乏证据。

作者说，从考古资料推测，黄河下游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重大改道时间，积石峡洪水可能是造成这次改道的原因。在新的天然堤-天然河道建立起来前，这种大范围的泛滥会反复地发生。

许宏则表示，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大洪水只能在郑州以东，不可能产生在黄河中上游一带。中上游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可以往山坡上走，而中下游的开封豫东等地，形成地上河，才会有灭顶之灾，那种情况才需要治水。”

国内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大洪水的发生更有可能在中原地区。许宏在专著《何以中国》中引用了古史学家徐旭生的表述，“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 即洪水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的流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青铜时代考古专家方辉表示认同：“该文与大禹治水联系起来，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试想，发生在青海黄河上游的一次地震或泥石流造成的灾难，与大禹治水能有什么关系呢？若寻求大禹治水的遗迹，无疑应该到黄河中下游去寻找证据。”

公众号“知社学术圈”也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他们引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历史学家魏阳提出的质疑：“大禹治水可能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神话，有洪水遗迹不能证明这个朝代的存在。史学界公认的，史记中记载的夏代的中心离开青海这个发洪水的地方有多远，不可能有联系。”“早期政权范围都很小，夏代如存在，应该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 二里头文化有可能的， 但是需要更多证据。 这次发现洪水并非没有意义， 但是由此证明夏代实在太过草率。 因为这个朝代可能是先民根据洪水的回忆编造出来的。 根据竹书纪年和史记， 大禹的年代比这次洪水要早两三百年。 考古学家不同意这位地理学家的说法很正常。”

在《纽约时报》对这篇论文的报道中，受访的几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对从中国史书对夏朝的记载中找寻大洪水存在证据的做法也持谨慎的态度。

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先秦历史的Paul Goldin说，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相对较晚近的时候出于哲学和政治的考虑才进行传播的，所以认为其等同于对久远历史事件的追忆这种做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在他看来，中国的考古学者有一种思维定势，即“想证明所有的历史书籍和传说都存在基本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研究发现与历史典籍的描述相吻合不应该成为考古学家的本能思想。”

许宏亦指出，考古需要从实际材料出发，而现有考古材料对文献中关于夏朝和大禹的记载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他对历史典籍的描述保持敬畏存疑和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不轻言夏朝，说二里头（文化）极有可能是夏朝可以，但不能说它肯定就是夏朝，因为里面扑朔迷离，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铁证。”许宏

许宏表示，在像甲骨文这样的自证性证据出来之前，不可能彻底解决狭义史学的问题，任何观点都是推论和假说，而不可能成为定论。公众把主流观点认为是定论，这种看法存在问题，“和我们中小学教育追求标准答案有关，实际上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的许多问题都是无解的、不可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