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权要求爱，但我们需要爱

我们无权要求爱，但我们需要爱 原创 叶礼庭 三辉图书 收录于话题#陌生人的需要 1 个内容 #叶礼庭 1 个内容

英国国家剧院现场版本的《李尔王》剧照

在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当中，李尔要求自己的三个女儿在众人面前表白自己的爱，大女儿和二女儿选择了顺从地奉承，而真正爱他的小女儿，却诚实地说：“父亲，我没有话说。”

李尔后来把自己的疆土平分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权力移交后，原本自然享有的尊重与侍从也随之失去，李尔王的悲剧由此开始。

叶礼庭在《陌生人的需要》中借助李尔王的故事区分了需要与权利：一些需要是我们有权要求别人来满足的，另一种——主要是爱——却不可以。这一原则放到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当中也同样适用。然而，没有爱的“荒野”不是永恒不变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荒野已经消失，现代社会的荒野则需要主权国家去开垦。

剧作家采用了极端的构思。呈现一个同情缺位的世界，是为了让我们懂得人类慈悲的价值；展示不义的丑恶，是为了让我们了解感恩之于自身的意义；展现我们沦为畜类时的极低需求，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为人之时的膨胀欲望。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忠诚，必须嵌入我们的头脑中，有了它，人类世界才能具备人性。不付出代价，我们将永远无知；未经历匮乏，我们永不知何为充足；未曾被剥夺，我们永不知自身所需。穿过迷雾，方能洞明；要习得需求的艺术，悲剧无可避免。

同样改编自《李尔王》的黑泽明电影《乱》

如果需要是种悲剧理念，如果《李尔王》是部关于需要的悲剧，那则是因为那些被我们称为需要的情感是必要的，它甚至会驱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欲望并不会促使悲剧生成：它只是狡猾地歪曲事实，将枝蔓攀附于现实的壁墙上。但是需要无法屈从，不会迁就，也不会等待。它没有耐心，不顺从于意志与现实，所以它是悲剧的。我们不是坐在暴风雨中、通过改变对策来适应现实的动物。我们是唯一会因为命运不公而愤怒、会反抗其施加在我们身上的需要与命运的生物。

需说明的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荒野已经消失了。领主们筑起了篱笆，将其犁平并种上牧草，让无主之人在上面劳作赚取报酬。明亮的公路刺穿了它的黑夜，公共治安全境铺开。深夜，警察会在废墟中巡逻。流浪者住在收容所中或被记录在失业名单上。像李尔一样被女儿们遗弃的老人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养老金和家访员。

但是现在依然有荒野存在；它就是国家监禁系统的巨大的灰色地带。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护理员将稀粥胡乱灌入呆滞的或者不配合的病人口中；药房里，一个个药物托盘准备就绪；监狱的狭窄通道上，食物被倒在锡盘里塞进牢房。需要得到满足时，精神却被羞辱了。自然人，——那“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依然存在；社会人逐渐消亡。

我们身后还有一个荒野——存在于我们的过往中。想想40年前那些在北欧和东欧的平原上星罗密布的集中营，现在它们依然点缀着西伯利亚的空旷地。父女们、母子们，来到这片由带刺铁丝网和铁路线区隔出来的空地，每个人都抛下了城里的家园，每个人的过去都根植于欧洲历史的本源中。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带着李尔口中的“侍从”：衣服、提箱、担当，以及曾使他们独一无二的荣誉与尊重。在带刺铁丝网围就的方框里，戒指、提箱、头发、眼镜和衣服，这些使他们成为独立真实个体的东西都被除去。在分离、苦痛与折磨的摧毁下，他们崩溃了，成为单纯的、同质的人类个体。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纪，首次实行了如此大规模的实验：数以百万计的社会人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被简化得那样抽象，这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自然人、纯粹的人、带刺铁丝网后目不转睛的受害者、可怜的汤姆、“天赋的原形”。

1943年，一群犹太人被德国士兵带出华沙犹太人隔离区。

AP Photo

想象一下，数以百万计的人伸出双臂，只为了能从奶罐里分得一点儿牛奶，或从富裕国家的救济粮中分得一杯谷物。他们的国家不能养活他们；他们的部族被饥荒摧毁；他们身处荒野中。同其他忍受不断加剧的苦难的人一样，他们最终只有一个诉求：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就应当生存——这也是李尔的诉求，汤姆的诉求。正如李尔最终认识到的，这最后的要求，是人们可以对彼此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个要求是面向所有人的，这反而让其失去了具体的申诉对象。一旦没有家庭、部族、国家、城市来倾听这个诉求，那就只剩下暴风雨了。

