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1980年代的波西米亚气息

正如某些文学作品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语言和形式的理解，有一些摄影集也让我们对于照片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1986）是南·戈尔丁（Nan Goldin）第一本摄影集，也是现在我们所谓私摄影的基准之作。该书出版30周年之际，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同名展览，展览从6月持续到明年2月。

时代发生了很多改变，它依然能给观众带来震撼体验。时至今日，62岁的戈尔丁还在持续为“叙事曲”系列增补图像，但其展现的核心依然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人类还不会随身携带各类录音录像设备，并通过网络随时与世界分享自己生活中最微小的片段。

在数百幅图像中，我们看到男女、男男、女女关系，甚至是女性面对自己的关系，这些照片拍摄于卧室、酒吧、妓院、汽车和海滩，发生于普罗文斯顿、波士顿、纽约、柏林和墨西哥……跟随南·戈尔丁14岁离家的脚步，记录了她以及周围朋友的生活。吸引戈尔丁的是随性的姿态和色彩，爱欲与梦想的世界，憧憬与离合——在叙事曲之中，充溢着红色、蓝色、粉红、深黑。

在1996年的采访中，戈尔丁谈到快照时表示：“人们情之所至拿起相机，后者留存了记忆——时间、人物、地点。他们通过记录历史创造了历史。这正是我的工作。”

戈尔丁和她的拍摄对象生活在一起。他们不是她的血亲，却是她选择的家庭。

戈尔丁的父母，海曼和莉莲，出生贫寒。他们是“有知识的犹太人，对于金钱不太在意”。海曼和莉莲在波士顿相遇，1939年9月1日结婚，那天正是德国入侵波兰的日子。

父母经常争吵，对儿子投注更多关爱，却常常忽略女儿的感受。南·戈尔丁的姐姐芭芭拉常常感到失落无助，甚而开始出现暴力倾向，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南·戈尔丁并未像姐姐那样希冀获得父母的认同，或许这种疏离关系拯救了她的人生。“从四岁开始，我的朋友就比父母更加重要。”

“在我11岁的时候，我的姐姐自杀了。”南·戈尔丁在《性依赖的叙事曲》前言中写道。“那是1965年，青少年自杀是一个禁忌话题。我和姐姐很亲密，也了解一些她自杀的实情。我见证她的欲望以及她的压抑。在她18岁的时候，她唯一的出口便是躺倒在华盛顿特区一处通勤列车的铁轨之上。”

“在哀悼的一周里，我被一个老男人诱惑。在这段痛苦时期，我被强烈的性兴奋所唤醒。在内疚情绪下，我痴迷于自己的欲望。”

南·戈尔丁13岁的时候，阅读《东村他者》，听“地下丝绒”，有志于成为一个“贫民窟女神”，一个坏女孩，而非像大多数女生那样将自己的生命期待局限在女儿、妻子、母亲的范围之内。

14岁，她已多次因“抽烟嗑药”被一些寄宿制学校开除，戈尔丁离开了家庭。起初，她居住于公社和寄养家庭，养父养母对她和她的黑人男友甚为感兴趣。他们向黑白情侣提供黑白蛋糕，那时候，戈尔丁还未拿起相机，未能记录下这样的时刻。

“我在南14岁的时候与她相遇。”表演者苏珊·弗莱彻（Suzanne Fletcher）表示，“她生活于马萨诸塞州的寄养家庭，我注意到她，因为她很酷。”二人成为亲密朋友，弗莱彻在萨蒂亚社区学校就读，次年，南·戈尔丁也成为该校学生。

在学校里，南·戈尔丁遇到了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他是一位男同性恋，后来，成为一名摄影师，此后数十年，都是南·戈尔丁最亲密的男性朋友。

正是阿姆斯特朗建议南希改名为“南”。他们一起去看电影，被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女孩着迷，热爱1930年代明星琼·克劳馥和贝蒂·戴维斯。“我们是激进的小孩，我们将这般友谊视为一种替代性的家庭，”弗莱彻表示，“即便在当时，我们也很清楚这一点。”

当时，学校向宝丽来公司申请了一笔捐赠，包括一批相机和胶卷。戈尔丁成为学校摄影师，并发现了自己的语言。一方面是通过照相机，另一方面，阿姆斯特朗教她学会了幽默可以是一种生存机制。她变得更会开玩笑，在此之前，她只会喃喃低语。对于她来说，照相机同样是一种诱人的工具，是社会化的方式。戈尔丁开始了她的激情记录，她有写日记的习惯，而摄影成为她的视觉日记。

南·戈尔丁18岁的时候，在波士顿和一个年长的人居住在一起。“叙事曲”中一张著名照片《南和迪基在约克汽车旅馆，新泽西》记录了一个秃顶的男人从身后抱着南，图像透露出可怕的、隧道般幻觉和危险的秘密。

她和“彼方”（Other Side）酒吧的变装皇后结识，开始以他们为拍摄对象。南对于他们羽毛和幻想背后的真实自我并无兴趣，她倾心于他们自我创造的勇气。

1976年夏天，戈尔丁和阿姆斯特朗及其恋人一起在普罗文斯顿租房，她结识了女作家和演员库奇·穆勒（Cookie Mueller）。

“那个夏天，我频繁在酒吧、派对等处见到她，以及她的家人——女友莎朗、儿子麦克斯、小狗美丽。我一直在拍她，照片显得很亲密，我们也变得很亲密。”

