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七艺：古代西方的人文教育

与中国古代的“礼乐射艺书数”六艺相似，西方古代也有自由七艺。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般而言，七艺被分为两个层面。前三艺（trivium）包括语法、修辞、逻辑，亦即教人如何理解文字、运用语言以能够通晓明畅地阐释思想。中国古代也往往强调“读书先须识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三艺的基础上，则可以更进一步地学习后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这种“七艺”并非现代的“艺术”，而是古代的知识分支。古代西方人常常试图对各种知识加以分类，而七艺就成了最基本的分类标准。

古典时代的七艺

虽然“七艺”这个名称的正式出现不早于罗马帝国晚期，但其基本要素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并同城邦的日常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古典时代的雅典采取民主政体（限制在本城邦的自由人当中），所有重大事务需要公众讨论并以投票形式解决。在这种体制下，如何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政见，并将之付诸实施，就需要非常强的演说和辩论技巧（这一传统在英美等国的选举、公投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当时的智者学派（Sophist）中许多人以教授论辩演讲技术为生，训练年轻人如何运用华丽的修辞、雄辩的风采和丰富的逻辑技巧来参与城邦治理。因此，演说论辩所需要的语法、修辞和辩证法（逻辑）就成了最基础的训练。语法强调用词的准确性，修辞注重演说的流畅和感染力，使之富有文学色彩并能打动人心；逻辑则是采取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使整个演说条理清晰、论证合理，并能善于发现和利用对手的漏洞。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文法、修辞、辩证法，都是能将灵魂引向终极真善美的学问。这些学问能够使人超越眼前具体的事物，学习并探究一种普遍性的法则，从而使学习者超越功利的目的，转而关心内在的价值并实现内心自由。有趣的是，柏拉图还将之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比如说，学习算术的初级目的是用于军事和贸易计算，而在高级阶段则能通过对数字规律的把握将人的灵魂引向“理念世界”；几何的初级目的用于农田测绘、土地分割，而到了高级阶段能够获取“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天文学不仅能用于航海和农业，而且能从天体运行中体会到恒常变化的真理；音乐既可以用来鼓舞士气、娱乐民众，而在高级阶段更可使人在可闻之声中寻求音乐与数的关系，从而理解世界的和谐。

到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代，七艺作为受教育自由民的知识基础继续流传。之所以将这些学科称为“自由艺术”（artes liberales），是因为在许多罗马公民（尤其是读书人）看来，一个人若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应当接受这些学科的教育。这一点也回应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表达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甚至宣称，一个人是自由的还是受奴役的，不仅仅是指他在社会中的身份，也与人的本性相关：“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可以说他是他人的人。”学习自由七艺的本质，就是希望人能够通过阅读、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自己的本性，从而达到最终的自由境界。

西塞罗和昆体良对自由教育和七艺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罗马时代被奉为圭臬，并且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是拉丁文写作的最高标准。西塞罗强调，在法庭辩论、政治协商或者公众演说当中，演说家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语言修养，能够运用纯净、准确、清晰的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整个演说要有诗歌的韵律和音乐的节奏。在语言研究之外，西塞罗也强调了几何、文学、诗歌、自然科学、伦理和政治的重要性。与西塞罗同时代的瓦罗又增加了医学和建筑，从而使自由艺术成为九种。昆体良也认为语法是一切高级教育的基础，并根据社会背景和语言自身的发展，引入了更为复杂且精确的语法体系和更多的修辞手法。虽然后四艺的地位明显不如前三艺，但仍旧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如昆体良所说，“默默无言的蜜蜂从各种各样的花朵和汁液中酿造出人类智慧所不能企及的具有奇异芬芳的蜂蜜，上天所赐予人类的卓越雄辩之才也需要其他学问的支撑”。

基督教世界与七艺的重新界定

从公元2世纪开始，基督宗教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迅速发展。教父们（Church Fathers）在接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对自由七艺在信仰中的作用重新作了阐释。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古斯丁。

曾经做过修辞教师的奥古斯丁受过非常良好的文法训练，还曾致力于教育手册的写作。皈依天主教之后，奥古斯丁的讲道词体现出了他试图将所谓“异教知识”与基督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努力。在《基督宗教教义》中，奥古斯丁强调了这些知识有利于人们更加深切地理解圣经。他说，“异教徒的各种学问，也有适宜于寻求真理之中的自由学科教育，寻求卓绝超群之道德规训以及对唯一真理的崇敬”。奥古斯丁非常反对当时将天文学和占星术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种通过占星来试图预测未来的行为是“荒谬的异教徒行为”。与此同时，他以哲学取代了天文学的地位，同时还首次明确提出自由艺术应该是七种。在犹太-基督教文化谱系当中，“七”这个数字具有特殊的魔力。天主在七天里创造了天地，末日到来时也需要七封印的开启。奥古斯丁在讲道中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而圣神的七个恩典正是以敬畏上主为开端，所以自由艺术也应当是七门学科。

