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山报告：扩大人民币使用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人民币跨境大循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0月24日，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1·径山报告》（下称《报告》）发布。这也是CF40连续第五年发布《径山报告》。

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

肖钢指出，“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对内更多依靠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对外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人民币跨境大循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扩大货币的自由使用和内外循环，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肖钢表示，新发展阶段指明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新发展格局揭示了我国发展的实施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同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必须注重经济循环的畅通，强化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主体作用，同时必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今年的《径山报告》分为一个综合报告和四个份报告。肖钢在综合报告《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再出发》提出七大建议：（一）注重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二）提升服务创新驱动的能力和效率；（三）发展养老金融；（四）发展绿色金融；（五）增强财富管理功能；（六）推动以人民币为中心开展国际金融业务；（七）实施金融安全战略。

四个分报告分别为：分报告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再思考；分报告二：充分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分报告三：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分报告四：金融服务双循环背景下的城市群建设。

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发展质量重于规模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在过去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要进一步培育离岸市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明确离岸市场的清晰定位。上海发展离岸市场和香港不同，在香港发展离岸市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离岸市场。但在上海发展离岸市场就不仅仅是离岸市场。上海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内地其他在岸市场更接近，离岸、在岸的可比性更强，因此在上海发展离岸市场有两个初衷：第一，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途径识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些风险，启发如何能够在在岸市场防御这些风险；第二，希望将离岸市场上进行的金融创新也可以引进到在岸市场上。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

徐奇渊指出，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发展，定位应该是质量重于规模，质量更为重要。一旦规模太大，可能会影响到在岸市场的定价权。特别在2015年，在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下曾引发一定的资本外逃，当时引发了一场争论，即离岸和在岸市场的关系如何定位。所以报告的结论是，在离岸市场发展的初期，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质量和规模是统一的，一个好的离岸市场需要有一定的规模。后期，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收益率曲线、价格发现机制就会建立起来。一个好的离岸市场，其制度、金融监管对于在岸市场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倒逼在岸市场金融改革。

徐奇渊最后强调，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仍需要形成全方位高标准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包括反洗钱、反腐败，以及全面的税收监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监管的问题。在这些高标准的监管体系没有建成之前，资本金融账户管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安全的屏障。

扩大人民币使用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推动国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公共品。中国和“一带一路”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互补性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的机遇。

课题组认为：扩大人民币使用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关键。因此，应继续扩大“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民币使用。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贸易日益紧密，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占比已超过40%，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亚太地区。

朱隽介绍，提升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潜力巨大，可以从三方面取得突破：（1）大宗商品。“一带一路”地区是我国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之一，中国也已经在铁矿石人民币计价方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下一步可以在铜、大豆、玉米、橡胶等溢价能力比较强的品种上取得突破。同时应推动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发展和开放，从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为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提供支持。（2）重点国家和地区。当前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结算中比较集中于离岸金融中心，将贸易结算推广到其他重点国家是下一步可以着力的重点。如已经和我国签署了本币协议的沿线国家地区。与此同时，可以协调降低部分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政策障碍。（3）贸易融资。在和沿线国家贸易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发展贸易融资服务，同时提升人民币使用。具体方式包括银团贷款，和多边开发机构第三方合作等等。近期我国新成立了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平台，有望进一步提供助力。

课题组认为，深化“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提升人民币使用具有较大的潜力，可从开发性金融、出口信贷、股权投融资等方面予以推进。中国对构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资不断深化，如排除开曼群岛等离岸中心，相关投资已占同期中国非金融直接投资的50%以上。投资结构也已经从最初的集中于能源产业，逐步扩展至制造业、电力、批发、零售、研发等领域。

朱隽指出，首先，开发性金融既可以连接政府和市场，为特定的需求者提供中长期的信用支持，还能够对商业性资金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很好地契合“一带一路”项目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等特点。应将人民币作为我国开发性金融的主要货币，在大力发展开发性融资的同时，有效扩大人民币使用。

其次，出口信贷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融资方式，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地区优势互补的重要桥梁。出口信贷中，买方信贷对提高人民币使用作用更大，未来可增强出口信贷的可选择性和灵活性，引导和鼓励境外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买方信贷。

最后，以丝路基金为代表的股权投资基金已展现出了决策机制、高效灵活、投融资方式多样等优越性和活力。为一些建设和运营期限该长，私人资本进入较少的项目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商业性金融机构自主开展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在2019年就已经突破了3000亿人民币。未来应继续发挥丝路基金等中长期股权投资机构的作用和人民币海外基金的业务优势，促进以人民币形式开展“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

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表示，打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金融要素进一步聚集，要素流动更加畅通，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持有更加便利是应有之意。支撑这一逻辑的三大关键性基础已经基本具备：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深度提升，我国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此外，新一线城市陆续上榜，形成了有益补充，有利于形成有梯度的全球金融中心布局。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初步具备了全球资源配置能力，2021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方位、多角度指明了上海未来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并且明确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具体要求。

丁志杰指出，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历史性的变革交织，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上海将扮演核心角色。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是一项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工作，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系统规划、分步骤稳妥推进。他提出了以下六大建议：

一是提升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提升国内金融机构服务质量。

二是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建设资产证券化体系，丰富市场投融资功能，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厚度。

三是完善风险处置体系与应对预案，关注资本项目向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构建“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防范人民币汇率短期超调风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谨防国内资产价格波动加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四是推动人民币全球跨境循环体系成熟发展，加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形成境外人民币沉淀，同时发展在岸市场，主动吸引境外长期资金配置境内金融市场。

五是完善金融设施基础建设，坚持补短板、防风险、提效率，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提升清算、结算、登记、托管等系统专业化水平。同时探索金融法律的国际化和金融法律域外适用。

六是加强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加强全球区域国别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私人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

关于中国城市群建设的五大金融政策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格局之下，城市群的建设需要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需要突破体制性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化高效集聚。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理所当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陆铭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四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的市民化以及配套的公共服务如何提供。二是城市群的大都市圈，建设用地指标面临不足。三是地方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由于资源错配，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出现在人口大量流出的地方。四是行政辖区边界限制导致城市群内部区域间协调困难，影响市场一体化。

如何通过金融政策解决上述问题？陆铭提出五大建议：

第一，发行服务城市群的外来人口市民化“市民化特殊国债”。以人民币计价，同时以中央政府名义发行，境内境外市场同时发行。潜在优势是通过中央政府统一协调来推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同时，它的融资成本是低的，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市场。它可以缓解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现状，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基本原则是保持全国范围内耕地总量不变，同时将用地指标配置到愿意给付更高价格的城市，形成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通过土地的横向转移支付，有助于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

第三，逐步放松地方政府债券融资规模限制，推进利率市场化，让金融市场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定价。可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建立规范融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于人口流入地。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化解，逐步放松对于地方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的限制，并将发债主体下放到市级层面。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让金融市场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定价。逐步打破地方政府债务的刚性兑付，使利率反映债务违约风险。

第四，设立城市群一体化基金，促进城市群内部的收益分享和成本公摊。目的，促进城市群内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政策制定以及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协调。具体的方案，建议从资本构成方面，初始股权比例与各城市当年GDP的占比一致，后续可以通过国家税务局税收划转或者市场化融资补充。

第五，区分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因地施策”，化解城市群发展中的其他问题。在人口集聚当中，让不同城市的人口规模产生持续分化。流入地要注重配套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的问题。流出地，要注重化解金融体系的坏账风险，尤其是中小银行。在人口流出地，政府可以为中小银行发行专项债券，地方政府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要进行合作，人口流入地主要实施基础设施领域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促进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