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天主教堂割喉恐袭：一场宗教战争的缩影？

7月26日上午九点半，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一座小城里，一位86岁的天主教神父Jacques Hamel跪在祭坛前。但和往常虔敬上帝不同，这次在他身后，是两名年仅19岁的伊斯兰圣战分子。后者一边用阿拉伯语喊着“真主伟大”，一边用匕首割断神父的喉管。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老者身上的白袍。

多年之后，当历史学家们审视2015年以来侵袭法国的恐怖袭击浪潮时，或许和巴塔克兰剧院中地狱般的屠杀、尼斯海滨大道上卡车卷起的死亡轰鸣一样，发生在诺曼底地区Saint-Etienne-du-Rouvray的这幅骇人景象同样会成为这场浪潮的一个缩影。不同的是，在教堂这样一个肃穆且封闭的空间里，割喉式行刑更加凸显出某种充满仪式感的悲剧气息。

从“查理周刊”血案算起，这是法国十八个月来遭受的第五次恐怖袭击，和此前几次相比，这次教堂袭击仿佛钢针刺骨，虽然创口不大、伤亡不多，却更加令人痛彻心扉。它用一种高度象征性的、剧场般的方式，显示出这场冲突的某些深层断面。

当务之急：避免宗教战争

自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后，这一概念就成了一部分政治学家的梦魇。虽然已经有无数专著和文章试图对此予以证伪，但每当类似事件发生，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个概念。当两名伊斯兰圣战分子在天主教堂将一名神父割喉之后，同样的问题再度提出：这是一场“文明冲突”或者“宗教战争”吗？

或许正是意识到这场小规模恐袭的巨大冲击效应，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翌日第一时间召集各大宗教团体代表在爱丽舍宫举行会议。巴黎大主教安德烈·万图瓦（André Vingt-Trois）事后表示，不能让自己被“伊斯兰国”的政治把戏所攫取，它想要的正是同一个家庭内不同孩子之间相互对立。而巴黎大清真寺教长Dalil Boubakeur谴责凶手的行为是“渎神”，和伊斯兰教的一切教义都格格不入。总理瓦尔斯也表示，攻击天主教堂和神父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国人堕入彼此敌对，攻击一种宗教从而挑起宗教战争。

法国媒体纷纷强调，这是全欧洲范围内第一起由伊斯兰国声称负责、针对天主教堂的恐怖袭击。但事实上，这毋宁说是第一起“得手”的袭击。2015年4月，法国警方已经挫败一起以巴黎郊外Villejuif地区教堂为目标的恐怖袭击。追溯到更早时候，2012年三月在南部城市图卢兹制造连环枪击案的Mohammed Merah，也曾将犹太教堂列入袭击目标，但后来选择了犹太学校和执勤军人。

法国政界和宗教界的这种统一立场，是建立在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认知之上的。虽然后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控制区域节节缩水，但在“灰色地带”——他们眼中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混居的国家——挑起内战的策略却正在结出果实。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战略，早在本世纪初，“伊斯兰国”组织的理论家Abou Moussab al-Souri在基地组织衰落的背景下，提出新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分散的单兵或小组行动，制造恐怖事件，刺激民众因政府无力保护而产生恐惧、并对穆斯林群体施加报复，从而引发反弹，进而让整个国家陷入内战之中。

虽然战略上不难洞悉，但法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在战术上应对。此前出于传统上对反犹主义的警惕，法国已经在700多个犹太教堂和学校部署了大量警力。可以说，今天法国几乎在每一个六芒星标志建筑门口，都至少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此外，大约1000个清真寺也享受同样待遇。而在未来，这种景象莫非也会出现在法国这个“天主教长女”国土上的42000个天主教堂门口？

虽然教皇方济各一世针对这起袭击案发声称，这个世界正陷于战争，或是利益之战，或是金钱之战，或是资源之战，但不应该是宗教之战。袭击案发生地的鲁昂主教勒布朗（Dominique Lebrun）也呼吁，面对恐怖主义，最佳应对方式是不同人民间的博爱之情。但风险并不因此能完全消弭。法国宗教史学者Odon Vallet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局势继续恶化，真正的危险来自于一部分天主教徒的激进化，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投票给极右翼国民阵线，今后可能会出现一种嘈杂但不可小视的天主教观点，要求对伊斯兰主义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而这反过来又会激起穆斯林群体的反弹。

似乎作为例证，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FN）已经开始指责左右执政党“数十年来的盲目和松懈”酿成了今天的局面，更有国民阵线成员公开呼吁基督徒起来抵抗伊斯兰主义。

