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韩愈志》

钱基博先生对韩愈的人生与文学颇具卓见，故先辑录《韩愈文读》，后写作《韩愈志》。《韩愈文读》为文选之体，是学习文章之所用。而《韩愈志》则知人论世，详述韩愈生平与文学成就，是文学史个案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重要的学术范式，足以窥视子泉老的深厚学养。《韩愈志》写成于1929年，初版于1935年，实际上早在子泉老18岁前后就已经有心作有关韩愈的研究。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苏轼誉其“文起八代之衰”。虽然在唐宋以来的评价里，韩愈也受到过一些“微言讽刺”，但是评价的主流仍然是在不断建构韩愈在道德、儒学、文章等正面的形象。时至20世纪初，新思想不断涌现，特别是伴随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文学革命”，将传统文人的文章模范逐个打碎，造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批判对象，如众所周知周作人对韩愈文章的轻蔑。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正值国家动乱，一方面各个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另一方面新思想、旧思想杂糅并存，互争胜负。当时，有关韩愈的研究或评述也呈现出不同思想的碰撞。1932年陈登原在金陵大学《金陵学报》第2卷上发表了《韩愈评》，文章首先奠定“文人无行、文人无用”的论调，进而批评韩愈“无非一文人”。陈登原认为韩愈藩镇与阉祸之际，不能为削藩镇、治宦官进一策、谋一计，却只盯着佛道这些不相干的宗教问题大作文章，而且就算为了儒学道统而辟佛，韩愈在岭南与大颠和尚的交谊，也说明了韩愈反佛辟佛而不能远佛。此外，其《平淮西碑》曲意裴度而无视战斗功臣李愬，理所当然应该抹去，进而指出韩愈逢迎权贵等不端矫作之行。陈登原的长文比较具有代表性，用学术的方式推翻了宋代苏轼以来对韩愈文学与人品的推崇。这可能与彼时盛行的反传统思潮有关，同时也有历史上的渊源。陈氏持论大多从颜元、李塨以及王安石中来，这些学者虽在不同方面有着显著的建树，但一直以来未曾占据古代学术的要津。紧承此观点的汪浚以馥泉为笔名在《社会评论》1935年第1卷上发表了随笔《韩愈的丑相》，进一步刻画了韩愈“文人无行”的形象。1934年《文学》第2卷刊载了李嘉言的《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认为韩愈的复古运动和辟佛主张紧密相连，不仅是文章上的复古更是学术和思想上的复古，并且指出六朝之文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正因此层关系韩愈要辟佛复古的话势必要革除六朝文学之习气。这种研究则是单纯围绕文学史问题的讨论。除了学院派的学术界对韩愈有多方面的讨论外，彼时的宗教界也时常拈出韩愈辟佛之事进行讨论。如明心作《韩愈谏迎佛骨论》和《韩愈谤佛论》，发表于《北平佛教会月刊》1935年第1卷，从佛教界的角度来批评韩愈在唐代辟佛行为的不正当性。

从20世纪三十年代的韩愈研究成果粗略来看，古代文章家、道学家所建构的韩愈崇拜至此已经崩塌，韩愈重新回归为可褒可贬的历史人物。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很多时候在于评价者手中的棱镜折射出了哪一道光线。反传统者，特别是对道学与儒学忿忿不平的“新青年”，用手中的棱镜折射出韩愈阴暗的一面，当然他们所折射出的不仅是韩愈的阴暗面，还有历史上很多被奉为圣贤之人的阴暗面。佛教徒用佛教的经典和义理作为棱镜，去折射韩愈在辟佛时的错误。而文学史研究者则用自己的棱镜去折射文学发展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众说纷纭的情境下，子泉老的《韩愈志》经过复勘增订正式出版。这部小册子虽然很薄，却是长期积累的丰硕成果。子泉老以史家的标准要求自己，博征史料、考核详实，不虚美、不隐恶，不仅厘清韩愈生平，也将韩愈置入古文运动历史中去考察，将个案研究嵌入文学史研究当中，所谓“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

