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们该如何看待生育

近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美国的出生人数下降了4%，创历史新低。美国总统拜登希望通过一系列政策扭转这一趋势，例如拨出2000亿美元用于支付儿童学前教育费用，并承诺将中低收入家庭的托儿费用限制在家庭收入的7%。加拿大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加拿大的新生儿数量降至近15年来的最低点。

“封闭期间，酒吧和俱乐部的关闭让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社交方式；而离婚律师从未像现在这样忙碌，因为很多夫妻无法忍受长时间被关在一起”。那么，疫情对生育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之下，我们该如何看待生育？

灾难过后就是婴儿潮？

过往的研究发现，大规模传染病流行对人口的影响表现出一个共同的模式，即生育率在急剧下降之后很快会恢复甚至超过正常水平，这与自然灾害的影响非常相似。以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为例，当时全世界约有5亿人感染，2500万-4000万人死亡。1919年欧洲的生育率急剧下降，而1920年则出现了婴儿潮。学者对SARS后的我国香港地区、寨卡病毒暴发后的巴西以及埃博拉疫情之后的西非地区的研究，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即在传染病流行8-12个月后生育率明显下降，随后则出现明显上升，并持续到约20个月之后。

不过，美国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经历了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而婴儿潮则没有如期而至。至今，美国2007年的生育率依然是本世纪前 20 年的最高记录。因此有专家认为，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对生育率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即使在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之后也是如此。

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年9月下旬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出生人数可能正在止跌回升。不过新罕布什尔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教授肯尼斯·约翰逊（Kenneth Johnson）表示，现在说生育率是否最终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还为时过早，“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如此特殊的情况”。在出生人数长期持续下降之后，疫情加剧了其影响。“不是由于疫情一次性减少了30万的新生儿，而是每年都可能减少数十万的新生儿，这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无法下定论？今年9月Arnstein Aassve等学者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发现，与过往的灾难相比，当前影响生育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更为复杂。如果必须要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的话，可能就是“因国而异”。学者对22个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尽管有18个国家在疫情之后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但排除季节性因素和生育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之后，只有7个国家的生育率显著下降，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降幅最为明显，而德国、挪威、丹麦、芬兰和瑞典等国家的生育率则几乎不受影响。

生育问题的复杂性

近期的新闻报道也体现出生育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国家之间明显的异质性。

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由于美国近几年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新冠疫情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到底是多少，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统计学家安妮·德里斯科尔 (Anne Driscoll)说：“很难区分大流行后可能出现的下降趋势……生育率比前几个季度确实有所下降，但从 2018 年到 2019 年也有所下降。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

有意思的是，疫情之后，15-24岁以及35岁以上的美国女性的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而25-35岁的女性——也就是通常被认为处于最适合生育年龄的女性，她们的生育率降幅较小。换言之，原本就打算生孩子的人还是继续生孩子。

德国的数据则与美国恰恰相反。今年3月德国的生育率达到了20多年来该月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使数百万人在大流行期间保住了工作；完善的健康保险体系使人们不再担心婴儿的命运。

疫情对生育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失业率的上升、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隔离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对感染新冠的恐惧、医护人员的不足以及辅助生育手段难以获得，等等。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和飙升的房价，使得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财务安全，变得越来越难以保障。各国大城市的夫妻都必须在生育与维持生活水平之间艰难抉择，而新冠疫情则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过，疫情对生育带来的正面影响也并非完全没有，例如避孕药具的短缺和意外怀孕的增加。

由于生育和抚养的职能更多由女性来完成，生儿育女对女性的长远影响也更大，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疫情影响的性别差异。哈佛大学医学院的Felicia Knaul教授指出，与男性相比，疫情对女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当经济形势恶化时女性更容易失业。去年2月-4月，美国成年女性的失业率从3.1%上升到15%，而成年男性的失业率仅从3.6%上升到13%。加拿大的数据也显示，2020年3月，女性失业率在整体失业率中的占比达到了62.5%；到了11月份，这一数据仍然达到59.6%。

“母职惩罚”与母职体验

生育对于母亲经济方面的影响，被国外学者称为“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身为母亲，收入随着生育而减少，这种影响会一直延续终身，因为缴纳的社保更少意味着得到的退休金也更少。对中国女性的研究也发现，每多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降低13%左右。显然，对女性而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量少生或者不生。然而，更少的新生儿也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这可能导致全社会受到损失。

不过，与显而易见的经济影响相比，作为一位母亲的主观体验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做母亲”与“做个人”之间的冲突，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产生了。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卢淑樱的著作《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探究了在牛奶如何被中国人接受这一话题之下，国家和社会对母亲角色的定位与作为母亲的体验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清末民初亡国灭种的阴影之下，一些人通过“兴女学”强化妇女的贤妻良母角色，试图把她们限于家庭私域，为“强国强种”做出贡献，因而母乳喂养被视为“政治正确”。然而，女性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是抗拒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民国后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成为“现代女性”，而牛奶则成了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替代品。

不过，牛奶的使用只是在母乳和雇乳之外提供了一种选择，扩大了她们在活动空间与时间上的自由度，但并未让她们卸下母亲的责任，并未对母亲的自主性带来质的改变。孤立无援的女性，仍然要借助生育建立她在夫家的权力、地位与情感依托，而生育和抚养却又给她们带来了新的束缚。一旦成为母亲，女性的“人职”便无法脱离“母职”，无论用母乳、牛奶还是奶妈，始终是女性在承担“母职”，无非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卢淑樱在一次访谈中还提到，2017年香港特区政府试图管制奶粉广告，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此举可以提升母乳喂养率。而一些妇女组织的成员却质疑政府的做法，理由是母亲有权知悉各种育儿信息，选择母乳还是奶粉应该由她们自己决定。这次奶粉广告风波也反映出，社会对婴儿健康的强调以及对科学话语的偏爱压过了对女性意愿的尊重。

“专家、学者、官员以至社会舆论均认定，美貌、身材、疼痛对母亲而言是无关痛痒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些被指荒诞、微不足道的忧虑，往往困扰着追求独立、自主或享乐的妇女”。百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都更强调母亲的角色而忽视母亲的体验。也许大部分女性无力改变这一现实，但长此以往，她们也许会用自己的身体和实践来投票。

德国记者Kate Ferguson在一篇关于生育的文章里写道：“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五个月大的胎儿一直在敲打着我的肚皮。这或许是一个愤慨的提醒，生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虑。而当她出生时，她的出生仅仅将被记录为一个数字，一个支持或减少现有趋势的数字”。

关于母职体验，国外的研究已经发现，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医院又不允许家人陪伴临产的孕妇，加之担心失业、担心婴儿得不到足够的照护，种种因素的叠加，加重了准妈妈们的担忧与焦虑。笔者的一位朋友，由于怀孕和哺乳期间的睡眠不足，而患上了终身难以治愈的肾病，“母乳喂养3年，儿子周岁的时候我说断奶，被公公大骂了一顿之后屈服了”。至今，她的工作和生活依然饱受失眠和体虚的困扰。

回到本文的标题：疫情之下，我们该如何看待生育？已有的初步研究和这篇简短的文字显然不能给出答案。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舆论与公共政策，需要更关注“女性”如何看待生育与母职。由男性主导的母亲角色论述与母亲主体体验之间的鸿沟，需要我们共同来弥合。

（作者王翔为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