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对于国内福柯的读者来说是颇为令人欣喜的一年，我们似乎是看到了新一波的福柯热，他的作品和研究的出版远多于往年，加上著名学者汪民安执导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也在近日上映，使得福柯在去世30年多后再一次回到读者中来，在阅读与观影之中一饱眼福，重新思考和审视福柯为我们留下来的遗产，学者张一兵更是直接以《回到福柯》为题命名自己的最新研究，相比于1980年代福柯随西方思潮进入中国时的零星介绍，如今福柯在中国几乎是无处不在，他的思想渗透到各个学科，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都有大量福柯的研究者、爱好者，围绕着他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张一兵，2016）。
新一波福柯热又来
以今年为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汪民安主编的三卷本《福柯文选》（《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什么是批判》、《自我技术》），结集了福柯自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到生前的最后一期访谈，更为全面地展示了福柯的思想全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次课程——《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这也是福柯生命的最后一课。课程在1984年3月末结束，他随后在6月份辞世，从而使得这本书显得更为特殊。福柯在课程中围绕着“说真话”的主题展开了自己对主体建构问题的思考，在说真话的方式、治理术和自我实践三者之间建立了有力的衔接。福柯通过思考古希腊“直言”(parrhesia,παρρησία)的概念将说真话纳入到了一种根本的治理关系之中，即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理解福柯晚期的思想尤其是他的真理观与自我伦理学尤为重要。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演讲是福柯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并不是复述已有的著作，而更像是探索未来的著作，福柯的授课更像是在研究，他不断开拓更多问题化领域，并向将来可能的研究者发出邀请。这些课程的录音和材料档案都存放在法国当代出版文献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文库中并陆续整理出版，而中译本也在及时跟进，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六本，分别是《主体解释学》、《安全、领土与人口》、《不正常的人》、《必须保卫社会》、《生命政治的诞生》，此外1972-1973年的课程《惩罚的社会》也即将出版。在既有的这些课程演讲中，福柯所展示的诸多问题仍然是当前讨论的热点，如他在1976到1979年三年连续讨论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问题，在经由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的讨论后更是在学界绽放异彩。在1980年代之后福柯重回古希腊和罗马去分析主体与真理的关系、自我的技术等问题，这是福柯思想上的一次重要转变，也是当下讨论福柯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
除了原著的翻译和出版外，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也不断涌现，仅重庆大学出版社就有《福柯思想辞典》、《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导读福柯<性史（第一卷）：认知意志>》三本相关书籍出版。与此同时由汪民安主编的《福柯在中国》也于今年7月份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2014年11月举办的纪念福柯逝世30周年讨论会“福柯在中国”的最终成果。书中集结了国内中青年学者针对福柯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和艺术等各领域的主张和成果的相关论文，体现了国内学界此时此刻对福柯的特殊理解。围绕着福柯生命政治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重新阅读了福柯的重要作品，并出版了自己最新的研究《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为当下欧洲激进话语中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等热炒的生命政治批判寻找更为直接的学理基础。此外，还有一本涉及福柯一个颇为有趣主题的研究——“异托邦”，即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也在今年出版，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开启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它将隐喻、象征、空间、自我等多重主题弥合到一种诗意的空间想象之中，赋予我们一种崭新的、差异的思考方式。
上面提到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多的研究没有提及，但种种迹象在表明在逝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福柯并未远离我们，反而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990年代福柯的翻译出版开始成为文化界重要事件
早在1980年代福柯就已经随着西方思潮的引进进入中国，1984年6月福柯去世，3个月后《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法国哲学家福柯逝世》，之后有越来越多介绍性的文章开始出现在这一期刊上，所谈论的主题主要围绕着权力、话语、疯癫、知识考古等，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大多粗糙简略并存在诸多误解，但在当时却为思想界带来诸多震惊，现在活跃的福柯研究者都会提到初读福柯时的震惊和刺激，这几乎是每一个福柯读者初读其作品的体验。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福柯的作品开始在国内出版，当时能看到的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疯癫与文明》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性史》，学者汪民安在提到后者时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福柯的《性史》在书店里经常被摆在医学和健康的分类柜台中，在性知识匮乏的背景下，很多年轻人在猎奇心理驱动下或是指望它成为科普指南把它买回家，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内容晦涩，不知所云，没有任何性的指南，便大呼上当随后把这本书当废品处理，以至于到后来这本书经常出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图书地摊儿上，毕竟这本《性史》当时就已经印了10万册。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恰恰能够反映当时无论是思想界还是日常生活中都缺乏对性、疯癫、疾病、同性恋等异常主题的关注，而福柯在国内的走红也带上了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特征，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福柯。
1990年代福柯的翻译出版开始成为文化界重要事件，包亚明编选的《福柯访谈录》与杜小真编选的《福柯集》涵盖了福柯重要的文章，1999年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了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一时洛阳纸贵，为公众所关注，讨论福柯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讨论福柯。尤为一提的是当年活跃在北大校园内的自发性学术团体，其中“福柯小组”颇有名气，它由北大哲学系的李猛组织，从1996年开始便一起研读《福柯文选》，参与者还有李康、渠敬东、应星、赵晓力、强世功、吴飞、杨立华、张旭等等，在读书小组的阅读、翻译、讨论中，他们翻译了上百万字的《福柯文选》，其中包括福柯140多篇重要演讲和论文，并交付三联书店出版，遗憾地是本书一直未见付梓，但他们所引领的风气确实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学界的一种精神氛围和思想走向。（张旭，2014）进入2000年之后福柯的重要作品陆续在国内出版，《词与物》、《临床医学的产生》、《古典时代的疯狂史》、《性经验史》等相继出现在市面上，如果说八九十年代对于福柯还只是零星的介绍，那进入2000年的十年则是开始了对福柯系统性的研究，大量的期刊论文、硕博论文、学术专著开始以福柯为中心展开，在之后对福柯的关注有所下降，而到现在随着福柯作品的进一步引入，学者们的反思与重新审读，更多学术新生力量的加入，对福柯的关注度明显又有所上升，当然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福柯所讨论的问题仍然与当下现实保持密切的联系，仍以治理术与生命政治为例，在当下时代治理问题不单单是中国面临，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在国家内部秩序和国家力量增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但仍然是稳定和可控制的关系仍然是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而欧洲目前面临的移民问题、穆斯林的问题等进一步将生命政治的问题突显了出来，尤其是在穆斯林极端势力扩张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移民的人权问题、融合问题等等，这同时也对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而回到中国语境，我们会发现我们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的治理问题可能更为突出，城乡矛盾、农民工权力、人口流动、国家与地方、权力的问题等等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因此从1980年代福柯的引入到现在，对他关注的变化其实是回应了现实性的需求。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福柯与其他同时引进西方思想家用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承担了启蒙的人物，他们所带来的刺激与震惊打破了此前僵化而贫乏的思想体制，阅读并接受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视野去看待西方，并反观自身，而今天我们更应该将这样一种反思用于中国的现实性问题上来，这或许是福柯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也需要我们不断去重新反思、阅读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福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