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情深︱陈毓贤：冷战时期在台北上大学

我和表姐梁淑贤1965年秋到达台北，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连街上嗅到的气味都和马尼拉不同。早上到了弥漫着雾的操场散步，有点凉意，热带长大的我们，马上跑回寝室把新买的风衣裹上，觉得浪漫得不得了——这类衣服之前只在银幕上见过。

师范大学女生第三宿舍主要给“侨生”住，八人一室。除表姐和我外，三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柬埔寨，两个本地生，一个是艺术系的，据说父亲是刚去世的要人，很少在宿舍过夜，床铺主要放她的画架。她戴孝，头发上插了朵白纸花，这对惯于戴孝穿黑衣裳的表姐和我又是新鲜事。

朝鲜战争烽火中成长的包大姐短小精干，皮肤白皙，细看蛮漂亮的，带了毛衣和人参来台湾卖，同宿舍不少同学来看毛衣，她便利索地讨价还价；没卖出去的货则送到市内衡阳街卖给商铺。她每年韩台两边跑几趟，毕业前已攒够钱在台北买房子。记得她评论人最常用一句话：“不知好歹！”就是说此人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对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同在朝鲜战争烽火中长大的小沙却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是位长腿美人，冬天脸颊红得像苹果一样；她和我同被分配到国文系丙班，发现我寄往马尼拉的家信封面上直接写父亲姓名称他为先生，惊异得很，说：“怎么敢这样称呼？”她寄往釜山的信封都只写自己的名字“沙家书”。

寝室里四张上下铺的床紧靠着两面墙，第三面墙设了衣橱，第四面则是大玻璃窗，八张书桌分两排面对面地摆在中间，虽不宽敞，却有窗明几净之感。台湾属亚热带，但因没暖气，门窗又不密封，冬天是相当冷的；我们下课回来便各自躲到被窝里看书。冬天最怕要用厕所，从暖窝里爬出来，出寝室绕到宿舍旁边冷飕飕的厕所，是蹲着用那一种，又脏又臭，真怕滑到坑里。清晨听到宿舍的女佣阿莺高声喊“热水来了”，大家就滚下床把热水瓶拿到寝室门口。阿莺穿着有补丁的碎花衣裤，背着襁褓里的婴儿，躬身把我们的热水瓶逐一注满，又到走廊下面另一个寝室门前高喊“热水来了”。我七十年代到台湾玩，回师大看，图书馆出口处坐着个打扮入时穿高跟鞋的检察员，竟是阿莺！她还认得我以前是第三宿舍的。

我以为我们住宿舍是够艰难的，不久才知晓能住进宿舍并不容易。有一晚外出过了钟点回不了宿舍，有个同学见我彷徨地在街头徘徊，可怜我，邀我到她住的地方过夜。她和几位女生在学校租了一间阁楼，大家就把铺盖放在地板上像沙丁鱼那样挤在一起睡，我一夜无眠，怕一转身就碰到左右睡着的人，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读师大的学生得了政府资助，毕业后须至少教三年书，年纪较大的是读完师专教过书再考大学的，一般比较贫寒，学风纯朴。我国文根基不好，全靠侨生身份加分混进来，总感到在其间突兀。我们丙班二十多个人，后来大半安分守己教书，其中王开府当了师大国文系主任。最杰出的是高惠宇，当过记者、编辑、立法委员，并一度任台湾“中央电视台”董事长。

国文系有些大陆来的老先生乡音很重，他们讲课我听不懂，幸好基本上是朗读教材。书法老师是陈诚“副总统”七十多岁的姐姐，称学生为“弟弟、妹妹”，令我们听了窃笑。教近代史的王家俭很年轻很认真，后来以研究海军史著称，八十年代到哈佛做研究曾在我们家吃饭。《一个女兵的自传》（1936）作者谢冰莹教“新文艺创作”，主要讲“新式标点符号”的用法，却要我们真正创作，还把这些习作编为《青青文集》（1967）出版，满足了我们的作家欲。我的短篇小说《幻与实》 讲一个女子在菲律宾华侨学校教书，有个殷商的儿子追求她，两人不十分匹配，但她最终还是认命嫁了。

从大陆到台湾的许多老兵退伍后开三轮车。我到台湾第三年，台北市取缔三轮车，政府便辅导这些三轮车夫转业为计程车司机。也有不少开食摊的，师大旁边龙泉街便有许多老兵开的各种南北小吃档，价廉物美，五毛钱只有卤汁和葱花拌的阳春面也好吃得很，是灌进塑胶袋里带回宿舍做宵夜的。龙泉街有家较体面的小饭店，具备了五六张桌子和长板凳，墙上贴了字条谓“不谈国事”。

我家人对台湾的印象很笼统，我到师大读书之前，唯一到过台湾的是我叔叔。他加入马尼拉的国民党艺术宣传队，吹单簧管，数次乘军舰到台湾劳军，蒋经国执政时代被委派为“党务顾问”。我在台湾时，阿嬷曾加入广东中山同乡会旅游团到台北庆祝双十节，将近七十岁第一次乘飞机，风风光光地参加节日游行。我和表姐随团赴台北中山同乡会的招待茶会，见到孙科、五短身材的王云五，还有戴着水钻冠冕、艳光照人的该年度美国华埠小姐，和一对来自秘鲁只会说西班牙话的姐妹花。

