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名的落寞——从崤函之险说起

《汉书》有云：“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自传说时代开始，今河南省一带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大地几经起伏，经盛转衰，诸多名留青史的地名也随之沉寂，其中不乏至今人们还耳熟能详的崤山、函谷关、鸿沟、邺都等地。今天笔者就要来一一揭开这些地名“消失”背后的故事。

崤函无险

2014年，包括河南省4项古遗址在内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崤函古道作为丝绸之路起始段的重要通道，有两处遗址被打包列入了该项世界遗产中，分别是“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一时间，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崤函古道又引发热议。崤函古道虽沿用至民国，但由于沧海桑田的变迁、历代攻防策略的转变，它逐渐便丧失了原有的军事战略价值；加之后来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崤函古道便不再频繁地见于文字记载中了。尽管如此，崤函古道的历史变迁仍是历史地理学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

在今三门峡市东部有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横亘在三门峡市区和渑池县之间，逶迤至黄河南岸，成为隔绝东西交通的屏障，这便是崤山。公元前313年，秦军打败魏军，控制了今天的三门峡一带，将崤山之险纳为己有。从此以后，山东诸国想要攻打秦国，必须翻越险峻的崤山，这为秦国战略防御提供了极大便利。当然穿越崤山也并非无路可走，那便是崤函古道东段——崤山道。

崤山道又可以再分为南崤道和北崤道。南道开发较早，主要缘河谷而行，路途险恶，绕路颇多。唐代以后，北道逐渐将南道取代。北道硖石关附近曾设采石场，故被称作“石壕道”，即遗产点“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就诞生于此，可见当时北道已经成为主流通道之一。

崤函古道西段从今陕州直达潼关，因道路“深险如函”，被称作“函谷道”；其中稠桑原峡谷这段最为险要，设在这段东端的关隘，就被称为“函谷关”。今灵宝市北部稠桑原上众多的沟壑中，只有函谷关以西的这条峡谷最为平直。由于古时黄河紧贴稠桑原北侧通过，没有河滩道路可选，再加上稠桑原上森林密布，于是该峡谷便成为了先秦时期旅人的唯一选择。

然而这条平直的峡谷中，绝岸壁立，宽不过数米，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般认为，函谷关战略工事的修筑年代不晚于秦孝公时期（公元前381年-前338年）。正是把握了易守难攻的函谷关，加之“不啻走太行间”的崤山道，秦国才能据险而东击，最终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五代以来政治中心东移，西安和洛阳的地位被开封、北京、南京等城市赶超，而沟通两都的崤函古道也随之没落。崤函之险的荒废，还有其他几个推动因素。其一是函谷关的东迁。汉武帝废除了秦函谷关，在今新安县境内的平地上新建函谷关，即遗产点“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从而造成老函谷关有险无守的境况。

其二是黄河漕运的开发。黄河漕运栈道至东汉时期已趋于成熟，唐代疏浚的开元新河更是进一步避开了三门天险。水运的勃兴必然分流与之平行的陆路运输。

其三是黄河河滩的形成。在黄河不断地下切作用过程中，稠桑原北侧沿河形成了河滩，使得兵马用不着挤入峡谷便可向西迈进关中。三国时期曹操西征，因深感函谷关古道狭窄难行，便利用了秦函谷关之北的河滩开新道，随后曹魏在此筑关，史称“魏函谷关”。该关城毁于民国战火。近代以降，陇海铁路、310国道、连霍高速、郑西高铁等通过架桥筑隧等方式通过崤函古道，更是彻底掠去了古道“东西锁钥”的风采。然而，崤函古道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段重要组成部分，沿线现存的遗址都是承载了厚重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和保护。

鸿沟易逾

告别豫西的丘陵山地，再让我们把视线向东投往黄淮平原。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和桀骜的黄河作斗争，并在疏通黄淮水道的努力中竭尽所能。其中，开凿于先秦时代的鸿沟无疑是中州水利史上的一朵奇葩。曾几何时，“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乃至现代汉语仍有“判若鸿沟”、“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的表达。这样曾在史书上大放异彩的水利工程，经楚汉一役后，却鲜被后世提及，的确匪夷所思。

鸿沟的开凿和魏惠王迁都密切相关。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魏国迁都大梁（今开封）后，为了改善大梁周边黄淮互不通航的窘境，利用了今荥阳和开封之间既有的河道，凿通黄河与大梁之间的运河，同时又通过开凿十字沟，疏导大沟和阴沟水，一同引入大梁，形成了鸿沟水系。魏国后续又在大梁城将鸿沟折向南方，利用沙水河道开凿运河，连通了汳水、睢水、涣水、涡水和颍水。彼时颍水与汝水相通，汳水（获水）与睢水注入泗水，涣水、涡水和颍水注入淮河，这样鸿沟就顺理成章地沟通了黄河、济水、泗水、淮水等河流，在黄淮之间形成了庞大的鸿沟水系。

鸿沟水系在战国和秦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漕运通道，由于它和济、泗、淮、汝诸水都有联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但在汉初，梁、楚、淮阳、淮南等诸侯国在鸿沟流域形成割据。这些诸侯国境内的租税往往不输京师，故而影响到鸿沟的漕运沟通；同时，汉初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简化漕运，造成鸿沟运输的进一步萧条，部分河段也因年久失修而渐趋淤塞。然而更加致命的是黄泛对鸿沟的冲击。从西汉建国之始至王莽篡汉的近200年间，前150年中黄河平均20年发生决溢一次，其后50年则达到平均7年就要决溢一次，鸿沟自然不能幸免，河道废弛渐成常态。

