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研究｜中断治疗

2016年5月初，周杨在上海崇明的横沙岛上露营。岛上马路两旁栽着高大笔直的水杉，它们投下的阴影几乎盖住了整个路面，令阳光显得不那么灼眼。这是长江河口一个冲积而成的小岛，岛上密布的水网之间分布着一块块新淤积成的陆地，远远看去像一望无际的草原。空旷的景色和平缓的节奏让人难得地放松下来。

周杨需要放松。上个月中旬，他刚完成第一次细胞回输。具体而言，是将血液抽出体外，血液中的细胞在经过二十多天的实验室培养后，重新注射回体内。这种治疗癌症的方式与传统手段差异颇大，寻求治疗的过程也颇为曲折。这一切都容易转化成心理压力。

横沙岛远离喧嚣的气氛让人放松，但假日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5月1日下午，周杨的手机里忽然涌进很多信息，朋友们纷纷提醒他是不是被骗了。一个二十多岁、名叫魏则西的大学生，意外地和他产生了联系。据财新网等媒体报道，这位就读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大二时被发现得了一种名为滑膜肉瘤的恶性肿瘤。据他在知乎网上的回忆，在尝试了手术、放疗、化疗等各种疗法，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各大肿瘤医院之后，他和父母通过百度，找到了排名第一的“生物免疫疗法”。魏的父母找到了提供这种疗法的北京武警医院。该院的一位主任介绍，这项治疗技术由斯坦福大学研发，院方与之合作，有效率达百分之八九十。在看了魏则西的报告单之后，他甚至保证，包二十年没问题。

为了维持这项治疗，魏则西的家里拼借了二十多万。几个月之后，魏则西的肿瘤却转移到了肺部。医院方面一下子否定了之前所作过的承诺，而魏则西在知乎上的网友，一位美国留学生在四处打听后，告诉魏则西这项技术因为有效率低，在国外临床阶段就已经被淘汰了。

4月12日早上，魏则西去世。五一期间，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他接受的这项治疗被称为“DC-CIK细胞免疫疗法”，和周杨刚做的那次细胞回输名字一样。周杨承认，收到这些信息令他情绪变得很低落。

2015年4月20日左右，周杨在单位体检中被查出单侧肾有肿瘤。体检医院给他的建议是拿掉这单侧的肾，这样至少可以保留另一个。这个方案的长期风险较大：如果另一侧的肾日后发生不测呢？假如选择肿瘤部位切除，就对手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切得干净，才能防止日后复发。风险考量后，周杨选择了肿瘤切除。

2015年6月，手术顺利完成。在那之后，周杨做了一项针对肾癌的巩固治疗，该治疗以肌肉注射的方式把生物制剂白介素和干扰素注入体内，用来提高患者的免疫力。他每隔一天去医院打两针，持续注射了半年。然而，12月进行复查的时候，效果并不理想，医生建议他停做这项治疗，半年后再做复查。

没有治疗、等待复查的日子更加难挨。周杨什么都不能做。冬天的寒冷和雾霾困住了出门的脚步，他在家里常常失眠。一旦失眠，免疫力就有可能急剧下降，而癌症本身就是一个免疫力与癌细胞战斗的过程。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永远安慰。”周杨从他的医生朋友那里读到这句行医准则时，的确受到了深深的安慰。癌症的治愈是那样无常，肿瘤转移的概率不可捉摸，可是无论何时，病人都需要宽慰、有力的支持，方能把他们从死亡随时随刻降临的恐惧中拉出来。

那段时间，“细胞免疫疗法”陆陆续续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周杨的耳朵里，不论是朋友或病友。这已然是一种热门疗法。于是他找到了这方面的临床专家，开始尝试这种全新的疗法。

第一次治疗大约花去了4万元。主治医生对周杨的病情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认为他的肾癌属于早期，做了免疫治疗后，可以有效防止复发。