对于他们来说，教堂早已染上了一抹血色。法国右翼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温纳（Dominique Venner）2013年5月在巴黎圣母院祭坛前举枪自戕，以自己的生命，为他眼中正在消亡的天主教文明献祭，抗议移民涌入导致的“人口置换的犯罪行径”。这同样是以教堂为布景的一出血光之灾。今天法国和欧洲终于看到“伊斯兰国”第一次成功地针对教堂进行了袭击，却不曾看到，相反方向上的“教堂杀戮”已经提前上演。

破膛而出的本土恐怖主义

案发48小时之内，两名凶手的真实身份都已经被确认。令人唏嘘的是，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类型的样本，一显一隐，最终都让自己的生命在19岁这年划上句号。

两人中身份最先被确认的，是来自鲁昂本地的Adel Kermiche。法国媒体很快就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了起底：阿尔及利亚后裔，1997年生于鲁昂北郊，现住址距离他制造血案的教堂不到两公里远。他从六岁开始就显示出某种心理异常，少年时期多次被送医院治疗，其中包括精神病院。12岁因为行为不端而被强制退学，他的家庭早已经发现了他的激进化倾向，但无能为力。一位当地知情人把他称之为“定时炸弹”。

Kermiche的一位穆斯林邻居指称，虽然自己每天去清真寺，但从来没在寺里见过这个年轻人。还有知情人透露，两个月前曾经听Kermiche声称要“做掉”一间教堂，但听者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那时Kermiche像是走火入魔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提伊斯兰、叙利亚、巴沙尔等等，这些蛛丝马迹被淹没在一堆大杂烩当中。

Kermiche曾在一年之内两次试图偷渡叙利亚参加圣战。当第一次在德国被拦截遣返之后，Kermiche并不把它当作秘密，反而大肆宣扬，搞得当地人尽皆知，知道他早晚还要再来一次。第二次行进到土耳其未遂之后，Kermiche被遣送法国并羁押十个月。这次他信誓旦旦地向反恐法官保证会让自己生活重入正轨、结婚成家、老实工作，并于今年3月被释放，条件是佩戴电子追踪器接受监视。虽然检察机关对释放决定进行抗诉，但并没有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

在电子追踪器监控下，Kermiche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半，周末下午两点到六点。换句话说，每天当中只能有半个白天可以出门，然而这依然无法阻止啃啮心智的疯狂念头，教堂割喉血案发生之时，正是Kermiche的自由活动时间。

第二名凶犯的身份辨认花了更长时间，因为被击毙时容貌遭到损毁。但同案犯家里的一张身份证留下了线索，警方通过DNA对比发现，此人是同样19岁的Abdel-Malik Nabil Petitjean，生于法国北部的洛林地区，此前生活在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区疗养胜地艾克斯莱班（Aix-les-Bains），距离袭击案现场700公里。

Abdel-Malik是反恐S档案上的“新人”，此前他同样企图通过土耳其入境叙利亚未遂，六月末被登记入册。但袭击发生前一周，反恐部门通过其他渠道已经对他即将采取的行动有所警觉，散发其照片提请各部门注意，但由于没有和确切身份对上号而功亏一篑。

和张狂的Kermiche相反，Abdel-Malik是个“没有故事的年轻人”，安分守己，不引人注目，当官方确认身份、记者蜂拥而至的时候，他的母亲和邻居都不敢相信。母亲一直以为他拼车去法国东部城市南锡找自己的表亲。当地穆斯林社团的长辈也提到，这孩子经常去清真寺，但行为始终规规矩矩，总是面带微笑，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出格的言论。

但是当27日晚间，“伊斯兰国”组织所属的阿马克新闻社（Amaq）公布的一段视频中，两人都赫然出镜，用阿拉伯语宣誓向首领巴格迪达效忠。一个具有长期前科的张狂少年，和一个“好孩子”，走过不同的人生历程，最终都被这面黑色旗帜所俘获。

最大的谜底虽然没有悬念，但多个环节仍然令人费解：两个相隔700公里的19岁少年，是如何串联到一起的？如果说Kermiche的经历还不难理解的话，Abdel-Malik再次让人们困惑——正如尼斯恐袭所透露出的一样——普通穆斯林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急速激进化的？

此外，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他们对教堂的袭击完全说不上有周密安排 : 携带三把刀、一支不能用的手枪和几枚假炸弹，从正门撤退时被警察当场击毙在教堂广场，这种粗陋的计划，毋宁说是一种变相的自杀式袭击。在他们年轻的头脑中，是完全没有想过后果？还是已经接受了这种“殉难”的宿命？

