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双中国馆策展人：中国建筑师的前线是保卫家园和传统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阿拉维纳提出展览主题“来自前线的报告”，展览现场仿佛是一场盛大的全球“新闻联播”，难民问题、灾后重建、资本入侵……建筑师冲向一个又一个前线，试图用空间营造去应对所有的灾难。与此同时，中国馆策展人梁井宇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他带着他的团队，构建了主题为“平民设计，日用即道”的中国馆，从衣、食、住三个部分回溯了留存在平民百姓之中的传统智慧，探索在现代化建筑林立的当代中国，平民设计得以回归大众的种种途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梁井宇。

澎湃新闻：总策展人阿拉维纳给出的展览主题“来自前线的报告”充满了紧张的战斗意味，而中国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相反的？

梁井宇：不是的，其实这里仍旧是战场。过去在解决人的居住问题的主战场上，中国建筑师节节胜利，但是现在的局势就好比一个战士从战场回到了家，发现后院着火了。建筑师作为服务中国整个经济建设的一支力量，在取得一定胜利的同时，代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家”却受到了威胁和挑战，我们回不了“家”了。缺失传统的中国人没有西方那样强势的宗教，当抵抗物欲和当代消费主义的免疫力被破坏了的时候，我们应当重拾几千年来中华传统中与自然相处、应对灾难的智慧。在这层意义上，中国馆呼吁我们在此刻不断强固与保卫自己的家园，也就是我所称的“被忽略的前线”。

澎湃新闻：有一种视角是，当代的消费主义对人类物欲的扩大是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这和你的这种往回看有没有抵牾之处呢？

梁井宇：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以这种资源消耗的速度，自然是无法承受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暴露出了很多我们感同身受的弊病，比如空气和水源的污染，以及某些地区食物的短缺。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的缺失等等，都是在社会语境中的热点问题。这次威尼斯双年展上，你以建筑这个主题作为切入点参与社会议题，在选择参展人的时候有着什么样的标准呢？

梁井宇：你提到了一种普遍的反思。中国的旧城无法像一个博物馆那样去保护。关于旧城的保护和开发，在国际上其实已经有很多负面的例子了，比如威尼斯的居民反对大型游轮驶入，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所以说如果把中国的传统城市建设推向这种思路，是没有出路的。旧城居民的生活与建筑保护的矛盾、旧城旅游化和博物馆化的问题等等，在诸如丽江、乌镇的开发中已经体现了。古镇的居民和作为外来者的游客，在古镇保护和建设的想法上是会有对抗的，这是一个难题。五年前我做北京大栅栏的保护与复兴规划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我自己很喜欢那片旧城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但当地人是想把房子拆了的。保护与拆除的争议，是居民与非居民的不同身份所带来的。

但是，明代思想家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即作为日常生活的“基因”还留存着，等待我们去破解。在一些边缘的地方，因为生活所迫而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依然延续着。书本里形而上的东西丢了，但是日常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东西，这些文化复兴的小火花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借此否极泰来的。

澎湃新闻：这是否就是菲利普·斯达克（Philippe Starck）说的蛮荒（barbarian）的时期，但是人类总是会朝着文明的方向行进？

梁井宇：我们以为文明是单向发展的，但其实有时候文明是会反向而行的。我们过多地把发展等同于文明，把现代化等同于发展，这个思路太过于简单化了。现代化的初衷，从胡适和鲁迅的想法来看，他们是恨屋及乌，想与传统一刀两断。但是那里面有太多可以治愈现代化弊端的良药，有太多可以贡献给全世界的文化资源。难道它不是文明吗？那是一个今天被低估的更高级的文明。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在做大栅栏的时候，面临想要居民保留居住习惯的同时又能获得现代化居住环境的难题。我们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提出问题。比如无界景观工作室的“平民花园”，针对的是居民侵占胡同资源的问题，主要是夹道的资源。这个项目某种意义上正是为居民如何为共同利益进行沟通的机制提供一种构想。一般来说，大家都习惯把问题推向公共区域，没人懂得如何去沟通协调。大栅栏胡同的路面比里面高，是因为大家都把煤渣往外倒，自清朝就是如此，于是路面就越堆越高。

这个项目就让胡同里的居民聚在一起，讨论在胡同的墙上种植什么，种植的成果本身无疑是有利的，但种植之外的更大意义在于，通过讨论小小的夹道空间如何合理使用，产生了一种对话机制。其中也牵涉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要拆除很多占据道路的违章建筑。这些违章建筑有的是很无理的占据，有的确实是有生活的苦处，有的是从一个花盆慢慢拓展成为大面积的占据，每家每户的问题都不同。而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拆除它。比如有一块违章建筑建在一个只能停放自行车大小的夹道上，拆完以后路通了，但我们在那款区域的地面上做一个不同的颜色，表明如果没有急救车消防车等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非正式的改造”，因为这样的改造不可能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去处理，将每个人划归为抽象的案例，而是必须回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澎湃新闻：这样看来，建筑师所做的事情似乎已经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职能，而承担了额外的需要政府去协调的工作。