通常来说，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其生平状况往往是首要的。但是，从《韩愈志》的章节安排来看，子泉老并没有开门见山地来叙述韩愈生平，而是将“古文渊源”放在第一章，其次才依次是“韩愈行实录”、“韩愈佚事状”、“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韩文籀讨集”。这样的章节安排逻辑，正体现了子泉老在文学发展史中看待韩愈的思路。

子泉老在“古文渊源”一章中，论述了古文风气的出现。首先，他承认韩愈在古文运动上的重要意义。其云：“古文者，自韩愈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子泉老认为所谓“古文”确实是由韩愈所提倡而光大，这就意味着韩愈在中唐以降的古文运动中领袖地位。但是，子泉老同时认为古文运动的渊源则要早于韩愈。对于六朝文章，子泉老总结了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在六朝文学史中不断发挥着影响，直接造成了“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曼藻，思极闺闱之内”的风气，特别是江左朝野相习，产生了所谓的“宫体”。面对“宫体”文学的卑弱风气，在当时已经有人想要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呼吁来扭转文风。子泉老举出裴子野、刘勰、徐陵、庾信等南朝文学家为例，说明在江左文坛内部已经开始意识到文风骈俪空洞的问题。同时，在淳朴尚质的北朝苏绰“倡言古文”，引领了北朝文坛的风气，而且“古文之称自此始”。另外，由南朝入仕北朝的王襃、庾信等也展现出于江左文坛不同的风格。可见这些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文士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反对骈俪浮靡的文风了，不过江左余风还是延宕到了唐朝。

依子泉老之言，唐兴百年骈俪犹存，“于是萧颖士、李华始奋起崇尚古文”。除了萧颖士、李华二人之外，子泉老在叙述“古文渊源”时，还提到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的作用。这些人看似与韩愈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放在文学发展史中考察，则可以看出“导韩愈之前茅，而开古文之筚路者，必萧颖士、李华诸人为权舆也”。对这些看似与韩愈无关的诸人进行研讨，反而有助于在文学史脉络中找准韩愈的位置。正如子泉老所作的比喻：“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

在《韩愈志》的第二章中，子泉老考述了韩愈的生平学行。其所参稽的文献有吕大防的《文公集年谱》、程俱《韩文公历官记》、洪兴祖《韩子年谱》、樊汝霖《韩集谱注》《韩文公志》等等，以及对这些文献的补正、考订之作。总体上看，这些参考资料皆是有所考核，翔实可信的，基本能够支撑起对韩愈生平的正确认识。但是子泉老也指出：“诸家之于韩愈，如孔颖达之疏五经，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违，曲相弥缝，《春秋》为贤者讳之义也。”由于传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学者对韩愈的评价多有弥缝曲护。而子泉老所要叙述韩愈生平，则不是为了塑造一位引领学术的圣贤大家，而是将韩愈当作活生生的一个人来看待，正视其优点和缺陷，所谓“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正如龙珍华所言：“既不没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等对韩文的先驱之功，也不掩‘韩愈之前有元结，犹陈涉之开汉高’的史实；既不忌梁肃‘振六朝之颓波，拔韩愈于未显’，但盛名湮没的不平， 也不讳‘服食养生’（《行实录》）、‘丰肥喜睡’（《佚事状》）、‘轻薄多诋’（《佚事状》）、‘忘情红裙’（《佚事状》）等逸闻；既不避‘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的赞赏、谏佛之忠与平乱之功的记录，也不吝‘文起八代之衰，而诗亦参李、杜之长，融裁以别开一派’之肯定。”

