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蒙洼蓄洪区求解发展：落后周边5至8年，年轻人开始外迁

郑应远在淮河边的蒙洼蓄洪区里已经生活了50年，如今他打算远赴新疆。“我们这里基本靠种地为生，现在觉得留在老家没什么发展。”

在蒙洼蓄洪区，像郑应远一样的外出谋生者占到了总人口的60%以上。在这些离乡谋生的蒙洼人眼中，95公里的蓄洪围堤似乎构成了一座制约发展的“围墙”。

“不能发展，不敢发展，不愿发展，与周边乡镇有五到八年的发展差距。”阜南县委书记崔黎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1953年建成以来，国家一直不允许蒙洼蓄洪区内兴办工业，规模企业不能引进，导致劳动力大量外流，高频率的分蓄洪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场水” 。

澎湃新闻记者近日在蒙洼蓄洪区走访发现，随着2003年以后蓄洪区防洪工程建设趋于完善，人们对洪水的恐惧和分洪的记忆日渐模糊，如何走出限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围墙”正成为注意力的中心。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孔令刚关注蒙洼蓄洪区发展多年，他对澎湃新闻表示， “这个区域本身是不可能积累财富的，实际上不应当搞就地脱贫致富，应当尽可能把人迁移出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刘树坤也强调，蒙洼蓄洪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外面也是正常的，这样也能鼓励移民，“蓄洪区的人收入比周边高是不行的，与蓄洪区的初衷就违背了。未来根本的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还是把人迁移出来。”

“最理想的就是把人迁出来。”崔黎也同意上述说法。他表示，2003年之后的移民迁建工程遇到了居民不愿外迁的问题，近几年来，阜南县把“置换搬迁”方法付诸实践，即把蓄洪区的青壮年和孩子迁移出来，并专门开办职业技术学校，而阜南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200多家企业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一般老人不愿迁移出来，我们通过就业和教育先把年轻人吸引过来，从而争取到未来把人逐步迁移出来的目的。”

逃离土地的农民

今年4月，郑应远经人介绍在新疆阿图什承包了2000多亩鱼塘。他此前一直没有下决心离开，王家坝镇郑台子庄台下的5亩多土地曾是他多年来赖以为生的根本。

“蓄洪区里人均耕地本来就不多，我家十几口人，人均耕地才只有几分地。”郑应远与父辈们一样，选择了当地最为传统和普遍的“一稻一麦”的耕作模式，即每年6月初种植旱稻并在9月底收获，10月初种植小麦并在次年5月收获。而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耕作一年，“每亩耕地收益也难以突破1000元。”

“每次分蓄洪后退水时，等到水不到一尺深的时候，很多乡亲都会准备好绿豆子，赶在水退前种进去，这叫水退一尺人进一步。”郑应远告诉澎湃新闻，历次分蓄洪后，尤其是在2000年之前没有蓄洪补偿时，种地的乡亲们往往需要两年左右才能缓过劲来。“其实最担心的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分洪来一场水，庄稼就什么都没了。”

“大干苦干加油干，一场大水都完蛋”的玩笑话曾在蓄洪区里广为流传。

正因如此，郑应远的两个儿子早早放弃了种地的打算，到杭州的一家绣花厂打工，“也是没办法，蓄洪区里哪来的企业，回来能干啥？”

基于对分洪的担忧，郑应远在2013年决定放弃种植农作物，东拼西凑了20多万元在自家的耕地上建起了一座养猪场，成为王家坝镇仅有的两户养猪在50头以上的养殖大户，“万一有水来，猪还可以转移走，庄稼不行。”

然而受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养猪场办得并不那么顺利，郑应远每年养猪的收益大致在一万多元，“稍有些风吹草动就有些吃不消，之后养猪场会交给弟弟打理。”

在蒙洼蓄洪区里，一个又一个郑应远们选择了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前往外地谋生。

为了解决劳动力外流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的土地分割零散的问题，蒙洼蓄洪区从2010年开始逐步开展土地流转，阜南县鹿城镇人季立勇2013年在蒙洼蓄洪区里承包了1000亩耕地。

