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那些事

我关于巴拿马运河区最早的记忆，来自儿时从爸爸的轿车中向外张望时看到的情景。那是20世纪70年代，运河区—— 一片十英里长、占据运河两侧各五英里的狭长地带——当时属于美国管辖。美国通过1903年的《美巴条约》（Hay-Bunau-Varilla Treaty）占有了那片土地，并拥有了对运河区的主权，有权力修建和管理运河。运河区位于巴拿马共和国中部，毗邻巴拿马城，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如果要到巴拿马西部的乡村，就必须穿过运河区。不管是离开巴拿马城去海边度假，还是去我奶奶长大的那个城镇小住一周，我们一家人每次都要开车穿过运河区。我记得每次要穿过运河区边界的时候，我心里都满怀期待。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运河区是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在运河区内，公路两边是茂密的丛林，完全不同于泛美公路巴拿马境内其他路段旁的干旱牧牛场。透过轿车车窗，我兴致勃勃地看着悬挂在树上的硕大的拟椋鸟鸟巢。在我童年时期的运河区，那片丛林构成了军事基地和少数美国郊区风格的小镇特有的背景。拥有整齐的草坪、游泳池和空调别墅的城镇与丛林之间的强烈反差，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我记得，对于一个生活在巴拿马的孩子来说，运河区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除非有运河区居民的邀请，否则那里众多的游泳池、网球场、电影院、餐馆都不对巴拿马人开放。在整个巴拿马，只有运河区的海边有铁丝网隔离，为的是保护游泳者免受鲨鱼的攻击。能被邀请前往运河区的公园、游泳池和海滩，对巴拿马人来说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与此同时，铁丝网栅栏和上面“禁止擅自进入” 的牌子、十二个军事基地门口的诸多检查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有关运河区的诸多限制。我曾听说，往运河区的人行道上扔一张糖纸都会遭到处罚。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运河区那片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运河区那片独特的丛林景观压根不是运河区的原始地貌，而是20 世纪的产物——建立在抹杀当地长达400 年的城市和农业历史的基础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巴拿马人已经忘记了，1912 年的运河区曾是巴拿马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那里充斥着缩小版的巴拿马城和科隆城，城镇里还有出租屋、酒馆和集市。可是，人们却感觉运河区和那片丛林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关于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1912 年颁布的运河区人口迁移令的回忆变得模糊起来，其细节已经被人们遗忘。然而，对于20世纪初的巴拿马来说，运河区人口外迁是最具创伤性的事件之一，其痛苦程度甚至超过了巴拿马在1903 年脱离哥伦比亚。运河区景观的沧海桑田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与巴拿马运河的修建相提并论。

1913—1916 年间，运河区的巴拿马城镇一个接一个地被拆除，大约有40000人被迫离开。运河区在当时仍是巴拿马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运河区的人口迁移是政治需要，而非技术需求。导致产生上述巨大变化的决策进行得很缓慢，也没被人预料到。在修建运河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官员并没有想要拆除运河区的巴拿马城镇，而是设法对其管理、教化和征税。

要理解运河区的人口外迁，就必须了解20世纪之初巴拿马运河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及美国对拉丁美洲尤其是对拉美热带地区的设想。对于有的人来说，这条运河成为一个炫耀美国在现代化上取得卓越进展的舞台。这个规模庞大的项目象征着美国建筑工程的巨大成就。在巴拿马成功根除黄热病则象征着现代美国医药学的伟大胜利。在“进步时代” 的很多改革者看来，巴拿马运河是一场伟大的试验，用以检验这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插手他国事务，将私人企业没有做成的事情做成的能力。“进步时代”的改革者——以及他们的反对者——纷纷到访运河，以便宣扬或批判美国政府对该项目的实施和对待劳工的方式。

巴拿马运河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地方。甚至在竣工之前，运河就成为了极受欢迎的旅游地，有关巴拿马运河的宣传册、书籍和新闻报道层出不穷，巴拿马运河的修建更是成了20世纪初美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计其数的展现巨大船闸、恢宏大坝、最新式的蒸汽起重机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的照片，向美国人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科技的力量，正是这一力量铸就了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拿马运河。