那时离“二二八事件”已将近二十年，我们这些外来人并没觉察到“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大家似乎都非常珍惜一天比一天好的平常生活，并且不吝于分享，空气中有股久病初愈那种经涤净的安宁。表姐和我偶尔到基督教聚会所做礼拜，碰上一位举止优美、四十开外的空军寡妇，十来岁的叛逆儿子很少回家，她在某机构做个小职员，常做一桌佳肴请我们吃饭，为的只要听听年轻人的声音。

我赴台需要“保证人”，母亲请她已回台湾的两位老师彭震球和裴溥言替我作保。他们不认识我，负这责任是有些风险的。我和表姐备受他们热情招待。裴溥言在台湾大学教中文，丈夫糜文开是位外交官兼佛学家，在他们家不但吃到饺子，还见到饺子皮是怎样擀的。裴教授中学年代在天津，曾帮父亲翻译重庆传来的密码电报，冒着随时被日军拦截的险，骑脚踏车到处送情报，《溥言杂忆》（2004）里有记载。1970年我离开台湾不久，糜先生因在泰国和大陆去的官员同拍了一张团体照，被指“通敌”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十五个月。裴教授除讲课外，要照顾家里的老母和幼女，还要每天换数趟公交去探监，带菜饭让糜先生和同狱室的人共享。

暑假来了，我在耶稣会办的耕辛文教院找到一份工作，替一位研究语言的奥地利神父打字；走廊对面是张志宏（George Donoghue）神父的办公室，他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眼睛差不多全瞎，办个辅助原住民的山地工作团，并定期举行文学研讨会，鼓励台大和师大的学生写作；我没参加这些团体，闲来却常去和他聊天，他是我平生遇到第一个专心聆听我发挥言论倾诉心声的“大人”。

该年秋师大举办英语演讲比赛，张神父鼓励我参加，中文系的我居然得第三。不久有个美国报人到台北讲演，星期六临时找不到翻译，我们系里教哲学的张起钧教授想起我，便到女生宿舍把我叫醒，我还没来得及紧张，到场就开始中译英、英译中，那年头台湾英语流利的人不多，张教授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收了我做干女儿。张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以胡适的传人自许，除教书外，办一份叫《自由报》的刊物；张太太是位中学教师，很会做菜，日式庭院里经常有饭局请学界政界要人，叨陪末座的我自此以知识分子自居。

第二年春，以美商为主的台湾狮子会办了个英文论文比赛，题目是“世界和平”，奖金不小，张志宏神父又鼓励我参加。我忘了有什么真知灼见，无非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却得了头奖。当会长的台北美国学校校长开车送我回宿舍，问我未来有何规划，我说我英文既然不错，可能做个英文秘书吧。我以为女人足以自立的职业就限于此了。他哈哈大笑说：“你目标未免瞄得太低了。有没有考虑到美国念书呢？”我说：“我父母没能力供我到美国念书的。”他说：“你应该可以申请到奖学金的。可先来美国学校教中文存点钱，我们待遇很不错。”他说给我听，我吃了一惊，台湾大学一般教授薪水都没那么高。

台北美国学校校园相当大，修剪齐整的草坪中，漆了鲜艳颜色的平房教室错落有致，像个儿童乐园。教三年级小孩学中文有什么难呢？可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我，一上课便手忙脚乱。亚洲孩子上课再调皮也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我的学生却满教室跑，每堂课都须想尽办法让他们静下来，碰上有一两个刻意捣蛋的就更糟了。我后来才知道同事对我这“空降”来的年轻女子有诸般的猜疑：那些以京片子为傲教中国话的中年太太，怀疑这菲律宾广东华侨混进来，莫非和校长有什么暧昧关系？两位友善的年轻美国教师约我吃馆子，告诉我美国同事间盛传我是蒋介石派去监视他们的间谍。我在美国学校只待了一年，因越战对美方不利，美军逐渐自亚洲撤退，学校裁人，我第一个便被裁了。可是我已决意到美国，一来我美国入学考成绩果然不错；二来我堂哥带了新婚妻子移民到美国途经台湾，很支持我。

次年我在联合国“驻台办事处”当秘书。我原先对“当秘书”的理解，来自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那些秘书参与各种机要会议，替冬烘上司起草文书，有相当实权，却可过吊儿郎当的轻松生活——我并没注意到这类小说里的秘书都是男性！原来二十世纪在洋机关的秘书，等于是老板的办公室太太兼仆人，替他维持形象，挡驾不愿见的人，照顾他的文档，除打字速记外还泡茶倒咖啡。联合国办事处处长是大使级别的人物，来往文件有外交豁免特权，我在那里工作最大的收益，就是见惯富丽堂皇的文辞和唬人的头衔，免疫了。

（本文载7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去台北做侨生》，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