38岁的季立勇自认是一个对土地颇有感情的人，“种地是农民的本分”的观念在他心中始终未曾消失。但三年过去，他也打起了退堂鼓。

“今年雨水多，小麦达不到国家优质粮的标准，只有七八毛一斤，亩产700斤的情况下，小麦和旱稻每亩都要四五百块的成本，算上承包费500元一亩，没赚到还亏了。”谈及未来，季立勇面露难色，这三年年年亏损，与他一起承包大片土地的种粮大户也已纷纷退出，“现在退了600亩地，担心有洪水又不敢搞蔬菜大棚、药材等高成本的，明年再这样我也要出去做小生意去了。”

“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弱。”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析。

周建军认为，蒙洼蓄洪区要以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式，跳出过去框定的小农生产模式，通过鼓励发展大型农工商联合企业，使农民变成工人。“要延伸产业链，单纯的种植业致富难度大，而蒙洼这样的地区在土地、生态上相对比较完好，在现代农业上先行先试的阻力也小一点。”

“蓄洪区生意要难做很多”

7月20日，在蒙洼蓄洪区内的王家坝镇上，澎湃新闻记者时不时可以看到“人穷志更坚，脱贫路更宽”之类的脱贫标语。

镇上3米宽的道路混杂着雨后的泥泞，不时穿过一群放暑假的孩子和几位须发斑白的老人。

王钰的手机店就开在小镇中心的路旁，对她而言，最期盼的是春节的那两个月，因为只有在那时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返回，店里才会有生意。“农民都没有太多经济来源，我们往哪里卖？就是勉强图个温饱，开业三年每年也就是保个本。”她失落地说道。

作为蒙洼蓄洪区里的八零后，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王钰最初就放弃了父辈们以农耕为业的传统，22岁那年便和丈夫前往浙江杭州打工达五六年之久，“在杭州，一个孩子一学期学习上的花销就需要3000元，我一对双胞胎儿子一年就是12000元。”

外地沉重的生活负担让王钰决定返回蒙洼，而今人多地少的蒙洼蓄洪区内高企的房价又成为她沉重的负担。“保庄圩里两间房最起码要二三十万元，现在就觉得生活好难、压力好大。”王钰有些焦急。

蒙洼蓄洪区内多位生意人告诉澎湃新闻，蓄洪区内由于劳动力大量外流，各行各业基本都指望春节那两个月做生意，而此前多年的洪水和分洪也使商家普遍缺乏足够的原始积累。

52岁的孟庆友在蒙洼蓄洪区内做了一辈子生意。孟庆友表示，在2000年之前的12次分洪中，每人每天除必要的食品和水之外，拿不到补偿，“隔几年来一次的分洪就像洗牌一样，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东西又损失了。”

而在2003年6月沟通蒙河分洪道的蒙洼防汛大桥通车前，每到汛期蒙洼蓄洪区的四个乡镇便成为孤岛。“与外界只能通过木船摆渡，正常的生意完全中断。”孟庆友说道。

时至今日交通仍然严重制约着蒙洼蓄洪区的发展，蒙洼蓄洪区与河南省固始县隔淮河相望，为架起淮河大桥沟通河南第一人口大县，蒙洼蓄洪区的人们呼吁多年。“在进货时每每和河南淮滨、固始等地的同行沟通时，都感觉蓄洪区的4个乡镇生意要难做很多。”2013年，孟庆友在王家坝保庄圩内办起了全镇最大的家私店，每每望着寂寥的街道和对面开了又关的店铺，老孟常笑侃自己守着一座“外面客商进不来，里面人都往外跑”的“围城”。

令人欣慰的，是淮河大桥也已列入了当地的“十三五”规划中。

众多在蒙洼蓄洪区内开设商铺的居民表示，如今最期盼的就是“有一颗石子能打破一潭死水的寂静”，比如蓄洪区内正在规划的旅游区。

打造特有的庄台文化

在蒙洼蓄洪区的4个乡镇中，曹集镇是发展基础最好的一个乡镇，而规模企业却也只有8家，以食品、柳编等为主。规模企业最少的王家坝镇只有1家。蒙洼蓄洪区内极为有限的规模企业均为本地企业。

“工业经济不发展，其他都不行。蒙洼蓄洪区里不允许办工业，保庄圩是居民居住的，办工业是违法的。”阜南县委书记崔黎无奈地说道。

曹集镇村民李国正在1991年办起了一个卖小冰棍的家庭小作坊，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一个产值近亿元、拥有5条生产线的冷冻食品企业。