梁井宇：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政府，实际上建筑师的问题更大。建筑师应该放弃像时装设计师一样去设计房子，一个式样做完了以后突破自己再去做一个式样，这种在材料、风格或形式上的创新耗费了社会的大量资源以及个人的时间与精力。一个建筑师应该像老奶奶使用她的工具一样去看待自己的建筑，一旦用这样的思路去做建筑，你就会发现哪怕用一辈子去看老房子都是不够的。一个老房子可以一千年被使用自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日用即道”，用日用方式去检验一座建筑是否具备一代代传承的价值，是否可以经得起百姓和时间的检验。

中国馆的每个参展人其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朱竞翔在过去十年内都在研究一种轻质化的建筑体系，他摈弃用完即弃、需要不断设计的新房子，而是从中国制造的角度，探索一个能不断演进和改良的体系。

长久以来，其实人对空间使用的需求没有太多变化，真正需要改良的部分并不多。而每次改良不应该是在对历史无知的状态下做出个人化的创新，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稍稍突破一点，比方说四合院使用了几千年，它的美和好用之处，不去真实地使用是感受不到的。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理解建筑，思路就会被一下子打开，由此也就找到了既通往过去也通往未来的路径。这个时候历史不再是教科书，而是作为人们主动去传承的历史传统。比如宋群的这个板凳，看上去像是博物馆的文物，其实是陕西老乡家里现在还在使用的东西。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距离它太远了，已经认不出了，但是还在被使用着，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去研究它为何还在使用，好处在哪里，一个产品设计师才能找到既传承过去又开启未来的方向。

澎湃新闻：大部分参展人在各自过去的建筑实践中，似乎都对传统的东西有过一定的研究。

梁井宇：这正是令我高兴的地方。我以为我们选择的主题不是主流，而大量产品设计师和建筑师都位于主流的前线上，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开始反思并有了自己实际的努力成果了。左靖老师做了很长时间的手工艺调研。在乡镇建设中，开发乡镇和开发城市的思路不能是一样的。我们原来寄希望于在农村找回生活的日常，现在连这个也保不住了，因此这也是形势紧迫的前线。现在很多美丽的乡镇面临“丽江化”的困境，农民不种田转而做民宿：一个建筑师出于好意把乡村的某间房子盖得很好，引来了游客，村民发现民宿比种田更赚钱，都做起了民宿，由此导致经济形态的破坏，一件好事变成了坏事。黔东南地区，我和左老师合作，把游客放到已经被旅游业破坏了的乡镇，阻止旅游人口进入原始农村，但是把农村的手工艺品放到集市上销售。游客要进入原始农村，只能骑自行车或走路。这也许是一条思路。

澎湃新闻：国家有了很多乡村建设的动作，现在很多建筑师也投入了这些项目。在这些自下而上的实践中是否会碰到很多限制，或者是在对的方向上却无疾而终？

梁井宇：做乡村建设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要扎根农村，第二个是要理解传统农业。中国文明的根就是农耕文明，中国所有和自然的关系都直接滋养了农耕文明，之后农耕文明又催生了手工艺，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可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形态，比如用竹材、稻草、木材、土盖房子和制造日常用具。工业革命是产能的释放，是对于资源过分的索求，于是大规模生产直接导致消费主义。但是，人唯有在手工艺的创造中才能同时获得劳动的报酬和成就自我，这是工业化无法达到的。1970年代的一个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小而美》，与甘地经济学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思想，即说明手工艺是可以撬动很多部分的。

澎湃新闻：在这里看到的很多项目，与其说是解决之道，倒不如说是一条探索中的道路？

梁井宇：当然。我并不知道每一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能好也可能坏。比方说，大栅栏我做了五年，看似是一种成就，但下一步会有好多种可能性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当我做了一步以后，其后可能性的演变就无法由我把控。所以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推断中尽量不要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导致更多问题的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使我战战兢兢，担心说不定某个时刻就触发了问题。

澎湃新闻：建筑师远远超越了普通人对其“设计建筑”这一职责的理解，那么你觉得他行动的边界在哪里？

梁井宇：看上去似乎很大，其实边界就在家里。一个建筑师照顾不了家，就照顾不了园子，更无法对国家负责。我觉得建筑师的边界看似可以辐射到各个地方，但其实离不开对家、对日常、对日用的理解，这种理解需要从传统出发。而这点上，中国的建筑师远远站在其他人之上，根本不用追着别人跑一条错的路，而是应该回归传统。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说的都是小事，“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但以小见大，通过小事谈的都是大道理。这和我们所做的主题和实际想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