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蛮族入侵使整个西欧文明出现了大倒退。早在6世纪的时候，曾在东哥特王国担任行政要员卡西多罗斯（Cassiodorus，后出家隐修），就编撰了一部题为《论神圣与世俗学问》（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aecularium Litterarum）的书。此后数百年间，这本书被视为僧侣学习的经典课本。其中第二部分专论七艺，并将之视为研究神学的必修课程。有赖于天主教会在维系和传承文明上的卓越努力，西欧地区的文化水平在8世纪前后开始了广泛的恢复，自由七艺的教育也在许多隐修院、贵族宫廷和市镇学校当中重新出现。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中，附属于主教座堂的学校往往是整个地区的文化中心。这些由教会所维系的教育机构，成为自由七艺的传承者。尤其是从11世纪以来，教会知识分子越发被自由七艺所吸引，并结合着大翻译运动传回欧洲的古希腊知识，对这些学科加以发展。甚至当时有许多学者对上半部分论述神学的内容弃置不顾，而一门心思研究下半部分。

除了基础学科，技术性的知识也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9世纪西欧世界赫赫有名的大学者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仿照自由七艺，将人类社会所必须的七门技艺总结为“机械七艺”（Artes Mechanicae），包括制衣、农艺、建筑、军事技艺、商贸、烹调和冶金。到12世纪，圣维克多的雨果（Hugh of St. Victor）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分别用航海、医学、戏剧取代了商贸、农艺和烹调，不仅使“机械七艺”的地位有所上升，更明确反应出西欧在中世纪盛期的社会剧变。

哲学与科学的胜利：中世纪大学中的博雅教育

中世纪盛期（11-13世纪）是七艺的繁盛时期。原先散布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主教座堂学校逐渐成为大学，而七艺在中世纪大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着基础地位。三艺沿袭了罗马的传统，被视为语言、言说和逻辑的艺术，称为artes sermocinales。而后四艺作为理解具体世界的学科，被称为artes reales。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两幅不同年代的手稿绘本中理解当时人们对于七艺和哲学的关系。

第一幅图叫《哲学与自由七艺》（Philosophia et septem artes liberales），出自《喜乐花园》（Hortus deliciarum）一书，该书是兰茨伯格的赫拉德（Herrad of Landsberg）1180年创作的。大家要注意，在她王冠上有三个小脑袋，分别象征着伦理、逻辑和物理。她手持的飘带上写着：“所有的智慧源于上主；只有真正智慧的人才能取得他们所期待的。”哲学女王下方，坐在书桌前奋“刀笔”疾书的两个人分别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围绕着他们的文字解释是说，他们首先教授伦理，其次是物理，再次是修辞。他们是睿智的教师，正在探寻一些事务的本质。在更大的一个外圈上就是我们熟悉的自由七艺了。

最为有趣的是底部的四个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每个人的耳边都有一只黑色小鸟，与圣神（the Holy Spirit）的白鸟形象相对立。周边的文字说，他们是些文人、诗人和魔法师，只会写些轻佻的诗歌、编造的故事或者邪恶的咒语。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一般受教育阶层是如何认识自由七艺的。

第二幅图则可能是维尔科的亨利（Henri de Vulcop）在1460-1470年代创作于巴黎的《哲学女王将七艺敬献给波埃修斯》（Philosophy Presenting the Seven Liberal Arts to Boethius）。最左侧带红帽者为波埃修斯。他正在与哲学女王谈话。他们二人之间的小字表明哲学是波埃修斯的“最高慰藉”。哲学女王身后跟随着拟人化的七艺，以表明这些是研究哲学的辅助学科。

随着西欧社会的剧变，原先的学科划分也受到了挑战。11-13世纪的大翻译运动，将大量古希腊文献和拜占庭、阿拉伯世界的最新研究传到了拉丁西欧世界。社会环境与学术主流的转变，使得原来的七艺地位受到了挑战。在1250年前后所撰写的《七艺的战争》中，作者哀叹：“辩证法学科还有一些学生，然而攻读语法者却越来越少；民法研究如日中天，教会法系不可一世，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学科。”

除了法学之类等应用学科之外，对于数学、物理等自然学科的学习日益增多。比如说，在当时的巴黎大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几乎要占去整整五个星期的课时。尤其是随着1255年巴黎大学正式解除了教授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禁令，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加上阿拉伯学者的注释大量融入课程当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往往要上两三个学期，而《物理学》也相差无几。正是在这些学习、讲授和讨论中，逐渐出现了更接近现代意义的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先驱们，比如伽利略等人，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在教育上的变化也反映了西欧当时强烈的社会和政治需求。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航海贸易，乃至牲畜饲养，都需要更为直接的科学教育。

这种自由七艺的教育传统迄今仍未完全断绝。无论是英美赫赫有名的文法学校，还是德国、奥地利的“人文教育”（humanistische Bildung）系统，都体现了传统七艺——尤其是前三艺——对西方教育传统的影响。虽然现在许多具体的教育观念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西方社会世俗化剧变的洗礼，与古代和中世纪的理想不甚相同，但是教育的最高理念仍是通过知识的学习、思考的训练和道德的教化，以塑造健全、理性而自由的人。

延伸阅读：[美]戴维·L·瓦格纳编，《中世纪的自由七艺》，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