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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白皮书“威胁感”与日俱增,但抹黑中国能漂白自己?
越来越“看重”中国的白皮书
如2009年版《防卫白皮书》只是将中国国防政策及军事动向定位为“关切事项”,到2011年时则开始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展开的一系列维权及维稳活动污名为“高压姿态”和“霸权主义”,并称有必要继续对中国的军事动向保持“警戒”。值得关注的是,还首次将中国海军的“南海动向”单列为一个条目。而2012版《防卫白皮书》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异例”,除了点名要求中国增加军费透明度外,竟然直接对中国的内政评头论足。
安倍二度执政后,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调门愈来愈高,措辞亦愈发具有刺激性,如2013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使用“日本面临比以往更为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之类的凸显危机感的表述,且明确将中国解读为出现这一情势变化的主因。
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公务船进入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的指责比以往更为强烈,并批评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能会导致事态升级,引发不可预料的事态”。
2015年版《防卫白皮书》中除了一如既往地将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活动批评为“可能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行为”,并称“妨害公海航行及飞行自由的状况正在发生”之外,还首次单独设置针对中国在南沙群岛修建设施的所谓“海洋问题动向”章节,并且将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等议题同列。
对此,《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已成为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系列文件和对华“挑战书”。
不言而喻,这种氛围下出炉的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在炒作“中国威胁论”方面自然也是不遑多让。
首先,时任防卫大臣的中谷元在寄语中就摆出一副继续炒作“中国威胁”和海洋安全问题的姿态,并强调说“日本所处的安全保障环境越发严峻”;其次,在第一部分的“日本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中,着重渲染“中国威胁论”,有大量篇幅涉及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海警船巡航等,强化了对中国国防政策的批评。此外,在日本开列的九大周边安全保障相关事态中,中国占了五条半;最后,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企图把南海的水搅浑,以从中渔利,《白皮书》两次提及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甚至无理要求中国接受所谓仲裁结果,并支持菲律宾的相关非法主张。
综上,原本以讲述一国内部事务为主的政府年度文件——《防卫白皮书》如今已变成日本政府精心设计的一种政治策略工具。其确立的基调是不仅明确地将中国视为日本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更毫不隐讳地将中国指责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从这一意义而言,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与其说是一份政府年度文件,不如说是一份“抹黑中国书”的年度追踪报告。
渲染中国“威胁”日本才有借口修宪
众所周知,安倍内阁的政治理念是“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这就需要突破军事禁忌,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并在此过程中要扩充军备,凸显强化日美同盟的世界性意义,因此进行大量的舆论宣传以制造借口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简而言之,安倍内阁的舆论宣传可用(漂)白(抹)黑互为表里来概括。
所谓的“漂白”就是安倍自2103年开始四处推销的“积极和平主义”。他提出要让日本成为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尤其“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赋予我的历史使命就是促使日本成为自豪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旗手”。
在这样的表述下,尽管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与战后日本一直遵从的和平发展道路完全背离,是为“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而服务的手段,此刻却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帜的“漂白”下变得冠冕堂皇。
另一方面,在安倍的拨弄下,日本描述的中国俨然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他抹黑中国的用意无非要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不但是日本最大的威胁,也是亚太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这样日本不但可以拉拢“同命相连”的周边国家,构建“共斗中国”的菱形包围圈,更为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示,在“积极和平主义”理念支撑下,一个强大的日本才是维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性力量。
显而易见,在安倍内阁“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过程中,其打出“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自我“漂白”的同时就是对中国的刻意抹黑和极力“妖魔化”。“中国威胁论”不但成了安倍为自身军事扩张松绑、摆脱战后束缚的最佳借口,更被渲染成“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针对目标。
正因为如此,中方对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评论是了无新意,“不改以往的陈词滥调”,“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进行无端指责,对中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满篇充斥着对中国军队的恶意,对中国与邻国关系的挑拨,和对国际社会的欺骗”。
中国的对策:定力与弹力相辅相成
从《防卫白皮书》对中国的种种抹黑来看,日本显然已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且双方的博弈正从亚太扩展至亚欧大陆的广阔舞台,波澜壮阔、内外交织地全面展开着。
可以想见,未来的中日关系,尤其在安全领域,势必是摩擦加剧、挑衅加剧、对抗加剧,“竞争”与“制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论述两国关系的关键词和定性语。
但诚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所指出的那样,“既然中日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我们就必须对战略层面的竞争与战术层面的竞争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战略层面竞争高于战术层面竞争,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的态势。”换言之,中国应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一方面在涉及自身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立场,绝不拿原则问题做交易,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的敏感问题影响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个大局,更不能使之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
一言以蔽之,中国应力求在复杂局面中发现机遇,在风险挑战中创造机遇,把握好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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