除了韩愈生平可以考实的事迹之外，子泉老还辑录了很多关于韩愈的传说佚闻。如从朱国桢《涌幢小品》中辑出韩愈随征淮西献“间道之计”，从蒋超伯《南漘楛语》中辑出韩愈在潮州作文驱鳄鱼之后复有刺史“以毒法杀之，鳄害乃绝”，从柳宗元《龙城录》中辑出韩愈、柳宗元等三人夜坐谈鬼神之事，等等。子泉老总共搜集二十件类似的逸闻，以为“不尽实录，亦复可喜，庶以侈耳食，备异闻云尔”。此外，对于韩愈旧闻中涉及到鬼神仙道之说，子泉老亦不甚排斥，“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为什么要将这些涉及灵异之事保留呢？盖因其以为：“在我尽斥迷信，古人自徵其实有，倘必执我之所不悦，而武断古人之所遇，摒绝之而不书，宁所以昭实录！所以《左氏春秋》，不废神鬼，亦以典籍攸征，未可以意废削。”可见，子泉老所秉承的史家精神，不以自己的立场而轻易排斥古人，正所谓“庶几史家传疑之旨”。

在韩愈生平之外，子泉老还依次安排了“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两章节，从同辈友人和晚辈后学两个角度来深化对韩愈的认识。韩友四子，分别是李观、欧阳詹、柳宗元、樊宗师。所谓嘤其鸣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这四个人的行事文章，可以看出韩愈的为人，亦可看出其文章所受同辈文风的影响，以及韩愈对同时代文士的影响。正如子泉老所言：“文衰八代，韩愈继之！同声有应，莫如四子。”韩愈学生众多，而子泉老所考述者有：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义、李贺等，大多各有文名，颇具典型。这些人不尽是韩愈授业之徒，也有从韩愈交游的晚辈，也有书信往还的后学。此一来可以看出韩愈奖掖后学之功，一来可以看出韩愈在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韩愈志》的最后一部分是“韩文籀讨集”，乃子泉老“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既三十年于兹……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复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董理为篇”。此正是子泉老对韩愈及其周边文人的文章品评的辑录。从《韩愈志》的章节安排上看，子泉老在古文发展史的大框架下来理解韩愈，并讨论韩愈的生平文章。这正表明了子泉老在古文复兴发展史中来理解韩愈的初衷，也表明了虽称“志人”实为“志史”的治学心迹。

什么是“内部系统”？简单来说，即以紧扣文学创作为讨论的落脚点。路海洋已指出：“钱氏韩文研究的落脚点可以分成两大系统：外部系统与内部系统。外部系统是指韩愈文学创作以外的因素，即《韩愈志》中所考查的韩愈自身经历、社会遭际、友朋切磋、弟子承衍诸端；内部系统则是扣紧文学创作，其大体可以分为七个层次：古代各体文学、古文、韩愈古文、各体韩文、各篇韩文、韩文章节、韩文词句。”显然，我们之前对子泉老《韩愈志》篇章结构的探讨，集中理解了“外部系统”，也就是“志史”的层面。在《韩愈志》第六部分“韩文籀讨集”中，子泉老将自己对韩愈文章的品评辑录，则可视为扣紧文学创作的讨论，是从“内部系统”着手的。

对于韩愈文章的品读，子泉老相当自信，其言：

此言绝非“文人相轻”的自夸之言。林纾虽为晚近桐城文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乃文人而非学者。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口耳之间，至今仍流传着子泉老每日读书背书的轶事。正是由于子泉老生平手不释卷，故而有着“集部海内罕对”的自信。

韩愈不仅文章出众，而且是儒学上的重要人物。子泉老对其儒学地位也给予了肯定：“要之游文六艺，留意仁义，盖儒家之支与流裔。”这种肯定实际上奠定了评价韩愈文章风格、气韵以及思想的基础。正是因为韩愈之文有着传统儒家的风格，所以才能够文质相匹。这在“八代之衰”的文坛风气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子泉老十分赞同刘熙载《艺概》中对韩文的评价，将韩文视为针对文风的“补虚消肿良剂”。

同时，子泉老也认同《旧唐书·韩愈传》中“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的评价，并申述其意：

这段论述不仅疏明了《旧唐书·韩愈传》的评价，而且将韩愈古文的风格、底蕴直接两汉文章。然而，直接两汉的不过是气韵行文等方面，而其“原道析理、轩昂洞豁，汲孟子七篇之流”，“托物取譬、抑扬讽喻，为诗教比兴之道”，则又更古朴一层，且承接儒家之传统。在这一点上，子泉老以为韩愈甚至要超过了扬雄：“韩愈《五原》、《对禹问》之作，洞爽轩闢，笔力横恣，定得力于孟轲，而与扬雄之僻涩以为古者异趣。”