治疗之前，周杨签下了知情同意书。就和动手术一样，它告诉你治疗后可能会有哪些副作用，比如体质过敏的人可能会有高烧之类的排斥反应。

魏则西去世22天后，5月4日，国家卫计委召开视频会议，会议明确细胞免疫疗法仍然属于临床研究阶段。周杨的细胞免疫疗法戛然而止。细胞免疫疗法的临床应用被叫停了。

周杨还不知道这项治疗是否有用，做完一个疗程通常需要回输三四次，他只做了一次。

免疫疗法的由来

用免疫的方法治疗癌症的历史，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早得多。

一个多世纪前，美国骨科医生威廉·科利（William B.Coley,1862-1936年）的临床实践，已涉及这个治疗理念。他用酿脓链球菌感染癌症患者的肿瘤组织，发现部分肿瘤慢慢消退。因为当肿瘤组织感染了细菌后，会激活肿瘤组织附近的免疫系统，这可能帮助了机体杀灭肿瘤细胞。

人们将这种疗法称为“科利毒素”疗法。

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科利在1000多个癌症病例上应用了这个方法，特别是针对骨肉瘤和软组织肉瘤的患者。

外界对科利的方法并不信任。科利的病人随访情况控制得不是很好，缺少稳定的记录。当其他医生按照科利的方法来治疗时，难以获得同样好的效果，因为科利总是灵活地使用他的治疗方式，如静脉注射、肌内注射，甚至直接注射于肿瘤。这些不一致性让科利的疗法蒙上了欺骗的阴影。

1901年，放射疗法出现，人们很快忘记了科利免疫疗法。

“大家对科学的认识不断地加深，理解更加透彻，但这条路是很长的。对肿瘤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演变。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科济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李宗海说。科济生物是一家专门从事肿瘤免疫治疗研究的生物医药公司。

20世纪以来，癌症临床治疗领域的主流疗法是手术、放疗、化疗。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手术通过切割，把肿瘤切除，但是存在割不干净的情况。放疗用的是物理方法，用大量辐射所产生的能量破坏细胞染色体，使细胞停止生长转而凋亡，从而杀灭癌细胞，缺陷是有可能误伤到正常细胞。化疗的机制与放疗类似，不过它使用了调控细胞周期的原理：由于肿瘤细胞的一个特征是长得快，化疗的机制就是通过化学的方法，将增殖最迅猛的细胞消灭。糟糕的是，这个过程会误伤那些同样增殖很快的白细胞，这也是为什么化疗后的病人会出现肠黏膜损伤等免疫力下降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最近的十年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疗法叫做靶向治疗，它的原理是通过干扰癌变或肿瘤细胞增生所需的特定分子，阻止癌细胞的增殖。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免疫疗法一直徘徊在肿瘤治疗领域的边缘。只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坚持着孤独的探索。

免疫是人体内非常具有动态调节性的疾病防御性系统。当人们皮肤破了，伤口感染，机体会快速地释放一些抗炎细胞因子，激活天然免疫系统把细菌杀灭掉，这是第一道防线，称为天然免疫。但有时也可能不能彻底灭掉这些外源侵入物，这时候淋巴系统内的特异性免疫系统组分如B细胞、T细胞等就会参与工作，构筑起特异性的、有记忆性的第二道防线，称为获得性免疫。

不过对付人体肿瘤要比对付细菌困难得多。肿瘤不同于细菌，不是从体外带来的异物，而是人体内的一部分。这也是肿瘤细胞难以被消灭的原因，因为它们简单看上去似乎和正常人体细胞没什么太大的差异。在经过前面两道防线时，免疫细胞虽然能够杀灭一部分肿瘤细胞，但还有许多狡猾的肿瘤细胞会不断逃逸。如果能闯过一次次化疗和放疗，它们甚至会战略升级，穿上“迷彩服”，让自己更加难以辨识。当T细胞们被蒙蔽，免疫系统就失去了监控作用。

