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宋怡明：唐人街是排华的结果，并非华人移民热衷聚居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作者张梅，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本文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原标题为《宋怡明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宋怡明教授(Michael A. Szonyi)是美国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教授1990年荣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东方学博士学位，1994年博士毕业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历史系任教，后转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任教，2005年起执教于哈佛大学。早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期间，宋怡明教授就曾经关注海外华人问题。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他不仅撰写多篇研究论文, 而且还开设了《海外华人》研究课程，推动了美国学术界对于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兴趣。宋怡明教授是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交流期间的合作导师，借访学之机, 笔者请宋教授谈谈对于海外华人研究的看法。

张梅：尊敬的宋怡明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在中国学术界，很多人知道您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他们对您还关注华侨华人问题却并不了解，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开始对华侨华人问题感兴趣的？

宋怡明：我研究华侨史，是基于两点原因：一是因为我在从事华南研究的时候发现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社会与中国的东南社会有一定的联系。我开始是做华南研究，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做了20多年的田野调查，所到之处皆是侨乡，这使我不得不关注华侨因素，所以我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兴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调研的地方有两个距离不到一公里的村子，一个村子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海外，另一个则不是，那个有海外关系的村子，无论是经济状况、文化发展都好于另一个村子。所以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华侨的重要性在两个村子的对比中是可以轻而易举揭示的，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讨论的。二是因为我自小在国际城市多伦多长大，多伦多是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多元文化城市，华侨很多，有部分是偷渡过来的。但是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事实上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由侨乡调研引起的。我认为华侨史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尽管它并不是我的研究重点。

张梅：近年来中国的海外华人研究越来越热,，学者辈出，您怎么评价当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状况?

宋怡明：说到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状况，我知道的比较有限。让我感觉受益最多的，我认为主要是来自孔飞力先生的研究。孔飞力先生不仅是我的同事，同时还是我的老师，他在华侨华人研究问题上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现在他刚刚过世，谈到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心里很悲伤。孔飞力认为，海外华侨历史以来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拥有很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将这些资源带到海外，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逐渐协调和适应，他提出了“历史资本”的概念，这是孔飞力的很重要的观点。我认为，在研究海外华人移民问题的时候, 必须把中国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与海外华人研究结合起来分析, 以寻找二者的共同点和规律。

张梅：据我所知，您在哈佛大学开设有《海外华人》研究课程，请问您是如何界定您的研究对象的？

宋怡明：之所以开设《海外华人》研究课程，是因为哈佛的学生需要了解中国历史，也需要了解华侨史，我认为我有义务、有责任将这门课介绍给我的学生。说到如何界定研究对象，我用了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概念，就是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因为我认为，无论是从国民身份（Overseas Chinese的定义）还是从血缘（Ethnic Chinese的定义）上都不能概括所有的华人。而我用的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概念就是指的从任何意义上在海外能够成为chinese的人，这样，实际上是尊重海外华人自己定位自己认同的自由。因为如果用Ethnic Chinese，那就表明是血缘最重要，如果是用Overseas Chinese，那就是表明认为国民身份最重要，而在我看来，无论华侨华人对自己的身份有怎样的理解，但是，只要你在海外，我都可以称你为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

张梅：您如何看待长达数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现象？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华侨华人是国际移民的一部分，能否请您简述一下华侨华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移民的异同以及他们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宋怡明：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事实上早于国家概念的产生。在我看来，明清时代中国人流动到海外，不能说是一种移民，因为移民这一概念是源起于国家的概念，而早期中国人的向海外流动是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就有的。