在这种背景下，运河区城镇的变化就显得意义非凡。有的运河官员认为，如果这条运河是验证美国科技实力的范例，那么将运河区的巴拿马城镇改造成为完美的现代城市则应该是证明美国政治和公共卫生实力超群的典范。虽然美国说自己的目标是让这一荒凉地区实现现代化，然而事实则完全相反。美国的占领和后来实施的运河区人口外迁政策，抹杀了19世纪巴拿马地峡走廊地带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性。1904年运河开始施工之际，运河区根本不是19世纪那些旅游手册上所说的“丛林”。自16世纪起，全球贸易和国际劳工就一直是巴拿马经济的核心。当美国在1904年开始修建运河时，运河周围地区的人口已经非常稠密，并深入实施了共和政体。铁路线、铁路城镇、河流城镇、耕地、法国人用于挖掘运河的机器也随处可见。

巴拿马运河区城镇消失的过程是一段被遗忘的、失败了的社会试验史。试验的初衷是要在“中美洲丛林”的中间地带建立完美的村镇和城市。美国想要告诉全世界，它征服了全世界最“棘手”的自然环境——热带的自然环境。这个征服者要带来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健康、柏油路、污水处理系统。它要让洁净的人行道、自来水——而不是大教堂——来表现它的辉煌成就。然而，管理来自多个国家、有着众多政治信仰的超过60000名居民，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还要维持秩序并保证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有人认为：住房条件的改善将体现美国“进步”理念在消除贫民窟、廉租公寓方面的成就，展示现代城市的理想愿景，让每个劳动者都能享受到干净的住房、公立学校、柏油街道人行道、公园。运河区主管官员们逐渐觉得，“土人”城镇已经不适合运河区了。

这本书讲述的不是一部美国科技的成就史，而是一段以运河区人口外迁为结束、充满了疑虑和失败的历史。这段历史起源于一个复杂的问题：怎样处理运河区的本地城镇和居民？美国人会选择管理和“教化”这些城镇？还是拆除城镇，然后将居民迁到附近的其他城镇？当时，答案并不清楚。后来，运河区的美国官员经过细致的讨论才得出了结论。因此，这段历史也是尝试将美国“进步时代”的政策输出到热带地区这一失败试验的历史。它的失败无法用这个项目参与者个人的失败来解释，而应将其视为因为种族主义理念、妄图给其他国家输入进步和发展这一行为的固有矛盾而注定要失败的项目。虽然运河区城镇最终拥有了干净的人行道和自来水，但是这些改造的实现既没有达到那些美国官员最初设想的规模，也没有让运河区的所有居民从中受益。直到1913—1916 年期间，在经历了人口外迁和私人商户、私人房屋、私人农场的搬迁之后，运河区变成了一个人口稀少、没有政治生活和私人房产的地区，那些人们印象里运河区的标志——如精心修剪的草坪、完美房舍等崭新的城市地标——才成为现实。

要了解这场社会试验的经过，就必须回到修建运河的最初几年，探究做出人口外迁决策的几个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还原那些城镇的历史，重新了解那些已经消失的景观，探讨人口外迁是否真的不可避免。

1912年的人口迁移令从运河区的版图上抹掉了这里丰富的政治和城市历史。巴拿马城镇消失的同时，它们的市政传统、共和制政治选举、参与19世纪全球经济的历史也一并消失了。在19世纪，运河区本应因政治、经济和技术变革的影响而成为一方异彩纷呈的天地，在美国接手后却变成了一个整齐划一的、只重视建筑工程和卫生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和叙事方式重塑了巴拿马公民（主要是黑人公民）和当地的商业景观：公民们被塑造为“土人”，运河区丰富多彩的商业环境则被说成了是需要外来干预的荒凉地带。管理运河的官员将运河区描述和想象成热带荒凉地区，将其居民描绘成“土人”的原因是，一旦巴拿马的城市被说成“土著城镇”，其公民成为落后的“土人”，巴拿马成为 “丛林”，那么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就找到了将人口外迁出去的理由。如果运河建在丛林里，就没有抹掉先前的城市景观一说。人们也就不会失去什么或怀念什么。虽然美国官员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共识，即美国是进步的标杆，而巴拿马是一个落后的热带地区。这种意识形态左右了他们在巴拿马采取的措施，最终影响了运河区居民的生活。否则，运河区的人口外迁不会实现。这种意识形态虽然不是导致运河区人口外迁的根源，但肯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仍然需要弄明白的是，一个缔造民主之地如何被改换成抄袭其他民族政治创新的地方？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刚开始追问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种改换是怎样出现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认为拉美地区是精英模仿者和传统农民的聚集地，这是一种扭曲的认知，完全忽视了拉美地区历史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是怎样被灌输了这些观念，以至于把巴拿马这样的地区当成一个落后、传统的地方。还有，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意识形态标签的长期影响。

