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阎学通：南海仲裁案前后不会有2个不同“格局”

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法国尼斯恐袭以及土耳其政变……近期重大国际热点事件的频发令人目不暇接。也正是在世界不太平的时候，关于世界和平的讨论才更显得迫切。

7月 17日, 以“共同安全秩序：合作、包容、开放”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闭幕。世界和平论坛创建于2012年，是非官方的高级别国际安全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外交学会协办。

今年论坛组织了24个小组讨论，是论坛成立以来最多的一次。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所参加的部分小组讨论会而论，南海问题似是最大焦点。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也坦言，虽然论坛设置的议题众多，但是实际讨论比较集中，受到关注最多的还是南海问题。此外，萨德问题、英国脱欧也是热点。

会后，阎学通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关于南海问题，阎学通表示，南海仲裁案公布前后并不意味着有2个不同的格局，而对于中国来说，重点并不在于关注“中国崛起后会怎样”，不在于“将来中国是否要和美国摊牌”，而在于中国崛起的这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更应该去关心现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即“整体的周边比美国更重要”。

和平论坛：提供多元视角与丰富信息

澎湃新闻：在世界和平论坛举办前，您提到这样两个办会目的：一是传递多元声音，从不同角度帮助大家看清当下世界形势；二是通过有经验的专家学者讨论，让大家对今后国际发展局势有所思考，并提升合作的可能。两天会议结束，您觉得这两个目的达到了吗？能否总结一下这次论坛的举办情况？

阎学通：总的来说，这届论坛有四个特点。第一是比较坦率。参加会议的嘉宾甚至在大会上的发言也可以很直接，能直率讲出意见。第二是开放。可能媒体朋友也能感觉到，今年论坛没有设闭门小组，全部对媒体开放。此外，我们在讨论过程中，除了时间也没有什么别的限制。第三是多元。这一特点和去年有点差不多，去年论坛闭幕后，来自印度的一名代表回国撰文说，没想到中国能举办这样一个能发出多元声音的国际安全会议，这在印度是很难办到的。从今年的外宾反馈来看，他们也觉得很有收获。第四是信息丰富。这可能是与会者觉得有收获的最主要原因，不同专家发言的信息很充分，比如说网络、反恐、还有核不扩散等问题，有些内容是与技术有相关性，有些和政策有相关性。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34年， 也听到了一些新的内容。当前，很多媒体报道的分析都建立在对基本事实不了解的情况下，我想这次论坛的举办在提供多元、丰富的信息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澎湃新闻：也可以观察到，这次举办世界和平论坛的背景有点特殊，正是世界“不太平”的时候，比如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法国尼斯发生恐袭还有土耳其政变……在您看来，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阎学通：关于什么是和平，有一种区分是把暴力行为视为不和平。我的观点是，看待和平问题需要二分，严格意义上定义的和平，在于是否发生战争，大家在讨论的实际上是如何防止战争发生以维持和平。但另外还有比较宽泛的概念，不是仅将“不和平”的概念局限在发生战争上，恐怖主义、包括南海发生的争端都属于不和平现象，这些也可能会升级到战争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世界和平论坛对和平的讨论也是宽泛的，在议题设置上都是与安全冲突有直接相关的议题，包括如何避免战争、哪些有可能会引发战争的根源等等。

南海问题不会一直“热”下去

澎湃新闻：南海问题是这次论坛的最热门话题。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各国对南海问题的反应，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立场相近，美国和东盟国家总体保持克制，而日本则显得格外高调，有不少学者也提到“后仲裁时代的南海格局”，就您观察，这所谓“后仲裁时代的南海格局”是怎样的？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力量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

阎学通：“格局”是个明确的概念，是一个问题上力量的对比，我不认为南海仲裁案公布前后会有2个不同的格局，这不太可能。南海仲裁案后，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提高了，但这不意味着南海争端的问题能够被解决，也不意味着这会导致军事冲突。南海仲裁案后的一段时间内，南海问题会引发高度关注，过一段时间这个议题就会凉下去。

就中美两国来看，目前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还是政治表态，还没有展现出实际的行动。美国也没有说要具体做些什么，只是提出要遵守仲裁结果。目前中美双方仍局限在口头上的相互批评，是否会发展到行动上的相互对立，还需要继续观察。

“萨德”问题：难以达成共识

澎湃新闻：您也提到，这次论坛上与会专家也非常关注萨德入韩的问题，论坛上专家对该议题的讨论情况是怎样的？各方的共识和分歧点在哪里？

阎学通：萨德入韩问题主要是韩国和美国的与会者在关注，其他国家的与会者没有太多关注，也没有明确表态。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国和韩国的认识差距比较大，韩国专家强调萨德系统对于安全的保障是必须的，而中国专家则主要论证韩国为什么不需要萨德。专家最后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双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合作要有新玩法

澎湃新闻：从国际格局来看，您曾提到“世界将会走向两极化而非多极化”，比如英国“脱欧”即为区域化停滞、全球化负面效应增大的例证，是不是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各国会更加走向孤立？比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推动的东亚共同体，或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推动的亚太共同体构建也会很难实现？

阎学通：之所以会有人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多数人都认为，随着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转移，这一“世界中心”能不能搞出类似欧盟这样的共同体机构？如何让这一地区成为和谐的“世界中心”？大家的设想不一样，比如鸠山由纪夫的说法是从区域角度出发的一种设想，陆克文则是希望搞一个把澳大利亚囊括进来的更大的区域化建设，这类通过区域化来促进合作的思路，和当初欧盟建立的思路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我的个人看法是，英国的退欧、欧盟的现状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欧盟是在非全球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成立欧盟的做法可能在当时，或是在冷战初期是适宜的，今天再搞区域合作，需要有新的做法。这个做法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欧盟的现状是能给我们带来启示的。

中美之间早晚要摊牌？

澎湃新闻：您还预测说中美两极格局或在2020年定型，所以未来的中国势必会走向崛起，10年后会成为超级大国，您觉得中国崛起之后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处理好关系，消除疑虑？

阎学通：我觉得中国现在没有必要去考虑崛起以后的事情，而是应该考虑怎么实现崛起，关注能不能崛起，而不是崛起后该干什么，在讨论中间，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到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和美国摊牌”，这个想法的指向似乎是，“中国总有一天要和美国摊牌”，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摊牌？或者说我们为了将来中国要对美国摊牌，而做出相应的发展规划，那这个战略规划是不合理，也是不符合时代的。

另外一方面，现在中国关心的是崛起过程，也更应该去关心现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国崛起是一个国家从先成为地区强国，而后再成为全球性强国的过程。美国在19世纪采取了“门罗主义”，将其外交重点仅限于美洲；苏联在二战后将其外交重点置于欧洲，先后建立“经互会”和“华约”组织。这个必然过程也决定了中国要实现崛起，就必须将周边作为外交的首要重点。如果现在中国不能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那中国恐怕也崛起不了，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