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四十年的变与不变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地震。23秒内，百年唐山被夷为平地，242769人丧生，164851人伤残。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期间华夏大地上一再发生地震，比如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还有2010年4月14日的玉树大地震，但唐山地震仍然像竖立在被地震摧毁的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遗址上的“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那样，成为民族的深层次记忆，今天的“四十年追思”只是又一次集体启封的仪式。

追思的必要不只是因为，自然灾害仍会不时降临；而且因为，虽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人类在必须心怀对自然敬畏的同时，也仍需要保持深刻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灾难到来之时相授以援手，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贵人”。

追思的必要不会因为星转斗移、沧海桑田而不复存在。试想，以今日信息技术之普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地震现场的情境，救援大军可以搭乘高铁最快接近毁损地区，强大而高效的工程机械和规范而专业的施救策略可大大减少伤亡人数，还可降低救援者不必要的牺牲，而民间社会的成长也会让各种自发救援行动更多发挥作用。单就物质性资源或技术性条件而言，当年的无奈，大多已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然消解，至少大为减弱。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今天“四十年追思”的文字中，众人的关注已然聚焦于这场灾难在个人生存中的投影，而不只是在“宏大叙事”中兜兜转转。毕竟，四十年前后，不可相比的因素太多了。

追思的必要还在于，我们至今不知，未来灾难的降临，可能再次暴露那些现在尚未察觉的技术、心理和体制上的隐患。理应比当年更坚固的建筑物，是否抗得住同样烈度的地震？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是否比当年的村头大喇叭，更能在洪水到来之前让全体村民及时撤离？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将天灾人祸连在一起叙述，不只是因为两者后果相近，更在于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常常纠结在一起，彼此激发，相互强化，让人难以简单确定究竟该找天说理，还是对人问责。

追思的必要，根本上是因为，四十年的时间带来了许多变化，也保留了许多不变。缅怀死难者、抚慰幸存者心头永远的痛，只是追思的部分内容，更大的意义还在于思考变与不变对今天的意义，如此追思，才得以表现历史的当下价值。

重大关头从来是“举国体制”发挥最大优势的场合，现实需要的是体制优势在应对未来重大关头的问题上，有更多更好的未雨绸缪。

“危难之中见真情”的文化传统始终能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激发民气，而现实需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空前强烈地刺激起个人物欲后，像“奋不顾身”那样的超越性价值，能在日常生活中依旧让人感受信念的力量，让人尽可能摆脱蝇营狗苟。

面对罹难者存世的音容笑貌，所有追思者都能体验到生命的沉重，都有义务对自己设问：“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哪怕诸种生活负担扛在肩头，压在心头，都要像当年遭受了灾难摧残的幸存者那般，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来。

四十年时间如白驹过隙。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早已平息，但一代人的记忆还将周期性地启封，缅怀逝者的同时注入新的内涵，同生活的变与不变互动，最终融入到民族的性格之中。今日的唐山，今日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追思，都只是一个可以借以窥探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