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何以“最美”：打造东湖景区的拓荒者

2011年夏，暴雨使武汉东湖水位猛涨，一组雨后武汉大学学生在湖边栈桥“凌波微步”的照片蹿红网路，一时间，到武汉“看海”成了网络热词。近日，武汉大学为配合东湖风景区湖岸线景观整治将拆除湖边的工学部主教学楼（俗称“变形金刚”），这使人们再次关注起武大与其身旁紧邻的东湖。

自1928年选址珞珈山以来，这所日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就与身旁这个浩淼无垠的大湖开始了风景上的互动。不仅东湖造就了武大的“最美”，武大更是东湖从一片城郊荒泽迈向一个近代风景区的最早拓荒者之一。

民国初年东湖风景区的建设构想

位于今天武汉市三环线以内，水域面积达33平方公里的东湖，曾长期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清末民初的武昌城区主要局限于明城墙以内。东湖距武昌城最近处也有约4公里的距离。对于古城里的居民而言，东湖不过是远处一抹泛着波光的模糊的天际线，与环绕在这座城市外围的其他众多湖泊沼泽并无任何区别。

近代最早“发现”东湖的是清末民初一位客居武昌的浙江人。此人名任桐，字琴父，浙江永嘉人，1900年来鄂，在武昌商埠局任职，民国后归隐田园，过起了隐士生活。他自幼便嗜游历山水，“每与山水为缘分……遇一丘一壑必纵览而必登”。归隐后，任桐在武昌城北郊沙湖西北岸建筑了民国时期武汉著名的私家园林——琴园。琴园曾留下了许多近代名人的文化足迹，谭延闿曾为该园题字，康有为曾题写楹联，黄侃曾游园作诗。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师，亦曾组织师生前往该园野游。

左为武汉市在沙湖边新建的沙湖公园“新琴园”景区内的任桐铜像，右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游览琴园留影。

1923年，隐居琴园的任桐编写了一本《沙湖志》，将他对武昌郊外湖泊群的风景想象，全部倾注在了这本著作中。此书所称的“沙湖”，指的就是今天的武汉东湖，而今天的沙湖，在书中则被称为“小沙湖”。在任桐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东湖、沙湖、晒湖、南湖、汤逊湖、青菱湖、梁子湖、严东湖、严西湖等武昌郊外众多湖泊群共同构成的一个“大沙湖”风景区。而这一风景区的核心“沙湖”，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东湖。

任桐在《沙湖志》中所绘制的“沙湖风景全图”

任桐根据大东湖地区的自然地貌和民间传说，归纳出了“沙湖十六景”，其中“琴堤水月”、“雁桥秋影”、“寒溪渔梦”、“金冢桃花”、“东山残碣”、“卓刀饮泉”、“泉亭松韵”、“沟口夕阳”、“鸥岛浴波”九景，皆位于东湖。这些景点构想中的许多，在日后的东湖风景区建设中已然实现，如“琴堤水月”即今贯穿湖心的沿湖大道，“雁桥秋影”即沿湖大道二十三孔桥，“鸥岛浴波”即落雁岛等。

在这十六景中，“金冢桃花”一景，正位于今天的珞珈山武汉大学。《沙湖志》记载：“逻迦山之阳，民国初年女伶金月英葬此，性贞烈，墓畔多桃花，游人过此，有人面桃花之感。琴父拟联：人面已成无色相，桃花还结有情缘。”此处的“逻迦山”，即今天的珞珈山。任桐在此提到的金月英墓，早已无迹可寻，但在侵华日军种下樱花以前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桃花确实曾经是珞珈山一带每年春日最引人注目的花卉。1938年3月24日王世杰日记便写道：“今日偕李仲揆渡江，赴珞珈山，校园中桃花盛开，鲜艳无比。”任桐在此挖掘出女伶金月英的故事，似乎是有意将东湖南岸这片桃花盛开的丘陵地带，打造成大东湖风景区中一个以“桃花结情缘”为主题的景点。

遗憾的是，由于民初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任桐在《沙湖志》中所描绘的“沙湖十六景”建设构想，最终只是一纸空想，乃至于连他精心建筑的琴园，也不断遭到摧残，最终毁于抗战期间。

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园选址东湖珞珈山

1928年，国民政府在汉组建成立了“国立武汉大学”。当年7月23日的《申报》报道：“武汉大学筹委李四光，提出建设计划大纲，拟以洪山为校址……”武昌东郊的洪山，便是李四光为武汉大学新校址所推荐的最初选址。几个月之后，这一选址发生了变化。武大校长王世杰在1929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说道：“在某一次开筹备会的时候，李四光先生提出建设一个新校舍的主张。那时，适逢叶雅各先生——前金陵大学森林系主任，后受聘于湖北省政府计划改进农业事务者——于武昌东湖一带考察农林状况之后，对大家说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于是李先生等亲去该地察看。”正是叶雅各的推动，使得东湖与武大的命运从此连接在了一起。