医学界和科学界正是想要把体内抗肿瘤免疫系统发动起来，用免疫细胞的力量再去和肿瘤细胞作斗争。

“免疫疗法，从肿瘤的科学本质来说，是最有希望攻克肿瘤的。因为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离不开跟免疫系统相互动态争斗和妥协的一种过程。”李宗海说道。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李斌研究员对于肿瘤免疫疗法有一个比喻：当前的一些针对肿瘤细胞的抗肿瘤疗法，包括手术、放疗、化疗等技术手段，好比是利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当玉皇大帝想把“孙悟空”也就是肿瘤细胞控制住，就把它放到炼丹炉里，用各种方法杀灭。肿瘤免疫疗法这一同时结合手术、放疗、化疗等经典手段的新一代抗肿瘤策略，如同是如来佛的“五指山”，而肿瘤细胞如同“孙悟空”，即使有八九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头可以翻十万八千里，也逃不过如来佛祖佛法无边的抗肿瘤免疫系统这个“五指山”。换言之，我们要尝试不同的创新疗法，利用和结合人体免疫系统抵御“非我”的特性来动态控制住肿瘤细胞。这样即便不能完全杀灭肿瘤细胞，也能把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牢牢控制住，期待可以让它们与人体和平共处，把癌症类疾病转变成可以治愈，或者至少是不再对人体有致命性的慢性、可控性疾病。

肿瘤免疫疗法的其中一种方法是，改造患者的免疫细胞，让它能够识别和攻击肿瘤，这被称作过继免疫细胞疗法（ACT）。

魏则西接受的DC-CIK细胞疗法运用的就是这个原理，DC细胞是一个抗原呈递细胞，起到的是一个桥接的作用。该疗法的实施是，从患者体内抽血，提取血液中的DC细胞和淋巴细胞。DC细胞能识别肿瘤抗原，在体外被诱导成熟。淋巴细胞则在体外激活成CIK细胞，CIK细胞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细胞毒性和分泌细胞因子等方式杀伤肿瘤细胞。两者体外培养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肿瘤细胞不断增殖过程中变异很多，DC细胞可以把肿瘤细胞变异的特征传递给CIK，激活其杀伤非我细胞的潜能。

最早发现DC细胞的是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理学和免疫学实验室教授拉尔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2011年，他因胰腺癌去世。离世后没几天，诺贝尔奖委员会根据原有决定，坚持授予他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他在“发现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简称DC细胞）和其在后天先天免疫中的作用”。

多年研究下来，DC-CIK疗法的疗效并不显著。如果打开美国卫生部的网站，在“临床试验”的搜索一栏输入“DC-CIK”，跳出来的相关结果只有30项，而且相关报告多数是来自中国。

当记者向美国FDA（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求证DC-CIK疗法的有效性时，FDA工作人员审慎地表示，按照规定，对于未经FDA批准的疗法，他们无法做出评价。

当然，没有被审批不等于“无效”。在辅助治疗上，DC-CIK并不是没有起过作用。中国一位临床医生告诉记者，她有一位淋巴瘤病人，得了肝硬化四十多年，做完化疗后，肝功能的异常和感染让他很痛苦。加入DC-CIK疗法之后，病人粒细胞缺乏时只发热了一天，肝功能迅速恢复。

由于DC-CIK临床疗法目前已经被叫停，这位医生要求匿名。

DC-CIK应用前景不明晰，但另一种过继细胞疗法CAR-T（CAR即“嵌合抗原受体”）疗法问世之后，取得的效果让人印象深刻。201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Carl H. June利用CAR-T疗法成功缓解了三位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症。2012年，June在CAR-T疗法的临床I期试验中，挽救了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几乎被判定无药可医的7岁小姑娘艾米莉。2014、2015年，在瑞士诺华公司对外宣布的CTL019（原名CART-19）治疗儿童ALL（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I、II期试验数据中，完全缓解率分别达到了92%、93%。

“大概在2017年，有可能会有第一个CAR-T药物真正批准。很可能是诺华，他们临床数据一直公布得挺好的。”尽管目前CAR-T疗法还没有正式获批，但李宗海对CAR-T的临床应用前景很看好。

CAR-T的工作机制同样是将淋巴细胞在体外进行改造，不过工艺更为复杂。先从患者血液中收集T细胞，对它们进行基因改造，将癌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的受体嵌合在T细胞的表面，在实验室里扩增之后再注回患者体内。装上了CAR分子的T细胞就像安上了一只“触手”，可以稳定、准确地把那些隐蔽起来的癌细胞抗原“揪”出来。

