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动能｜破“刚需”的关键是破“刚供”

时下，一个颇为流行的词语就是“刚需”。字面上的含义很显然，一些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但是又比较“短缺”的东西，人们常常用“刚需”这个词来形容。也就是说，“刚需”形容了这样的常见情形，很多东西，即使价格涨了很多，你也不得不买，不能够大幅度地降低其购买数量。

如果转换为学术语言，“刚需”是用来形容人们对某一类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情形。本质上，“需求价格弹性”想要捕捉的是人们在价格上升的时候退出市场的能力。而人们退出市场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物品对于人类生存生活的“天然必需特性”，例如，你可以不买一条项链，但你不可能不吃饭。

现实中，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越是人们生存、生活离不开的物品，往往越是缺乏弹性，也就越有可能构成“刚需”物品或服务。因而，人们通常拿来列举的“刚需”例子，都是围绕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展开的，例如，孩子要上学，生病要看病，生活要有住处，从而，就算是教育、医疗、住房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得厉害，也没法大幅度减少这方面的消费。换言之，价格上涨的“老虎”来了，消费者就算想跑，也跑不了、跑不远，所以，就只能任意宰割了。

然而，人们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往往会陷入到一种逻辑谬误之中，认为只要是“涉及到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东西”，就会天然地构成“刚需”。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一种涉及到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东西的需求价格弹性低，是对的。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涉及到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东西就必然是“刚需品”。忽略掉经济学分析过程中的前提条件，有可能得出完全错误的推理和政策含义。

让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始吧，人之生存，最基本的是衣食住行，衣和食之所以排在住和行的前面，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生存的优先序中更为靠前。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了前述的“刚需”定义，就不难会有一个疑问，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讲，吃饱穿暖更为重要，但这些理论上更“缺乏弹性”的“刚需”商品和服务，为什么在现实中却没有构成“刚需”？ 而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排位次于衣食的商品和服务，却在现实当中变得很缺乏弹性呢？进一步地，为什么同样是对于人们很重要的一些物品，在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就并没有成为所谓的“刚需”，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就会变成了“刚需”呢？为什么同样是对人很重要的粮食，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很“刚”，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就没有那么“刚”了呢？

显然，如果只是从“需求价格弹性”的角度，无法帮助我们解释这个现象。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相应分析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另一个维度——“供给价格弹性”。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时，人们经常会假设给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人们的需求价格弹性，但这可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

答案在于，商品和服务是否构成“刚需”，事实上不仅仅取决于物品在人类生存生活排序上的优先序，而且更取决于商品和服务供应的充分性，而充分性背后又取决于商品供应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背后又往往和市场进入壁垒管制有关。也就是说，一种物品是不是构成“刚需”，不仅仅取决于“需求价格弹性”，而且取决于“供给价格弹性”。更进一步，两个“价格弹性”背后隐藏的都是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背后隐藏的是市场进入壁垒。

让我们回归到“弹性”的本来含义吧。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是，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比，市场上的需求会下降多少个百分比，其本质上度量的是消费者的退出能力。供给价格弹性的概念是，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供给会上升多少个百分比，其本质上度量的是生产者的竞争程度。现实中，“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价格”内生于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市场结构。

一般而言，市场上供应者越多，供给竞争越激烈，价格越低的同时，消费者的选择权也越大，选择权越大，就意味着消费者越有能力通过“退出市场威胁生产者”，从而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大。因而，在分析“刚需”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忽略进入壁垒和市场结构。也就是说，“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同时取决于市场中的进入壁垒和市场结构。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的答案就会非常简单，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刚需”，很多都不仅是由“需求价格弹性”小所导致的，更是由“供给价格弹性”太小所引起的。而二者背后的共同决定因素是“市场结构”和市场进入壁垒。

理论上，在一个没有进入行政壁垒的市场经济之中，当价格上升的时候，盈利性必然会诱发大量的生产者进入市场，供给弹性较大，供给大幅增加，从而在推动价格大幅下降的同时，消费者的选择权变大，需求价格弹性也变大。但是，如果存在市场进入壁垒的情形，那么，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是，垄断势力下生产者的产品供应小于没有壁垒时的市场供给，供给价格弹性更小，价格也更高。此时，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分表面上看起来是“刚需”的产品和服务，更多的其实是由“刚供”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刚需”的根源，其实是“刚供”。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之所以在绝大部分领域都处于“刚需”和“短缺”的状态，是因为在绝大部分领域，都存在着进入壁垒，不允许从事相关的供应，此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短缺的，都很“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很多物品和服务之所以不再构成“刚需”物品和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些领域，充分地放开了市场竞争，保持了商品和服务的充分供应，做到了物美价廉，所以哪怕是最基本的人类生存需要的衣食，人们也并没有把它认为是一种“刚需”产品。

而在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和服务方面，我们之所以迄今依然把它们当作“刚需”，是因为我们保持了供应的稀缺性，从而人们没得选择，需求也就看起来“很刚”。尤其是，在一些政策限制下，当所有人预期到住房供给跟不上住房需求的情况下，严重短缺会使得人们会自动预期其具有价格上升的空间，从而使得住房在一致信念下具备了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人为地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出来，进一步加剧了其稀缺性。此时，最好的办法是放开进入壁垒，通过更多的供给来增加“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但是，当进入壁垒无法放开甚至进一步加强进入壁垒时，这类产品和服务也就变得越来越“刚”了。

也就是说，当人们谈及“刚需”时，往往意味着此类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供应者不够多，甚至供应是垄断的，消费者没得选择，通过退出市场威胁的能力较弱，所以才会缺乏弹性。否则，即使是人类生存之必需品，也并不一定是“刚需”，只要市场供给充分，也完全可以是富有供给弹性的，从而在消费者有选择权的情形下，并不构成现实中人们观察的“刚需”现象。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之中，人们可以去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供给和需求，当有更多的需求出现的时候，价格机制也一定会使得更多的供应跟上，从而使得刚需不再“刚”。而现实之中，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刚需”，其实是因为供应跟不上所引起的。市场供应跟不上，从短期来看，可能是由一些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引起，但是，这些都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商业利益会驱动企业家克服此类障碍。

从历史经验考察，一种物品如果长期短缺，背后往往和政府对行业进入壁垒的管制和垄断势力有关，因为，只有在垄断的情形下，才能为部分供应者创造足够多的“超额利润”和“垄断租金”。纵观人类历史，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哪里有对于市场供应的不合理管控、对于市场进入的不合理限制，哪里就有更多的“刚需”。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年中央反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改革主线了。因为，从人民生活的需要来讲，每一类物品都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过程中的潜在需求品，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刚需”没有解决，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并不是人们不需要，恰恰是因为在供给侧结构方面，我们存在着太多的不合理的管制和进入壁垒，从而会有更多的“刚供”出来，使得需求无法被满足。

因而，在高质量发展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逐步放松对于部分领域的行政壁垒，使得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能够起到信号调节作用，真正推动“不平衡、不充分”时代矛盾的解决。

（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中国经济新动能”系列之七，作者刘瑞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