“行洪时交通会阻塞，例如2003年和2007年分洪后，厂里的商品很难运出去。”李国正的公司目前虽已成为安徽省内最大的行业企业，但让他颇感无奈的是，曹集镇所在的天然高地“安舟岗”面积仅有2.04平方公里，而人口却有3万多人，“企业现状不错，但是再发展确实没有空间了。”

曹集镇镇长唐洪彬告诉澎湃新闻，蒙洼蓄洪区虽有180.4平方公里，但蓄洪区里的可用地却只局限在6个面积合计不到10平方公里的保庄圩里。“发展很受限制，办企业别人不敢来，也没地方建，我个人建议4个乡镇全部搬迁。”唐洪彬无奈地说道。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类关于如何脱贫扶贫的文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刘树坤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蒙洼蓄洪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做到与洪水能够和谐共处，而原则是不能增加内部的人口，不能招商引资。“高投资的工业城镇模式不适合这样的蓄洪区，保护生态并发展旅游是未来可行的道路。”刘树坤说道。

刘树坤的观点与蒙洼蓄洪区目前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王家坝蒙洼湿地面积目前有6400公顷，2010年王家坝被国家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2015年12月，王家坝国家湿地公园也正式获批待建。2016年阜南县还专门拿出100万元做旅游规划。

“其实我们目前倒不希望在蓄洪区里发展工业，正因为没有工业，蓄洪区里的生态比较好。”崔黎表示，目前两个风景区都在规划实施中，并将把蒙洼地区特有的庄台作为文化特色，而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在完善中，串联起蒙洼蓄洪区4个乡镇的沿淮快速通道正在规划，而连接曹集镇与阜阳市区的阜曹快速通道已经于今年动工，并预计于明年年底完工。

“以往蒙洼地区的基础设施是欠账的，交通很不方便，能让人走出去并让外面的人走进来是当务之急。”崔黎说道。

“不应当搞就地脱贫致富”

2014年，蒙洼蓄洪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77亿元，人均年收入仅有5306元，不仅远落后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也落后于阜南县的平均水平。

“落后不是县委县政府不努力，更不是老百姓不勤劳，频繁的分洪、蓄洪和行洪大大牵制了人们的精力。”崔黎算了这样一笔账，县里的财政收入2000年时是1.1亿，2005年时是1.3亿，而2010年时是3.4亿。“2000年之后的5年蒙洼地区年年行洪，2003年还分洪两次，而2005年之后汛情相对平稳，洪水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孔令刚关注蒙洼蓄洪区发展多年，孔令刚对澎湃新闻表示，蒙洼地区长期以来为下游地区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牺牲，在淮河流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整个淮河区域进行统筹规划，已列入“十三五规划”、统筹流域内21个县市的淮河生态经济带构想应尽快实施。

“这个区域本身是不可能积累财富的，实际上不应当搞就地脱贫致富，应当尽可能把人迁移出来。”孔令刚认为，未来蒙洼蓄洪区可以适当保留开发一些适应性农业，并整合周边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但不应再大张旗鼓地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

“通过年轻劳动力在外被动打工和老弱病残在老家来获得发展，是难以取得效果的。”孔令刚感叹地说道。

对此，刘树坤也强调，蒙洼蓄洪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外面也是正常的，这样也能鼓励移民，“蓄洪区的人收入比周边高是不行的，与蓄洪区的初衷就违背了。未来根本的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还是把人迁移出来。”

“最理想的就是把人迁出来。”崔黎也同意上述说法。他说，2003年之后的移民迁建工程遇到了居民不愿外迁的问题，近几年来，阜南县把“置换搬迁”方法付诸实践，即把蓄洪区的青壮年和孩子迁移出来，并专门开办职业技术学校，而阜南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200多家企业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一般老人不愿迁移出来，我们通过就业和教育先把年轻人吸引过来，从而争取到未来把人逐步迁移出来的目的。”崔黎说道。

7月30日，郑应远已收拾好了行装，新疆的新事业于他而言颇具冒险色彩。“确实外面会好一点，”他顿了顿又说道，“可是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蒙洼，打心里希望家乡早日有新变化，那样能早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