“CAR-T的识别性是第一点，它必须非常精准。第二点它消灭肿瘤的能力会变得很强大，因为经过基因工程改造以后，T细胞接触到肿瘤细胞后会持续增殖，最多的时候可以变到上千个（这也是为什么艾米莉只是接受了一针CAR-T，所有肿瘤细胞全被清除的原因）。威力不一样了。就像有了导航以后，你考虑是带一个炸药包还是一个核弹头？一个碉堡，炸药包可能炸不下来，但是一个火箭弹，可能就可以炸掉了。如果带核弹头，就可能摧毁了。”李宗海认为，这是CAR-T疗法的魅力所在。

CAR-T技术不是唯一引起公众注意的肿瘤免疫疗法。2014年，全球性制药企业百时美施贵宝（BMS）和默沙东（MSD）的两款PD-1抗体药物已获FDA批准并上市，其中百时美的Opdivo（nivolumab）目前已获FDA九个适应证批准和授予多项突破性药物资格（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突破性药物资格”是FDA为了加快药物审批设置的一条特殊通道，专门针对那些严重或致死性疾病药物的研发。今年5月中旬，跨国药企罗氏制药研发的PD-L1 抑制剂（Tecentriq）提前四个月被FDA批准用于治疗最常见的膀胱癌——尿路上皮癌，成为FDA批准的首个PD-L1抑制剂。免疫疗法对抗多种肿瘤的功效，再一次刷新了人们对这种疗法的认知。

PD-1/PD-L1抑制剂肿瘤免疫疗法不同于细胞免疫疗法，它为人类对付肿瘤开辟了另一条蹊径。

免疫系统并非总是呈现正面的作用，有时候它会出现过度反应，这时候免疫检查点会发挥作用，拉动“手刹”，控制免疫机制的发挥。但是当碰到肿瘤的时候，这个“手刹”就会抑制淋巴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而PD-1/PD-L1疗法正是找到了这样一条通路，当它发现细胞毒T细胞上的PD-1分子与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配体相结合时，“手刹”就能启动，肿瘤细胞就能逃脱免疫系统的杀伤。科学家们于是试着将这条通路关闭，让PD-1分子与抗体结合。这样免疫细胞又恢复了识别并消灭肿瘤细胞的能力。这种方式被称为免疫检查点阻断。

如果说目前CAR-T技术应用主要是针对血液肿瘤和个别实体瘤，那么靶向PD-1/PD-L1的免疫疗法及其与其他疗法相结合的联合疗法，通过对肺癌、肾癌、黑色素瘤、头颈癌、膀胱癌、三阴乳腺癌、肝癌、胃癌等十几种肿瘤治疗的临床研究中呈现的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则已显示了它调动自身免疫系统抑制多个肿瘤的广谱特点。

艰难的救赎

尽管DC-CIK在美国未能通过FDA审批，但近年来在中国非常火热。曾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病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徐俊说，他有一位朋友打算在甘肃投资1000万元，从事相关临床治疗，预计一年之内可以收回成本。

按照一个病人收费20万计算，这个目标看来并不困难。

中国爆炸性的临床应用并没有推进DC-CIK的研究进展。DC-CIK疗法在中国处在监管的灰色地带，绝大部分临床应用采用的都是魏则西经历的模式——科室外包。这也是徐俊的朋友打算采取的模式。

“国内可能有一千多家做细胞免疫治疗的，不到百分之十拥有自己的实验室，绝大部分是外包的。”徐俊说。

在中国从事CAR-T疗法临床研究的李宗海也曾被投资人问：为什么不收费？

“要独善其身是很难的。你身边还有其他因素。投资人也希望得到回报。”李宗海说，还好大部分投资人都谈清楚了，关于为什么要坚持不收费治疗，虽然偶尔还是会出现分歧。

李宗海从大学读医开始接触肿瘤研究，距今已经有19年。

“你知道《肖申克的救赎》吗？男主人公在牢里被关了19年，凭着对生命的热爱，最后胜利逃出。我是幸运的，至少我不用在牢里做事。”李宗海笑着说。

11年前，李宗海开始创建实验室，他的目标很清晰，寻找一种给病人带来帮助的药物。由于读博士期间做的是基因治疗的研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能精确识别肿瘤。“我要筛选一些能精准识别肿瘤的东西，相当于一个导航系统。”