此次教堂袭击案再次印证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扁平化、碎片化战略。和9.11式处心积虑的长期准备不同，今天的极端主义在“灰色地带”战场上，更多倚靠“独狼”或小组式的组织模式。他们彼此之间通过社交网络、甚至游戏平台自行联络，自行决定袭击目标，不再和中枢组织绑定。唯一需要和组织建立联系的纽带，就是在即将动手之前临时进行效忠宣誓。反过来说，极端组织的中枢也不再介意这些独狼们的生死，不必像传统作战方式一样尽力保持有生力量。对前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灰色地带”制造恐慌与分裂，至于伤亡数目只是附带产物。这同时也给传统国家带来两难境地：一方面不能不防范极端清真寺等传统组织，但另一方面发动袭击的“独狼”或者小组却未必和这些传统组织保持紧密联系。

事实上，极端思想的渗透也未必一定经过清真寺等有形建制，在互联网时代，它无处不在。一个形象比喻，或许正是电影《异形》中描绘异形幼仔的孵化过程，极端思想作为胚胎，以五官为渠道进入身体，以正常人类为宿主潜滋暗长，最终以血腥方式破膛而出，而宿主也随之死亡。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人口融合和难民潮冲击之后，面对“伊斯兰国”组织这样一个前所未遇的敌人，欧洲正惴惴不安地试图亡羊补牢，避免被破膛的命运。

法治国家面临的挑战

在距离2017年总统大选只有九个月的关头，如何应对恐怖袭击、如何反击激进伊斯兰势头的上升，已经演变成为法国左右阵营辩论的焦点。

中右和极右党派都对现有安全措施的可靠性再度提出质疑。共和党领袖、前总统萨科齐敦促政府“彻底改变战略”。该党建议，在紧急情况下授权警察局长关闭任何激进宗教场所、进行身份、行李和交通工具检查；任何名列“S档案”、亦即与恐怖组织有牵连的外国公民将被驱逐出境、本国公民则被临时拘禁或强制佩戴电子追踪器三个月；将试图加入极端伊斯兰组织的行为入罪；建立特别矫正场所；因恐怖主义被判监禁的囚犯不使用减刑。创建类似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别机构，等等。

在林林总总的建议当中，当下最棘手的其实是一项：是否应当把在S档案上登记的所有本国公民采取预防性拘留措施？截至2015年底，在S档案登记在册的有大约10500人。换句话说，眼下情况是否已经严重到把这一万多人不问青红皂白先抓起来再说——哪怕他们只是和恐怖分子沾亲带故、甚至只是打过几次电话？

在这次教堂袭击案后，这种诉求也迎合了不少民众的不解和怨气：为何其中一名凶犯已经佩戴了电子追踪器，仍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警方的控制能力何在？这不禁让人联想起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中，警察依靠预测未来的超能力阻止犯罪事件发生。然而从事后回溯既往、找出蛛丝马迹总是容易的，但要以警方的寻常人力准确预测未来，并在上万人中提前甄别对象定点清除，就眼下而言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面对反对党的汹汹众议，社会党政府态度谨慎。总统奥朗德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以最坚决的手段执法，已经足以应对挑战。总理瓦尔斯强调，不可能每发生一次恐怖袭击，法国就制定一部新法律来应对。司法部长Urvoas表示，不能以效率之名让专断大行其道，法国不能“关塔纳摩化”。内政部长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作为警方最高首长，明确拒绝大规模预防性拘捕的措施，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宪的、也是无效的，会破坏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并且反唇相讥右翼阵营是在“蛊惑人心”。

在这场论战中，卡泽纳夫使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我们不能靠突破法治来保护法治”，作为政治人物，这种说法或许会博得政治正确的喝彩。但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其实不乏思辨余地，是一个没有笃定结论的问题。面对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保卫社会”的紧迫性对法治国家的某些基本原则的确提出了严峻挑战，包括重新评估“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例如一个法国圣战分子在欧盟人员自由流动的框架下进入德国是否就因此具有社会危害性）。对法治的捍卫，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界限的解释和论证问题。虽然法国力图避免“美国化”或者“关塔那摩化”，但前有修宪剥夺恐怖分子国籍议案失败、后有2017年总统大选迫近的背景下，社会党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行动余地事实上日渐逼仄。

为应对可能再度发生的恐怖袭击，法国此前已经着手在现役军警之外征召预备役人员，并打算在短期之内扩充到约1.5万人。奥朗德已经宣布，将在预备役人员的基础上组建“国民卫队”（Garde nationale）——这个极富历史感的名字，仿佛将人们带回到1789年革命的场景之中，彼时的革命者出于对贵族军官的不信任、为了抵御内忧外患而组建了非正式军队，确保了革命的步步深入。今天法国面临的内部风险，乃是另一种形式的地缘革命、另一种形式的“祖国在危急中”，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非常时刻，如何突破既有陈规、同时捍卫法治原则，不仅是这届奥朗德政府面临的难题，同样也是2017年大选之后新政府、甚至是未来十数年间法国将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