这种抹掉拉丁美洲现代性的做法是大规模文化改换（cultural transformation）的一部分。这种文化改换是根据历史时代、自然和技术条件来划分世界。这种改换的关键，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将很多地区笼统地转化、归入热带地区。就像相距遥远的印度与拉美地区，虽然其历史、语言、文化迥然不同，但都被划为同一个地理区域——热带地区。这种转化至关重要，因为对于19世纪的人们来说，热带是一个与欧洲和美国截然相反的地方。如果欧美是技术进步、文明开化的地方，那么热带地区就是技术落后、不文明不开化的地方。19世纪到热带地区旅游过的人们往往将那里说成是野蛮之地，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他们对热带地区的描述只强调茂盛的植被和众多的野兽。这些描述往往将那里的居民视为热带的一部分，认为他们是原始人，是聚居在荒凉丛林里的 “土人”。当地人不去改变和“开化”他们的生活环境，这个任务落到了欧洲和美国的殖民者肩上。这些游客们的描述嘲笑拉美地区的现代性。他们通过现代技术与丛林景观和“土人”之间的强烈对比来取悦读者，嘲笑热带地区奇怪的“新技术”。热带地区的现代政治也遭到了欧美人的嘲讽。

“热带地区根本没有现代性”这一看法对于理解热带地区的技术和历史阶段具有深远影响。19 世纪末，铁路、蒸汽发电、蒸汽船在很多热带地区都非常普遍。这些新生事物在很多热带地区出现的时间往往与它们出现在欧美的时间相同，或者并没有晚多少。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这些技术的到来深远地改变了巴拿马和拉美民众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历史叙事中，当现代技术来到热带地区时，它与当地景观的改变毫无关系，也没有与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变、人们工作方式的改变产生联系。好像即使这些技术到了热带地区，它们也不属于那里，这些技术好像只与它们的发明者和引入者有关。热带地区的居民和景观仿佛仍然静止在一个天然、“原始”、“蒙昧”的时代里。就因为身在热带地区，他们就无法先进起来。例如，曼彻斯特纺织厂和中美洲香蕉种植园的劳工们艰苦的工作条件是工业化的产物。两个地方的劳工都要忍受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全新的劳动节奏，都要承受新技术（在英国是纺织机，在中美洲是危险的农药）的影响。然而，在很多人看来，只有曼彻斯特的工人才是崭新工业时代的参与者。而身在热带，作为现代工业 “受害者”的中美洲劳工，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具有现代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今天，看到欠发达地区首都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欧美人依然会感到很惊讶的原因。

就在游客和小说家将热带地区渲染成文明对立面的时候，历史学家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进一步抹去了西属美洲对19世纪现代政治的贡献。这种新观点就是“西方文明论”（Western Civilization）。巴拿马运河的修建正好与这一观点的盛行处在同一时期，这也并非巧合。在运河区的劳工们忙着修建巴拿马运河之时，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则忙着炮制一种新的文化概念，即什么是“西方”，并撰写和传播有关“西方”的历史。虽然西方文明论的提出基于这一观点：西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等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发明和传播的新观点。西方指的是哪里？哪些人属于西方人？西方不是欧洲，因为西班牙或东欧就被排除在西方体系外。西方也不是美洲，因为美洲里只有美国的那一部分算是西方。西方指的是某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强国——美国和西欧，而西方文明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高潮。这种进步开始于古代近东地区的农业发展，然后向西迁移，依托后来古希腊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而持续发展。根据这个版本的历史，人类的创造力的火炬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传递，现在传递到了 “西方”的手里。其他文明可能促进了人类的早期发展，但是现在，这些文明只是西方进步的被动接受者。英格兰和美国是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那些非凡创造的“正当”继承者，而不是现代的希腊。现代的运动和进步只发生在西方。现在，推动人类继续进步的责任也落在了西方。

