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新传记《反叛者》，和政治传记的政治学

“隔代爱”这一现象几乎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发现。往小的说有家庭里祖辈和孙辈之间的亲昵，而在公共记忆层面也总会听到某代人对上上代通常是没有理由的憧憬。

因为日本还保留着皇室制度，于是靠着年号而形成的代际情感就变得十分容易观察。比如在令和3年的今天，人们跳过平成而掀起对昭和时代的怀旧热潮。而在更替更快的政治领域，从岸田文雄内阁10月4日成立以来，民众对新政权的支持率就一直处在下降的趋势中。但另一边，大众对于隔了一个菅义伟的上上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好感似乎有所增加。随着安倍讨论度的升高，一系列关于他的出版物也充斥了图书市场（他的任期原本已接近尾声，去年因为身体原因的辞职只是把关于他的出版热提前了）。在一系列层次不齐的读物中有一本英语著作脱颖而出，收获一致好评。这本名为The Iconoclast: Shinzo Abe and the New Japan（本文暂译为《反叛者：安倍晋三与新日本》）的书由资深日本研究者Tobias Harris 所写。作者靠着详实的材料和多维度的分析为读者们详细描绘了这位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的成长轨迹。

就像不管是再厚的传记都不可能把一个人物的一生写完，数千字的篇幅也不可能把快500页的原著一一复述。本文想要做的是从该书中提取几个关于安倍其人以及日本政治有意思的细节。同时，政治人物传记本身的“政治学”则是另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时常被忽略的话题。

血缘和传承

可能接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多少会对传记类作品产生抗拒。因为后者总是把很大的篇幅放在主人公的原生家庭之上，从而有着“见树不见林”的倾向。如果只是关心家庭环境对主角的成长有什么影响还不太碍事，但不少传记都把一种诸如“血缘”和“宿命”的观点进行无限放大。

在安倍晋三的案例中，不管是日本内外对于他成长的论述总是把重点放到他的外祖父，即被称为“昭和妖怪”的前首相岸信介身上。支持者会认为安倍继承了一种类似于“王者血统”的东西，这让他“天生”就具备了统治的才能。而反对者则近乎于主张一种“邪恶基因”从他的准战犯（岸战后被起诉但未获刑）外公身上“传”给了他。确实，安倍对于威权体制的高接受度以及历史的修正主义认知与岸信介十分相似。但不管是哪方论者都忽视了岸对于安倍的影响并不来自于所谓的“血统”，而是在包括言传身教等一系列“社会化”之下才最终成立的。在《反叛者》书中，Harris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反例，即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安倍的父系家族。

安倍晋三的祖父安倍宽于1894年出生在山口县大津郡。作为地方大家庭的一员，安倍宽毕业于精英的东京帝国大学。在经历几次失败之后，他在1937年第一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宽一个很重要的政见是反对战争。即使是在军国主义统治处在极端的1942年，他也没有接受独裁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推荐而选择以独立身份参选并最终当选。受到宽的影响，他同样也是政治家的儿子安倍晋太郎也在许多公共场合表示了对于战争和独裁的厌恶。宽在战后不久就过世，而岸信介则成为了这一政治世家的大家长。但经常以“我是安倍宽的儿子”为演说开头的晋太郎还是表现出了与岳父不同的政治取向。Harris列出的这些事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假设“血统说”真的成立，那么安倍晋三的父亲和祖父虽说不完全是进步但至少和军国主义有所背离的态度也应该凭借“血脉”传承给了他。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于是，安倍晋三的成长证明了在有着两种可能“血统”的前提下，社会教化所具有的的重要作用。安倍的童年可以说是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在1956年岸信介接下外务大臣之后，安倍晋太郎成为了他的贴身秘书。除了要应对东京繁杂的事务，代替岳父回老家的选区进行选民服务意味着即使有了空闲晋太郎夫妇也没有时间陪在儿子晋三身边。岸信介虽然也日理万机，但他一有空就会在位于东京涩谷区的豪宅和子孙们共度家庭时光。一个被本书作者同时也是其他日语安倍传记经常引用的桥段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社会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签订的抗争浪潮中，岸信介的住所几乎是日夜不间断地被示威者包围。有一次，少年安倍坐着伪装成报社用车的专座从后门进入宅邸。而目睹了抗议人群的晋三在外祖父面前也有样学样高喊起了“安保反对”等口号，此举逗得后者哈哈大笑。这一轶话足以体现外祖孙之间亲密的关系以及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完成了代际的传递（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传递同样是“隔代”的）。