说到华侨华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移民的异同，在我看来，中国人向海外的流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的向外流动是一样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事实上，海外早期华侨史研究存在着误解，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20世纪华侨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华侨的流动是一种循环流动，而白种人、欧洲人移民是一种单行道流动，可是如果我们详细审视历史文献，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欧洲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单行道移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循环移民，这与华侨是一样的。此外，很多华侨华人研究学者认为中国移民的特点是连锁移民，实际上意大利到美国的移民、印度到东南亚的移民，这两个国家的移民也是连锁移民。第二，20世纪华侨史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移民不一样，中国人不懂融合，喜欢聚族而居，住在唐人街，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所以从这个假设出发，学者就尽力去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实际上我们现在很清楚，华人这样做主要不是他们自身的选择，而是住在国排华的结果，这是他们对住在国排华适应的结果，就像美国的唐人街。

我举这两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我觉得我们必须把华侨史放在世界历史人口流动的大框架下才能阐释，我基本的宗旨是要把中国移民在海外的流动放在整个世界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揭示。事实上，中国不仅有海外移民，近几十年还产生了海外华人的再移民潮流，特别有意思的是东南亚华侨的再移民问题，这个只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去探讨才能理解。19世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很有歧视性的排华政策挡住了中国人往这些国家移民的脚步。而当时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是欧洲的殖民地，殖民主义统治者最初觉得海外华侨移民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吸纳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可是后来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开始排华，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放宽了移民政策，于是这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开始了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再移民。东南亚的排华政策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排华政策之后（晚五六十年的样子）出台，就因为那些明显的排华政策，所以才有再移民的现象。因此，如果想了解全球华人流动的演变，你只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才能清楚透彻。

张梅：唐人街（China town）是海外华侨华人的聚居区，也是人们在海外看到的有关华侨华人的最有意思的象征,在北美、欧洲以及世界的许多地方, 都可以见到唐人街。请问，您怎么评价唐人街?

宋怡明：为什么美国乃至世界有唐人街，我觉得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唐人街的存在不是中国人本身的喜好所引起的，而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排华所引起的，这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反应，而是消极的应对。我有一个同事周成荫（Eileen Chow）教授 ，现在杜克大学任教，她在哈佛开设了一门《唐人街》的课程，非常有意思！我对唐人街的理解主要是来自于她的讲解和指导。从波士顿早期的唐人街历史来看，华侨为了避免美国的排华而聚集居住。当然现在很不一样了，唐人街已经变成了旅游点，也是服务、商业和贸易中心，现在波士顿地区的大部分华人已经不住在唐人街了，这跟以往很不一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大部分的华侨都住在唐人街，现在它成为商贸、服务、消费中心，为美国的城市居民提供了很多方便。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唐人街是历史不变的现象。

第二个我想强调的是，唐人街现在也是中国老移民和新移民的接触点，这是唐人街的另一个新功能。改革开放后由中国移民美国的大量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亲属移民等的到来使得美国的华侨华人人数大规模增加，改革开放后过来的这部分新移民与广东、福建的老移民有很多不同，可是新移民和老移民因了唐人街的中介现在接触甚多。

张梅：杜维明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提出“文化中国”概念，并把海外华人纳入这一范畴，请问，您如何评价海外华人与“文化中国”的关系?

宋怡明：实际上这涉及我上面所说的认同问题，这就要求海外华人要有选择权利，他希望自己属于文化中国，还是属于另外的文化网络，这完全应该由他们来自主决定。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David Wang)就继承了杜维明先生的提法，认为我们要谈中文文学，因为中文文学不仅将中国大陆的文学包涵在内，而且将东南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文学也包括在内，在这方面我很赞成。

张梅：您能否预测一下华侨华人研究的未来走向？

宋怡明：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所以我认为华侨史的研究非常重要，未来这一研究仍需继续拓展。特别是将中国的华侨华人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大框架下加以研究。除此之外，侨乡研究也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在福建沿海地区调研发现那边有很多很重要的史料，可是那一带现在已经完全城市化了，像我之前在那做田野调查看到的那些史料，再过二三十年，恐怕看不到了。此外，华侨华人的国别研究也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世界上的中国”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希望对美国的华侨华人也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