戈尔丁和穆勒并未发生恋爱关系，但照片之中充斥着浪漫情愫。戈尔丁仿佛结识了一个同谋——自我创造的大师——看着穆勒温暖、俏皮的照片，就仿佛看到一个鬼魂——芭芭拉·戈尔丁从未变成的那个人。穆勒于1989年因艾滋病去世。

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戈尔丁积累了大量朋友的照片。当时附近没有暗室，所以她在药店处理了底片之后，使用投影仪播放出来。

1978年，戈尔丁搬到纽约，并租住在包厘街（ Bowery）的阁楼。

“南在包厘街的阁楼没有窗户，她的派对绵长、热烈，也危险，你永远不知道天空的明暗，准确的时间。”作家戴瑞·平克尼（Darryl Pinckney）回忆道，“南常常往手提包里塞入一些女性用品，然后跨过那些昏睡的、彼此纠缠的人，走出房门。”她回忆说和戈尔丁打的第一通电话，“我今天到不了了。”她说，然后挂断了。

策展人马文海福尔曼（Marvin Heiferman）当时在纽约为里奥·卡斯特里（Leo Castelli）的妻子工作。里奥·卡斯特里的画廊经营安迪·沃霍尔、加斯帕·琼斯、罗伯特·劳申伯格等艺术明星的作品，他的妻子开设的“卡斯特里图形”专注于图形和摄影作品——在上东区沉闷的艺术界它们还未被视为艺术。

某天，海夫尔曼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穿着蓝色波点裙出现在他面前，她向他展示了一盒照片。“它们都很怪异，奇怪的色彩，人们抽烟、打炮。照片中展现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我此前从未见过。”海夫尔曼愿意展出这些照片，但卡斯特里太太担心它们过于粗糙，并且，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

在海夫尔曼看来，对于南·戈尔丁的镜头中的主题，“叙事曲”是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它展现了正在发生的生活。这是家庭影像、时尚摄影、人类学影像、新闻摄影的混合体。此前没有人这样拍照。海夫尔曼在一些群展中推出南·戈尔丁的作品，但此时距离她作为一个艺术家获得承认还要再过10年。

戈尔丁在锡盘巷（Tin Pan Alley）的酒吧结识了布莱恩，一个拥有牙齿崎岖笑容的寂寞曼哈顿牛仔。他们一起吸食毒品，坠入爱河。

在“叙事曲”中，我们常常见到布莱恩坐在床沿，抽烟，或是审慎地看着相机，他毛发浓郁的前胸似乎是一件彰显男性气概的外衣。

1984年，这对恋人居住在柏林。戈尔丁受到布莱恩的家暴。“他打我的眼睛。后来，他们不得不把我眼皮缝起来，否则眼珠子就会掉落出来。”戈尔丁告诉平克尼，“他烧了我的日记，令我难过的是，我们周围有不少熟人，可他们都不愿帮助我。他用口红在镜子上写：犹太美国公主。”

戈尔丁回到美国，弗莱彻帮她住进医院，保住了她的眼睛。恢复期间，戈尔丁拍了一张自拍，《被殴打一个月后的南》。这也许是“叙事曲”中最凄惨的图像之一：依然鲜红的眼睛，脸上的淤青，戈尔丁在拍照时给自己涂抹了鲜艳的口红，嘴唇透露的温柔女人味，让恐惧成为图像的焦点。

在遭受殴打之后很长时间，南惧怕男性接触，并且越来越依赖药物。MoMA展览中不少照片都有明显划痕，南解释说，那是因为她在嗑药之后处理这些照片的缘故。

“叙事曲讲述了一个波西米亚白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说，我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纽约客》撰稿人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比南·戈尔丁小七八岁，他也认同戈尔丁的作品反映了他们这代人的精神面貌，“那些年岁，当我把市区朋友的照片给我母亲看——纽约东村的酒吧和地下室舞会，也许还弥漫着药品的味道和艾滋病的阴影——她说，你属于这些人。这话让我羞愧难当。她为何不能看到，我也是属于她的？”

1985年，光圈基金会的马克·霍本（Mark Holborn）在惠特尼双年展上第一次见到“叙事曲”，他意识到，这是他见过最有视觉冲击力的影像作品。这本书于1986年出版，安迪·葛伦宝（Andy Grundberg）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如果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人》是1950年代的写照，那么南·戈尔丁的《性依赖的叙事曲》是1980年代的纪念。”

野性的精神，最终，回归于制度化的评价体系。

另一方面，“叙事曲”是厄运的前兆，是艾滋病吞噬世界之前最后的舞蹈。（南在2003年的摄影集《魔鬼的游乐场》中记录了艾滋病的时期）。

“我们是幸存者，”她表示，“1991年，我做了艾滋病测试，发现自己是阴性，有一种幸存者的愧疚之情。”

1989年，南·戈尔丁进入戒毒所，开始调整自己重新接受阳光，回到自然世界。她和旧情人、雕塑家席欧班·里德尔（Siobhan Liddell）走在一起。这段清醒的恋情成为她八九十年代之交最美丽的影像。

离开戒毒所，她将“叙事曲”配上音轨，出售给惠特尼美术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艺术机构。

她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潜水拾珠”（Diving for Pearls）。“当大卫·阿姆斯特朗和我都还年轻的时候，他常常将摄影比作’潜水拾珠’。”戈尔丁对此解释道，“也许你拍了一百万张照片，很幸运的能够从中挑出一两个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