Harris在书中引用安倍自己的话进一步指出了他从外公身上所“继承”的，与其说是具体的政策或历史观，不如说是一种在总体上对于国家和国民的宏观认知。一方面，出生于1896年的岸信介虽然经历了日本的战败，但在他年轻时候所目睹的是处在（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的）现代化上升期的日本。他们那一代人对于国家的信心是战时或战后不久成长起来的安倍父亲那一代所不具有的。这也是安倍提出的一系列口号（包括他第一次执政时短暂提过的“美丽国度日本”等）想要再次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安倍同样学到了为了实现这种国家理想所需要的领袖类型。虽然他没有直接表现过对于“一人一票”式民主制度的不屑，但安倍至少赞同一个国家领导需要做的是走在民众的前面并对他们进行“指导”。这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也与他在任期内间接打压新闻报道自由等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虽然“血统论”是人物传记常犯的错误，但在安倍这里这种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本人参与“引导”的。安倍一本日语传记的作者松田贤弥就指出他在公共场合几乎从来没有提过自己反战的祖父，而仅以岸信介后人这一身份为傲。松田甚至暗示在山口县当地进行的对于安倍宽的乡土研究有着被打压的嫌疑。从而，选择性地继承了一种“血统”的安倍不仅抛弃了另一种谱系学的可能性，更把它视作自己把日本往“正确”道路上引领途中所不可言及的“黑历史”。

外交和内政

关于人物评传另一个十分显眼的现象是不同地方的民众对于同一人物不同侧面的关注。显而易见，一国百姓对于一位外国政客的看法总围绕着他的外交特别是和本国相关的外交而展开。由此，对于东亚许多民众来说，安倍对历史问题的模糊态度成为了给他差评的主要原因。但对于日本民众来说，虽不能说外交或历史等大议题在选举中完全不发挥作用，但至少和明天超市里味噌会不会便宜等问题比起来，它的重要性要低得多。在安倍前后两次执政近十年的时间里，外交和内政之间的平衡一直也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

首先，在外交问题上的得分无疑是安倍得以打开全国性知名度甚至是第一次取得政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1991年，安倍父亲晋太郎突然过世。两年后，他在父亲的原选区参加了第一次众议院选举并轻松获胜。安倍虽然能靠着家族关系得到不少优待，但在自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背景下作为新人议员的他看起来也需要花费上限未知的年份来慢慢来攀爬“资历”的阶梯。但很快他就抓住了一个突破口。

《反叛者》一书提到，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朝鲜在欧洲和日本等地先后绑架了十数名日本公民。他们被迫留在朝鲜进行包括日语培训在内的各种任务。直到世纪之交，自民党内占据主导的意见是以渐进谈判为主的温和派。Harris认为，是安倍靠着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在取得了人质家属的信任之后，安倍开始在各种场合游说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对于安倍来说，在一个大体和平的年代，这些绑架案可以说是与建构他理想中在国际上充满信心的“日本”最息息相关的一起事件。而这一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民族主义议题也恰好转化为了他得以立足的政治资本：一个对外强硬对人质家属又充满温情的安倍一跃成为了政坛新星。善于把握民意的时任总理小泉纯一郎也许正是看中了他的潜力，破例把安倍从一个没有担任过要职的议员直接提拔到了官房副长官的高位。2002年，安倍随着小泉一起访问朝鲜。Harris引用媒体报道指出，是安倍迫使日本政府最终在人质问题采取了几乎是最强硬的态度。同年10月，5名人质回到日本。根据两国事先的交涉，他们的状态只是“暂时回乡”。又是安倍带头主张应该拒绝让他们返回朝鲜，最终小泉政府也支持了这一立场。可以说在安倍之后，被绑架日本人的完全归还转身成为了日朝关系能否正常化问题上日本方面的决定性因素。而在2006年9月举行的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一举得胜并进而成为了日本的新首相。此时离他初次当选议员才过去了13年，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速度。

但很快安倍就认识到了作为一国的行政首长和立法机构普通一员之间的巨大差别。作为议员的安倍完全可以靠着单一的外交议题来确保足够的支持，但作为总理的他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更为多元的问题之上。安倍所继承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日本社会。前任小泉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虽然给日本停滞许久的经济注入了些许活力，但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公平则让许多民众担心不已。而导致安倍第一次执政失败的一大原因正是来自日本的社会保障网。国会从2007年开始了对于社会保障厅改革法案的审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创立一个“一人一号”的统一国民识别码（关于这种“身份证”制度在日本推进遇到的难题可以参见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之前的文章）。但在政府试图统合之前分属各部门管理的养老保险时却发现了大量缺失或错误的记录。有瑕疵的登陆数最终被认定为5000万件。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核对缺失记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民众薪水中反复扣除的保费以及它们后续存入的失败更是直接让“消失的养老金”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社会事件。这一难题的背后是积累了数十年的组织弊病，作为一个内政经验非常少的新首相，彼时的安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彻底应对的。再加上同样因为资历缺乏，第一次组建的安倍内阁多由和他亲近的“友人”而不是更有能力的技术官僚组成。随着这些熟人的丑闻被相继爆出，安倍自身的支持率也岌岌可危。最终在2007年9月，在就职仅一年后安倍就辞去了自民党总裁一职（他自己的健康问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外交鹰派而上台的安倍最终在内政上尝到了苦果。