东汉王景治河时，实现了河汴分流，重新疏通了的鸿沟北段及汳水形成了汴渠，但鸿沟水系的其他河道，或已部分断流，或者就干脆湮没不通了。东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将疏浚汴渠作为重要水利政务，北魏迁都洛阳后，还一度疏通蔡渠（沙水）。

入宋后，赵宋王朝开凿的闵水在开封汇入蔡渠（蔡河），其在开封以南河段则利用了一部分古鸿沟故道。后来闵水、蔡河也被统称为惠民河。

北宋以后，惠民河一带经历频繁的政权更迭和黄河泛滥，也落得淤塞不通的下场。时至今日，鸿沟旧迹虽已经湮没近千年，但仍非完全不可考，如今河南荥阳的广武涧当为鸿沟北段遗迹；淮阳县以东的蔡河，以及下游的老蔡河，当为鸿沟南段的沙水故道，同时也是北宋的惠民河故道。不过，随着黄淮地区近现代气候暖干化趋势的加剧，今日广武涧、蔡河已经无法重现当年鸿沟水量丰沛、舟楫相接的场景了。

邺都尚存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现存古都遗址众多，按地理单元可化为三片。其一为河洛古都区，崤函古道就是服务这个片区的；其二为郑汴古都区，鸿沟服务这个片区；最后是黄河北岸的殷邺古都区，包括殷墟和邺城等遗址。前两片古都遗址区，在今天都有明确的“继承人”。而第三片区的邺城是怎么消失的？它有没有继任者？这些问题，很多历史爱好者也不能做到对答如流。今天，中国史学界公认安阳是殷、邺的继承者。殷墟和邺城遗址也成为安阳屹立“七大古都”的重要资本。不过，邺城遗址不仅不在安阳市辖区，而且还“跨过省界”落在了河北省境内，这种继承性关联难免遭人非议。安阳、邺城、临漳三地历史上既分分合合，又前后相继，继承关系十分特殊，需要细致考察方能缕清。下面笔者从行政区划、观念认同的角度对这种继承关系进行解读。

其一，看行政区划变迁。邺城自春秋齐桓公时期始筑，战国设县及至北宋，虽存废不定，规模不时增缩，但位置基本稳定在今临漳县西南的邺城遗址。相形之下，安阳县从秦汉到北朝几度从邺县分出，又几度并入，县城也不断迁徙，非常不稳定。

北周杨坚焚毁北齐邺都之后，将相州、魏郡、邺县三级官衙及居民尽数南迁至安阳城。直至隋开皇十年，邺县治所才重返漳河边的古邺城，而相州、魏郡治所则留在了安阳；安阳从此代替邺城成为相州、魏郡的中心城市。

到了北宋熙宁年间，邺县降为镇，属地分别划入安阳县和临漳县，其中古邺城地入临漳县。这一变化致邺县建制消失900年，其间它的继承者临漳县和安阳县始终在同一个州（相州）、府（彰德府）级行政区划下。明、清及民国时期，两县也均属河南省。

1949年，曾一度划出临漳县、安阳县部分土地重设邺县，属平原省，1952年后属河南省。不久这个新设的邺县重新并入安阳。而包括临漳县城和古邺城在内的临漳县其余地区则被划入河北省，造成今天安阳和古邺城隔省界对峙的局面。总体而言，安阳与邺城历史上数次分合，在北周焚邺和北宋废邺两次区划变迁后，安阳坐实了邺城继承人的地位。

其二，看古人观念认同。就像汉代人认为长安是秦咸阳城的延续一样，杨坚焚邺都之后，安阳一直被古人视为古邺城的延续，相关文献资料已屡见不鲜。安阳北郊隋墓中出土的墓志铭直言墓主人死后“葬于邺北”，显然是把安阳当作邺城。唐代天宝年间，全国有一次“改州为郡”的过程，治所在安阳的相州，本该改为古称“魏郡”，然实际上被改为“邺郡”，其以安阳代指邺城用意非常明显。北宋时，各州均有别称以备封爵，此时相州的别称还是“邺郡”。到了明代，时人朱载玮作了名为《秋日登邺城北楼》的一首诗，此时古邺城已没有府县建制，故此北楼当在安阳。清代安阳知县有关疏通城壕的碑记中，也把安阳县的护城河称作“邺城之壕”，当为另一例证。可见，自北周邺城徙治以降，世人已默认安阳为邺城的继承者。

我们搞清楚了古邺城和安阳的来龙去脉之后，可能仍会被两地相隔悬远，又为省界所隔的现状所困扰。不过，秦咸阳城与明清西安城、汉魏洛阳城与明清洛阳城均相隔十余公里，尚且被认为有继承关系；以此标准，古邺城与今安阳的延续关系，就更不能因为一条不足百年历史的新省界而被轻易否定了。安阳继邺，犹邺之承殷，本一地之异名而已，自然也无愧于“七大古都”之名号。

参考文献：

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04期。

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3期。

张之：《历史上安阳与邺之关系》，《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