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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痕迹︱大央行时代

简容
2016-08-04 17: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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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第四号公文,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业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2月1日起发起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即人民币。

这大概可以算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经济成就。并且与英镑、美元不同,人民币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信用背书的货币,从未与贵金属捆绑。此后近70年,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快速上升——据世行统计,目前在全球广义货币供给中,人民币占了三成。

人民币的崛起,自然离不开人民银行的运作。不过,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却不是在1948年而是1984年之后的事。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也就是说,在工行成立之前,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也是商业银行,既负责货币发行和金融管理,又具体从事各种业务经营。直到1984年1月1日工行成立,人民银行才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而它在法律上确认央行的地位,则是在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之后了。

从全球第一家中央银行——1668年瑞典国家银行算起,央行制度已有近350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人民银行还很年轻。那么,为什么要设立中央银行呢,它是干什么的?

从历史上看,央行制度是银行危机的产物,旨在监管银行乃至金融业的运作,维护经济的良性运行。而其重要构件之一是货币供给,亦即发行信用货币,所以央行也叫“发行的银行”。 我们的央行也不例外。

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此外,“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人民银行推出的一切政策和工具,都紧紧围绕这两项使命。

那么,央行如何调试货币供给,其中有没有一个约束的机制?还是说,钞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在金本位的时代,央行的货币供给受其贵金属储备规模的约束,显然不能随心所欲。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与贵金属脱钩,但货币供给仍然不“自由”。这其中有一个“防止通货膨胀”的自动约束机制,也就是说,央行在增发货币前,会对增发带来的通胀变化进行评估。而直到最近,中央银行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反通胀的斗争史。

具体到中国人民银行,也存在同样的约束机制——通胀压力大的时候,货币供给增速放缓。经济运行内生的供需曲线,就像弹性的绳索,束缚着央行的权力。(如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作者计算

事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变化。“防通缩”渐渐取代“防通胀”,成了各大经济体的主要考虑。一旦甩开“防通胀”的绳索,央行们也都放开了手脚——货币供给的马力越来越强,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断扩充。

中国人民银行同样如此——从数据看,我国M2/GDP(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由2008年的149%升至2015年的203%,平均每年提升近8个百分点,是我国央行制度形成以来最快的时期。从政策目标看,周小川行长6月在华盛顿曾公开表示:“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

伴随大央行的自由行,金融领域前所未有地扩张。与此同时,对金融危机的焦虑也不断升级,但这种焦虑并未形成对大央行的约束,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为央行在货币救助方面的自由行动提供了注脚。以我国为例,目前金融占经济的比重为9%,而危机前仅为5%。

现在的中央银行,像是甩开链条的大象,行走在通缩的阴霾之下。对它们而言,经济运行不再是不能轻易触碰的瓷器店,而是一片片攻坚克险的试验田。接下来的日子,它们究竟是要将经济驮负出险境,还是变成“被唤醒的哥斯拉”呢?

或许,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座圣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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