下台后的安倍仍然作为议员留在国会，而认识到自己缺点的他也开始积极“补课”。Harris在书中重点分析的是下野时期的安倍在经济政策上的变化。日本的政府和央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控制通货膨胀视作不可动摇的“神主牌”。但在世纪之交另一股主张“通货再膨胀”（relfation）的声音开始慢慢变大。在他们看来，日本陷于长期滞涨的经济需要可控的通膨来带动，而民众也应该转换到一种高收入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一直被拒斥在行政之外的这派学者终于在想要在内政方面有所突破的安倍这里找到门路。当安倍在各媒体把自己包装成经济专家的同时，2009年在野的民主党终于实现了盼望已久的政权交替。可急于求成的民主党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遇到了来自官僚系统的重重壁垒，再加上它在百年一遇的东日本大地震中充满漏洞的应对让新政权很快失去了民心。于是在2012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又一次夺回了政权，而在三个月前竞选党总裁成功的安倍也顺利实现了权力的复归。在此次大选中，虽然安倍也不时批判民主党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但他的政见很明显更围绕着日本经济的复苏而展开。此后的发展读者们的记忆可能更为清晰：第二次安倍政权的核心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这一由“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这三把箭组成的相对算是成功的改革成为了他最引以为傲的政绩。而包括设立内阁人事局从而把各部门高位官员的任免权都集中到首相办公室等内部改革也是他可以顺畅地推动各政策的侧面原因。自然，安倍在任内积极布局东南亚以及面对特朗普这个不确定因素时努力调整日美关系也是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但无疑，是内政上的成绩帮助了安倍在此后稳坐了近8年的首相之位。

2012年9月26日，日本东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当选最大在野党自民党总裁。

尾声：政治传记的政治学

通过对安倍的成长以及作为政治家的他在外交和内政诸领域内革新的刻画，Harris为我们描绘的其实是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他们对于传统政治的拒绝也是“反叛者”题名的由来。考虑到英语世界的亚洲研究多被自由主义取向的学者们主导，本书作者对安倍成就的展现甚至可以说带有善意了。对安倍持强烈反对意见的读者甚至可能会质疑本书是不是在给他执政后期爆出的问题“洗白”以便让他再次“登基”。而政治人物传记所具备的这种政治性当然也不是只从这一本书开始的。事实上安倍可能比谁都知道这一点。2016年9月，媒体人山口敬之出版了一本名为《总理》的安倍传记。充满了溢美之词的该书以一个十分靠近安倍的视角展现了他所谓超高的领导能力。但山口本人后来被大家熟知则是作为伊藤诗织性侵案的被告。在伊藤的不屈姿态给日本甚至是东亚女性带来激励的同时，关于山口本人的负面印象自然也顺势传递到了他的朋友安倍身上。

今天日本市面上政治传记类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种是政治人物自己书写的自传。第二种则是由他人书写的回顾性评传。最后还有一种“类传记”的作品是政客关于政策的自白。它的传记含量会根据个人偏好不同。比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1972年推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基本上就是政策纲领。而安倍之前出版过的《保护这个国家的决心》、《建设美丽的日本》等一系列拥有空洞大标题的作品则多多少少描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如何影响到他对日本发展前景的认知的。

除了上述第一种著作因为通常是在政客快退休时发表且在本人完全掌控之下进而相对“安全”之外，后两种作品一般会在临近选举（再）出版并对政客本人的前途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比如刚卸任的首相菅义伟在一年前上台时其旧著就被媒体挖出。在2012年的《政治家的觉悟》一书中，作者菅义伟在批判民主党政权时提到“政府保存各种记录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其中会议的“议事录则是最基本的资料”。但在安倍政权末期发生的包括森和加计学园国有土地不正当转让问题以及赏樱会政治资金误用嫌疑中所凸显出的公文书缺失则和菅在自传里的宣言完全相反，从而被媒体追着打脸。在该书再版之际出版社更是删除了相关的表述，这更让人产生了一种“此地无银”之感。另一个例子则是由调查文学作者石井妙子在去年五月出版的关于东京都现任知事小池百合子的传记《女帝》。通过数年的详实调查，石井在书中披露了小池百合子由大小谎言所堆积而成的一生。此书在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卖出了15万册并登上了年度榜单。菅义伟在旧传被重新挖出来的一年之后尴尬下台，但小池在新传出版一个多月后举行的都知事选举中则再次获胜。

光从结果来看的话，很难说一本书会对日本政客的政治生涯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只能说在言论自由但出版也受媒体资本影响的大环境之下，自传已经成为了日本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