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左）、委员兼秘书叶雅各（右）

叶雅各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就读于岭南学堂，后赴美留学。他讲中文带着浓重的广东腔，而且说到高兴时喜欢用英语插话。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来鄂之前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期间他便已和李四光、王世杰等人来往甚密。王世杰由宁来鄂时，特地将叶雅各请来武汉，担任武大教授和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在来到武汉的最初日子里，叶雅各总是早出晚归，在武昌城外的郊野四处游走查看。最终，他看中了武昌东湖南岸的丘陵地带。

相较于之前的洪山，“东湖一带”更加偏东，距离城区稍远一些，但有山有水，自然环境优美。1928年秋天，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共同前去实地查看，一致认为这是理想的校址。11月28日建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便正式决议武汉大学新校址选在“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东湖嘴是东湖南岸珞珈山（时名落驾山，后由闻一多改名“珞珈”）东南麓的一个小村庄，卓刀泉在其南面，两地之间是一片地势较为平坦的滨水地带。1928年底建委会的计划，主要校舍就准备建在这里。

1928年的珞珈山既无丰茂植被，亦无人文古迹，不过是一座湖畔荒山。在东湖南岸，尚有其它类似的丘陵山岗，为何建委会独独选中了珞珈山呢？这一选址的关键，与珞珈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建委会委员们虽然希望武大到城郊建设新校舍，但又并不希望离城区太远，而是能和城区保持一定距离下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既地处郊外，又在有山有水的选项中“距离武昌城最近”的珞珈山，自然成为了最佳选项。

1929年初，李四光在上海聘请的美籍建筑师开尔斯来汉实地考察后，武大新校舍的选址又进一步发生了微调。开尔斯更倾向于将大学建在珞珈山北至湖滨的丘陵地带中。这是一个被东湖水三面环绕的湖畔半岛，其上以狮子山为中心，分布着十余座小丘陵，地势起伏多变。开尔斯的建议得到了建委会的采纳，武大最终的校址也就在1929年初最终确定了。

绿框为武大城中老校址，黄圈为1928年夏李四光最初建议的新校舍选址，蓝圈为1928年秋建委会确定的新校舍选址，红圈为1929年初经开尔斯建议调整后的武大新校舍最终选址。武大校园西侧在民国时期也是东湖的一个湖叉“茶叶港”，今已被填。

经过“选址三部曲”，武大一步步靠近东湖，最终与这片湖水在物理上实现了“零距离”接触。今天将武大与东湖分割开来的东湖南路，至上世纪60年代方才修建，而在民国时期，武大校园是直接濒临湖水的。不仅如此，武大在圈定和购买珞珈山土地的同时，还从当地渔民手中一并购买了与校园接壤的东湖水域渔权。被武大购买的东湖水域，大约占到了当时东湖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开尔斯绘制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

开风气之先的“绿屋顶”

1930年，珞珈山新校舍工程正式开工兴建。由美国人开尔斯设计的武大校舍建筑，总体上采用了当时中国大型公共建筑所时兴的“中国固有形式”风格，即传统的宫殿式复古建筑，但在装饰上更加简洁。这批校舍屋顶统一采用了绿色琉璃瓦，屋檐以下的梁柱、额枋和墙面皆不施彩绘，径以水泥灰色作为外墙装饰。

开尔斯在武大所采用的这种以绿色琉璃瓦为最醒目特色的近代建筑风格，与东湖风景区的碧水青山和谐统一。它不仅影响了武汉大学，也奠定了日后整个东湖的建筑风格基调。1950年代后东湖的建设中，如听涛景区行吟阁、长天楼、濒湖画廊、屈原纪念馆、碧潭观鱼，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科普楼，磨山景区朱碑亭，乃至于东湖周边的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建筑，均采用了类似的“绿屋顶”。

东湖听涛景区的标志性建筑行吟阁，建于1955年，与武汉大学民国校园建筑风格颇为相似。

1932年春，武汉大学正式迁入珞珈山。从此往后，武大师生的学习生活，都与身旁这片浩淼的东湖水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武大学生时常三五结伴，前往东湖垂钓、泛舟、野游，东湖也成为了当时武大校园文学中最常见的场景和意向。