李宗海花了很长时间来做“导航系统”。2010年左右，当以精准导航为特征的CAR-T技术开始被科学工作者们关注到时，他开始做CAR-T方面的研究就再自然不过了。

2014年，李宗海融到了第一笔钱，开始建立厂房，并注册成立了他的科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CAR-T工艺比较复杂，比DC-CIK要复杂多了，光质量控制就需要几十个人。因为CAR-T是个体化的，每个病人都要做一套单独方案，所以需要比较大的团队。”

2015年左右，李宗海的团队开始做CAR-T疗法的临床试验，至今接收了20多名临床试验者。每一个病人的制备周期在十几天，加上后面的靶点检查、基因检测等，治疗一个病人的时间总共需要一到两个月，治疗结束后，团队跟进随访。

因为处在试验阶段的早期，李宗海觉得谈论效果为时尚早。“样本数太少，一个药至少做500个病人吧。但从目前来看，至少是安全的。我们会定期观察患者的情况。最长的一个病人，十个月没有肿瘤了。”

肿瘤细胞完全消失可以称为完全缓解，而治愈需要时间来观察。“因为检测手段是有限的。抽出来的血液里肿瘤细胞没有了，不代表全身都没有了。做影像，影像观察的灵敏度也有限。”李宗海说。通常治疗后的肿瘤病人会有五年的观察期。

一般情况下，要说服病人接受临床研究极度困难。李宗海比较过国外在同类临床试验上的数据，发现自己接收的患者普遍病情更重。

“我们来的患者中有做过二十二次治疗的，其中有一次治疗做了三十次放疗。”他睁大了眼睛，从镜片后面透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你知道吗？二十二次治疗中，有一次是三十次放疗！”

在和这些重症患者签下知情同意书之前，前期的沟通变得十分重要。临床试验患者有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李宗海曾经接收的一个临床试验者，在工作人员将CAR-T准备好之后，试验开始前，突然提出退出试验。这意味着前期的时间和费用投入都打了水漂。

到2017年上半年，科济生物可能在美国开展临床研究。李宗海说，这不是魏则西事件出来后做的决定，而是他在创始时期就定的战略。

李宗海看中的是国外对创新药的接受程度，尤其是对于治疗晚期肿瘤的药物或技术手段。从民众、政府层面来说，大家都愿意接受这种新的事物，只要是符合有利原则的。

魏则西事件后，细胞免疫疗法的临床应用遭叫停，李宗海认为，这对细胞免疫疗法这个产业，从长远看是好事，会促进整个产业的规范化。

但规则制定还需要时间。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还有一句台词，Hope is a good thing，有希望是好的。”他说。

含糊摇摆的监管

在美国，一种生物新药从研发到获得FDA批准，通常要经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百时美施贵宝的PD-1抑制剂研发工作于2008年左右正式启动，2014年获FDA批准第一个适应证，在新药研发中已经算是快的了。在获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之前，任何新的医药或者技术，都只能处于临床研究阶段，而不能进入临床应用。

典型的过程是这样的：

从实验室获得数据后，药物研发者们向FDA的药品评价研究中心（CDER）提出IND（试验性新药申请）。一旦申请通过，新药的研发主办人就可以开始临床试验了。只有当临床试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项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达到了FDA市场准入的要求，研发主办人才能够提交NDA（新药申请）。在提供的药品制造说明书中，包含稳定性、生物药效的数据、每种剂型的分析方法、针对医师和客户的包装和标签，以及未在IND中出现的有关毒性研究的结果。

和其他产品一样，新药是受到专利保护的。一旦专利生效，研发者们就获得了出售该药物的单独权利。

一边是对新药物和新疗法充满期待的癌症患者，一边是高速发展的肿瘤免疫疗法，处在两者之间的，是负责监管和审查新药物和新疗法的政府机构。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监管体系不同，新疗法的审批进度不同，全球医疗市场被分割成几个不同的区域性市场。