虽然，在古朴的层面韩愈直接《孟子》、《诗经》等儒家传统，但在“奇字瑰句”方面韩愈又得益于扬雄：“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窥周秦诸子之闳肆。缀以杨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雅趣。”子泉老评价韩愈之文不仅气韵、格调等方面能接续古风，同时字词奇雅也颇得妙趣。如此，既有“逸气浩致”，又有“奇字瑰句”，二者皆备当为上品。子泉老还指出，若只有字词的奇雅而无气韵，则如扬雄“有奇字瑰句而欠逸气浩致”，如章太炎“仅有奇字瑰句而不能运，句读死著纸上”。

韩愈为唐宋八家之首，若将其文与另七家之文相比，则可得见韩文之长。子泉老云：

就造辞论：韩、柳疏而能密，而欧、苏、曾、王则下笔骏快，能疏而不能密矣！就结篇论：韩、柳密而能疏，而欧、苏、曾、王则匠心布置，能密而不能疏矣！特是柳之出笔峭，而韩之来势雄，所以面目各异。

这是从“造辞”、“结篇”两方面来区别诸家之异趣，北宋诸家仅得唐二家之一端。而韩愈之后学，效韩愈之文也多各得其一个方面：“韩愈之文，李翱得其笔，皇甫湜得其辞，皆于气上欠工夫，欧阳修得其韵，苏氏父子得其气，又于辞上欠工夫，韩愈所以为不可及。”可见在子泉老心中，韩愈之文包罗万象、蔚为大观，后学者不可得而全。倘若学者真能得韩愈一体，也能够有所成就：“韩愈文有两种笔力：《原道》笔能奔放，如风发云涌，笔力之能雄肆者也；《对禹问》语有断制，如刀斩斧截，笔力之能崭峭者也。王安石崭峭而不雄肆，苏东坡奔放而欠崭峭，各得韩愈之一体。”苏、王二人，仅各得韩愈一体，便足以立定唐宋八家之地位。尤其是王安石笔力“崭峭”如老吏断狱，但是如子泉老所言韩愈“留意仁义”，其笔力崭峭却不刻骨。子泉老比较韩愈与王安石云：“韩愈雄峭而能浑化，远胜安石之巉刻见骨。”

在对韩愈文章的品评上，子泉老向上将韩愈与扬雄、司马迁等汉代文章家作对比，向下则与唐宋八家相对比，在对比中讨论韩愈文章的特点和风格。此外，子泉老认为要想了解韩文流变，则还要品读韩门弟子之文：“韩门弟子，文章有名者，莫如李翱与皇甫湜，而孙樵则衍湜之一体。不并论三家，不足以穷韩文之流变。”可以看出，子泉老讨论韩愈之文，并非独抱《昌黎集》一部书，而是上下采摭，遍览群书，然后才能在比较中正确评价韩愈之文。此即子泉老与林纾相比之言“贯串群书以读一书”的具体体现，也体现了子泉老博学能约的学者风范。这是很多文人品评文章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子泉老深谙传统学术，特别是集部之学。而在集部之学中，关于韩愈的研究更是其研究的“一贯之道”。子泉老研究韩愈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韩愈文读》、《韩愈志》，其中《韩愈志》又是对韩愈整体、全面的研究。在《韩愈志》中，用传统学术的方法对韩愈展开讨论，同时又避免了写成单纯的人物传记。“志”是传统史学的体例之一，子泉老用人物志的方式不仅讲明了韩愈这个人，而且宏观地观照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史，以人述史、以史论人。在对韩愈文学的品评上，子泉老也注重前后历史的观照，在比较中去分析韩愈作品的特点和风格，进而能够提出新的看法。这些都为后来文学史或文学家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范式，此外，《韩愈志》的附录里辑录了一百余则有助于韩愈研究的文献条目，为韩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