就像热带地区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于欧洲，西方在各个方面也不同于热带地区。如果西方充满活力，那么热带地区就懒散不堪。如果西方是文明和进步的代名词，那么热带地区就是落后与野蛮的同义词。如果西方代表着人类的未来，那么热带就代表着人类的起源。西方文明论的历史与20 世纪早期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沆瀣一气。科学种族主义宣称白人具有生物学上的优越性，因此可以证明白人统治其他种族的合理性。而西方文明论则声称美国和西欧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比其他地区更为强大。正如科学种族主义并不是科学，西方文明论讲的也不是真正的历史。前者依据荒谬的颅相学来认定白种人的大脑体积大于其他人种的大脑，进而认为白种人的智力优于其他人种。后者依据错误的历史来证明白种人的优越性。西方文明论的目的是抹杀人类的共同传统，以及其他文明对历史变革的共同贡献。例如，虽然信仰伊斯兰教的地中海地区和西欧、美国一样，也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但是西方文明论主导的历史并不认可这一点。同样，它也不认可海地的自由黑人和黑人奴隶对人类自由、平等理念的贡献，不认可西属美洲的律师对宪政历史和对现代国际法理念的贡献。它认为现代的活力和创新只发生在西方。

巴拿马运河的早期历史反映和强化了西方文明的传奇。运河的修建就是所谓“西方文明”的进步、创新、活力的一个鲜明的例证。就像西方是古希腊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正当继承人一样，那些最初设想沿巴拿马地峡开挖运河的西班牙人的后继者，则正是美国工程师。那些才华横溢的征服者梦想过什么，天才的美国医生和工程师就实现了什么！然而，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早期历史，西方文明论主导的历史也存在一些选择性沉默。在他们书写的运河史里，没有16世纪到20世纪初巴拿马对地峡走廊的管理，而那些生活和忙碌于地峡走廊长达400年之久的巴拿马的骡夫、船夫、律师、工程师、农民更是直接被这些历史忽视了。要知道，在运河修建过程中，他们可是与美国人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而且在运河修建之前，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本书讲的是这些被掩盖的历史和它们被抹杀的过程。开篇的几章分别讲述了被忽视的19世纪巴拿马现代性的不同方面，同时也讲述了很多巴拿马人尝试挑战这些选择性遗忘的故事。最后几章阐述了对这些历史的忽视对运河区居民有怎样的巨大影响，包括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以及怎样最终推动了运河区的人口外迁。

巴拿马运河区人口外迁的过程可以视作为忽视19世纪西属美洲现代性的结果。我们发现，掩盖19世纪西属美洲的现代性，以将该地区想象成为一个落后的地区，这为后续的外部援助和干预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为美国人将西属美洲视为欠发达地区奠定了基础。怎样才能将一个地方变成欠发达地区？我们一般认为欠发达地区普遍是生活贫困、医疗条件落后、民主制度不完善、科技水平很低的地方。然而， “发达”与“欠发达”概念出现于“二战”之后。当时，欧洲不得不调整其与纷纷独立的亚非殖民地的关系。“发达”“欠发达”这组概念有助于维系前殖民地与前宗主国之间的等级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互惠互利” 关系。前殖民地成为接受欧美技术援助、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对象。

虽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有关“发展”的历史，但怎样才能用一个统一的“欠发达”的特征，将历史、文化、语言、社会结构迥然不同的地区囊括在一起，我们仍需深入分析一下。要给他们贴上共同的标签，只需要根据某些健康指标和经济指标来划分各个地区，显示出他们的不足，让人觉得它们需要外来援助和干预。最重要的，也是相关学者不愿意承认的一点是，一个地区被判定为欠发达地区，就必须掩盖它在19 世纪的现代性，以及它曾经对当代世界的贡献。顾名思义，欠发达地区，就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真正现代化过的地区。现代性往往被描述成为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即使现代性也经常被重新定义。人们往往认为，欠发达地区从来没有“现代”过。

很早以前历史学家就发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会塑造我们看待自己、看待和对待他人的方式，同时也会塑造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因为每种世界观都会催生某种城市面貌（urban geography）。20世纪初前二十年里巴拿马运河区的“改换”，就是美国用热带落后论、西方文明论、社会改良的“进步时代”等理论来看待世界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动范例。这种认知世界的方式的遗产到现在仍然存在，本书也会为大家一一讲述。那些巴拿马运河城镇的消失，就是曾经共同参与建设这个世界的国家、民族、文明被遗忘而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关于所谓“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南半球的人们如何生活在一个政治开明、技术进步的世界中的故事，这个世界本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却一直被认为是起源于其他地方，属于其他民族。

原标题：《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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