新药物在美国获批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一般落后3到5年。港澳台地区则要迅速得多。由于澳门人口少，单独开展大样本的临床试验有困难，政府从医学伦理的角度考虑，在一款新药有足够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比如FDA批准或EMA（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后，澳门药品监管机构就会批准在澳门上市。香港地区更严格一些，会根据欧美和亚洲人种的体质差异进行临床试验，重新核定有效性和剂量。台湾与香港类似。

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之间存在审批上的时间差以及内地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催生了医疗中介机构的出现。患者有时候也会通过私人关系在海外或港台地区寻求新药。据魏则西在知乎网站上的回忆，在尝试细胞免疫疗法失败后，他曾托朋友从香港带回一种名叫“健痊得”（Keytrude）的药物，这是默沙东公司在2014年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的一款PD-1抑制剂。

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差异进一步拉大了主要医疗市场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性。和规则明晰的美国不同，中国政府对免疫疗法的态度含糊、几经摇摆。

据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介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就开展了对过继免疫细胞疗法的相关临床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即通过将外周血淋巴细胞在体外经淋巴因子白介素-2（IL-2）激活，扩增为具有广谱抗瘤作用的杀伤细胞。由于当时LAK多为实验室产品，缺乏统一标准，存在安全隐患和疗效不确切的问题，原卫生部只允许将其应用在极少数医院的新药临床试验中。本世纪初，国内出现了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等免疫细胞疗法的研究，并逐步应用于临床，作为新型的肿瘤治疗方法，它们被业界寄予厚望。

但是CIK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期中的成功。卫计委表示，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和应用，CIK疗法显示它在延长患者总生存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上具有效果，但该疗法存在细胞制备质量参差不齐、特异性不强、个体疗效差异性大等问题，同时存在器官损伤等副作用，还不具备进一步广泛临床应用的条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细胞免疫疗法在监管归属的问题上也几经波折。

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局”）发布《人体细胞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首次将免疫细胞制品列入监管范围。

2005年，细胞免疫疗法的监管主体，从药监局转到了卫生部。当年12月，卫生部（现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给黑龙江省卫生厅的263号文件批示：肿瘤免疫复苏治疗的体外细胞培养这类移植免疫技术属于临床技术，归该部管理。

2009年3月之前，尽管明确了管理权限，卫计委却一直没有出台具体管理办法。2009年3月，卫生部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自体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治疗技术”被列入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紧接着公布的《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中，自体免疫细胞（T细胞、NK细胞）治疗技术列于其中。这意味着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在法规层面获得了认可。

当然，临床应用是有条件的。管理办法规定：属于第三类的医疗技术首次应用于临床前，必须经过卫生部组织的安全性、有效性临床试验研究、论证及伦理审查。

上述目录公布之后的几年里，卫计委并未组织过任何一起与免疫细胞疗法相关的临床试验研究、论证及伦理审查。

201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决定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其中一项就是“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随后，卫计委发布通知，宣布“决定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

从字面上看，取消审批意味着2009年的管理办法中有关生物免疫治疗须经卫计委组织评估审批的规定不再有效。但卫计委随后出台临床应用的禁止名单和限制名单。尽管细胞免疫治疗技术不在《限制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2015版）》名单中，但卫计委规定：“未在上述名单内的《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其他在列技术，按照临床研究的相关规定执行。”

对生物免疫疗法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退步。本来通过卫计委论证审批就可以用于临床应用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被限定在临床研究的范畴内，失去了进入临床应用的通道。

讽刺的是，不管是2009年的规定，还是2015年的新规定，都没有妨碍包括DC-CIK疗法在内的细胞免疫疗法在中国的医疗机构中得到广泛开展，甚至被纳入医保。换言之，从监管权限2005年转移到卫计委，一直到2016年魏则西事件发生，对细胞免疫疗法事实上早已进入收费的临床应用这一事实，卫计委并未干预。

上海一家大型公立医院的资深医生向记者表示，任何国家的监管都会面临这样的难处：过紧，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而且如果病人有临床需求，现阶段找又不到更好的办法，会希望尝试一下新的技术；过松，又可能使新技术的应用失控。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