李尔认为我们的社会责任，比如父亲对女儿的责任，必须以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自然人责任为基础。跟我们中的许多人想法一致，他认为我们此时此地面向特定个体的社会责任——比如我们作为父亲、儿子、女儿或者公民的责任——建立在一个与自然责任共享坚实基础的金字塔结构上。这就是应有的事实。社会理应建立在自然之上。在那些将我们与某个特定个体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之下，应该还有一种责任把我们和所有人联系起来，不论他们与我们是何种关系。事实上，社会与历史之下，空无一物。

当一个犹太人再也不能以邻居、朋友、亲戚、伙伴，甚至犹太同胞的身份来向他的德国同胞求助时，当他最后在带刺的铁丝网上，赤身裸体，只得向那个手执鞭子的人类同胞求助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如果人们视彼此为人，为一种抽象的普遍存在的话，在其中一方有权，另一方无权时，有权一方就会像豺狼一样对待自己的同类了。

为了让正义来到荒野，为了保护那些因战争与迫害置身无人之境的“可怜的汤姆”们，出现了普遍人权的原则，而且我们也努力让杀人犯和刑讯者去尊重人类主体的不可侵犯性。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有同样的需要，那么我们也拥有一样的权利。

1945年，奥地利埃本塞(Ebensee)一个集中营当中的囚犯。NARA/Newsmakers

我们有差异，有个性，有各自的经历，忠实履行的责任文化也各不相同，然而从这些不同中，我们发现了彼此共有的人性。但在普遍性中，我们无法分辨每个人的个性。对全人类的爱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而这种爱也是此时有、彼时无的。

我们这个世纪的专政与恐慌创造了抽象的国民，宣扬人类普遍需求与权利的那些教义并不能保护他们。这不仅是因为教义是抽象的文字，而执鞭掌权才是具形的实体。关键并不在于要捍卫这种普遍性，而是要让这些抽象个体具备保护自己的社会关系与能力，给他们机会再次成为真实存在的个体。荒野必须由主权国家来开垦，这个国家拥有军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民。对失去祖国之人，则必须给他们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作为抽象意义上的人来说，他们不能寄望于这种间断无常的人世良知来保护自己。如果国家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那么在全球经济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他们必须懂得如何实现自足与独立。任何依赖他人的抽象人性来获得食物与保护的人，都将失望而归。任何身后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近邻、没有社区来实现他需要诉求的人，都将遭遇不幸。权力与暴力主宰着这片荒野，而非责任，而李尔醒悟太晚。

本文作者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 1947- )，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叶礼庭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提供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深刻洞见。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血缘与归属》《战士的荣耀》《火与烬》《痛苦的正当尺度》等作品。

1987年，他的家族回忆录《俄罗斯相册》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荣誉——总督奖；

2001年，获乔治·奥威尔奖；

2003年，获汉娜·阿伦特奖；

2016年11月，获得加拿大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

2016年至今，担任中欧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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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加]叶礼庭 译者: 陈晓静 出版: 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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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我们需要什么？体面为人，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有权为哪些人的需要发声，是只有我们自己的，还是包括陌生人的？陌生人是否介意我们为其发声？

为了回应这些疑问，叶礼庭对当代政治和伦理学领域里所说的“陌生人社会”进行了一次历史考察，探讨我们为了自己、为了陌生人，可以做些什么。他创作了一部令人动容的作品，让哲学回归其应有的位置：成为生而为人的艺术的指南。

叶礼庭以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可能都曾面对的情境开篇，引人思考：面对门外陌生的、穷困的老者的需要，我们能做什么？继而从文学、宗教、启蒙运动等多个向度展开讨论，对“人的需要”的思考成为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为此，叶礼庭带领读者重新审视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奥古斯丁等人的宗教信仰、休谟和鲍斯韦尔关于死亡的思考，以及亚当·斯密和卢梭对于乌托邦的设想。

编辑｜艾珊珊

原标题：《我们无权要求爱，但我们需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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