而东湖带给武大师生的一项最大的礼物，便是水上运动在武大的兴起。迁入珞珈山后，武大聘请了从德国柏林体育大学留学归国的游泳教师袁浚担任体育老师和体育部主任。袁浚出生于洞庭湖上的一个船工家庭，自幼熟悉水性，在他的努力下，武大体育教学有声有色，得到了教育部褒扬，特别是游泳成为一大特色。学校在东湖边兴建了两个湖滨游泳场，游泳还被列为必修课，游泳达标也成为了武大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

上图为国立武汉大学游泳队，下图为1930年代武大东湖湖滨泳场的游泳景象。

1934年夏，身在武昌的张学良向袁浚学习游泳技巧，并多次前来武大东湖边游泳。某天，张学良和时任武汉行辕参谋长钱大钧等人一同偕各自夫人前来武大游泳。当时中国学校均禁止女生游泳，认为“有伤风化”。张学良等军政要人带夫人下水男女混泳的消息在珞珈山迅速传开，学生们纷纷来到湖边围观，张学良还特意让夫人为众人表演游泳。有了名人带头，袁浚趁热打铁，向武大申请废除女生游泳禁令并开设女生游泳课，得到了校方的批准，武汉大学也成为了中国最早开设女生游泳课程的大学，一时间武昌东湖之滨堪称开风气之先。

武大对珞珈东湖的点石成金，还吸引了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瞩目。早在1932年武大迁入珞珈山伊始，当时身在武汉的蒋介石便迫不及待打算前来参观。据《申报》报道，蒋介石甚至一度计划将行辕搬到珞珈山办公。虽然这一计划未有实施，但日后蒋仍对珞珈山水念念不忘。1932年12月1日，他与宋美龄结婚五周年纪念日时，还专门与宋美龄一道前往珞珈山参观。

1938年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本人便时常住在珞珈山听松庐。在台湾保存的蒋介石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年蒋与珞珈山东湖有关的记载：“（五月）十一日晚，散步东湖滨，曰：‘月白风清，山明水秀，此忧中之乐也’；（六月）二十七日傍晚，以船游东湖，曰：‘水清如镜，草香扑鼻，忧中一乐也’；七月三日晚，游东湖，曰：‘月白风清，水明山秀，终不能忘忧国事也’；十月一日……傍晚，散步东湖湖滨，晚宿听松庐，曰：‘战中偷暇，乐中有忧也’；九日晚，往东湖滨，与新生活女指导员谈已，曰：‘月光之下，夫妻并坐，后生围绕，气象兴奋，共唱岳武穆满江红词，悲歌壮烈，忧中之乐也。’（《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在国难当头，强敌进逼的紧张时刻，宁静悠然的珞珈山东湖水，成为了这位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心灵避风港，为他在军事倥偬之际提供了短暂而难得的“忧中之乐。”

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也有许多关于蒋介石1938年在珞珈山东湖的记载。

事实上，民国时期武大在风景上的引人入胜，绝非只有蒋介石一人“独乐”。1930年代珞珈校园，与同时期东湖西岸的“海光农圃”，共同成为了最早建设武汉东湖风景区的开拓者。当时武大已然成为了东湖的风景地标，乃至武汉三镇必去之旅游景点。民国时期著名的风景旅游刊物《旅行杂志》上，曾多次刊登有关东湖珞珈山的游记。曾在武大中文系任教的苏雪林，晚年在台湾时曾撰文写道：“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如织，都自那烦嚣杂乱的都市，涌向这世外仙源，抖落十斛襟尘，求得几小时灵魂解放之乐……每遇夏季，居住珞珈的人固然要把每天一半的光阴消磨在东湖里，三镇居民也成群结队而至，在那柔美湖波里，寻觅祛暑的良方。所以湖滨茶寮酒馆，鳞比栉次，热闹的景况抵得北戴河和青岛的汇泉浴场。”（苏雪林：《怀珞珈》）

1950年代以后，东湖南路的修建将武大与东湖生硬隔开了，校园北部湖滨地区则被划出另建他校及其他科研机构，仍属于武大的沿湖地带，后来也不断遭到其他一些单位的蚕食占用。事实上，即将被拆除的工学部主教“变形金刚”，也正是在其所在地块不属于武大时期兴建的。不过，武大与东湖之间的连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斩断。2011年，武大校长李晓红提议效仿牛津剑桥两校的赛艇传统，举办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龙舟赛，这一赛事至今已连续举办五届。武大与华科大皆位于东湖南岸，两校龙舟赛，也选择在东湖磨山景区水域举办。这一独具武汉特色的同城高校水上赛事，也可视为是武汉大学与东湖历史因缘的一种承续。

2016年6月在东湖磨山水域举办的第五届武大华科龙舟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