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如何变化：曾经集聚艺术家的田子坊为何变样？

7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举办第五次工作坊，以“权力、趣味与风尚——城市的记忆之场”为主题，与会的中青年学者分享了自己在城市史方面的新研究、新发现。

此次沙龙的召集人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孟钟捷教授，据介绍，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虽成立时间不长，但集合中青年学者进行的学术交流、讨论活动已有多次，而且正在筹划出版中心刊物《文明史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沙龙活动促进不同学术背景，而对同一问题有研究热情的学者交流、学习，互有裨益。参与这次沙龙报告、讨论的十二位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各有不同，有来自法国、德国的历史学者，有上海地区研究东亚古代史、世界史、思想史、人类学，以及当代城市与区域研究的学者，这使本次沙龙讨论的题目特别的多样化，讨论的话题其时空范围从古代到当代，从中国的边疆小镇到伦敦、巴黎等欧洲大都市。比如，华东师大历史系李磊的报告题目是《〈三国遗事〉中有关平壤与朝鲜的记忆》，复旦历史系朱联璧则讲述了近代伦敦充气面包公司和茶室的兴起，不同于一般读者对于英式下午茶的想象，下午茶在英国并非只是一种属于贵妇的生活方式，大众同样可以消费。在近代，英国茶室就是一种属于大众的城市餐饮消费空间。华东师大人类学研究所的刘琪则以近代中国云南省的一个小镇——德钦为对象，讨论当国家力量开始进入，试图将其纳入国家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一个原本具有多元的民族、宗教传统的西南小镇面临的冲突和变化。

尽管这次沙龙关注的个案很丰富，其中也有相对集中的话题，即城市空间。笔者选取本次沙龙中的三篇报告，与读者分享不同时空背景下，城市空间被创造、被改造的历史。

佛罗伦萨的广场：平民和精英的权力争夺

意大利中世纪城市通常以广场闻名，这些广场被看成一种公共空间，往往被视为民主自由的象征。华东师大历史系朱明在沙龙中讨论的是12-14世纪佛罗伦萨的城市空间。他指出，这一时期佛罗伦萨，并存着封闭空间和开放空间，所谓的公共空间其实也并非完全是开放的。这背后体现的是精英家族与平民之间的权力争夺。

12世纪前后，随着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兴起和大量乡村领主的迁入，城市中兴建起以精英家族为单位的封闭社区，然而这些家族为了争夺城市空间，经常爆发冲突和战争。从13世纪后半叶开始，行会和平民战胜了精英家族，在政治上组建了共和政体，为了抑制家族势力，他们对城市结构进行了改造，使其符合平民的利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广场、开放街区等公共空间的产生，同时，平民要求摧毁精英家族具有象征性的高高的塔楼，令其降低高度。然而，到了14世纪，精英家族再次勃兴，新的城市空间争夺又开始了，精英家族之间斗争不止是争夺私人空间，同样公共空间仍然是家族斗争的产物，广场、市政厅、私人宅邸就是精英表现其权力的景观。另外，广场边缘、面对大街的私人凉廊的增建，也是公共空间回归精英家族的一个体现。

所以，将个人主义、自由进步等标签贴在中世纪欧洲城市上恐怕并不符合更全面的历史真实。

德国“经适房”的诞生

2008年7月，“柏林现代主义住宅群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柏林六处兴建于20世纪初的大型住宅区。其中除了法尔肯贝格花园城市建于1913-1914年，其余五处住宅区主体都完工于20世纪20-30年代。这些住宅都是具有现代建筑特征的民用住宅，与传统住宅相比，其建筑样式与现在大平顶的房子没多大差别，减少甚至去除了传统的装饰性元素，色彩也相对简单，只是灰、白一类的颜色。这样看似并不起眼的住宅群落为何会入选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名录？它有何特别的历史地位呢？

华东师大王琼颖的报告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她指出，“柏林现代主义住宅群落”除了在建筑形式、外观上与传统住宅有区别之外，就住宅内部而言，这批住宅以中小户型为主， 50%是面积为50平方米的住宅，住宅建设者有些是工会，有些是地方政府所有的住宅公司，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相对的少盈利。从租金上说，这批住宅具有“公益性”特征，相对私人投资的住宅，价格便宜，一位铁路工人租住一套48平方的住宅，月租48马克，用一周的薪水就能租得起。所以，除了外观形象，这批住宅的住房属性发生了大变化，这不再是投资盈利性商品房，而体现出一种公共服务性，类似“经适房”或“廉租房”，能够供一般人民群众居住。

当然，柏林的住房从商品性走向保障性、服务性，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这一变化从帝国时代开始就慢慢出现了，与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结合一起。18世纪开始，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德意志帝国迎来繁荣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了住房短缺。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说的就是这个问题。王琼颖说，另外一位德国学者恩格尔，他在1872年也对德国的住房短缺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德国的住房短缺，一是数量不足，二是质量不好，面积小、卫生条件差、通风采光也不好，但由于缺乏政府监管，住房短缺现象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1837年，柏林大学教授维克多·A·胡贝尔，他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为了抗衡私人住房投机，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一种社团形式，让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联合起来，通过成员自助的方式为绝大多数具有劳动能力，有工作却没有落脚之地的阶级提供符合其地位和需求的住所，以此取代大城市中“不健康”的出租屋。这种社团形式就是建筑合作社。1848年胡贝尔成立了德国第一家建筑合作社——“柏林公益建设公司”，在帝国时代形成了一股合作社建房的运动，由此也奠定了公益性住宅的基础。不过，这种建筑住宅的形式在当时还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占有的市场份额很少，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底层民众的居住条件。后来这种形式越来越为社会所接受，战后多种不同的公益性企业都建成了一批“小住宅”，住房也从一种普通商品转变为强调公益性的保障性产品。入选文化遗产名录的“柏林现代主义住宅群落”绝大多数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住宅。

田子坊的空间重塑

田子坊是2005年上海第一批挂牌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最初指上海卢湾区泰康路210弄，这个里弄原是始建于1930年志成坊，现在这个名字源自中国古代画家田子方姓名的谐音。其实，田子坊作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儿，不过现在走进田子坊，似乎“文化创意产业区”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突出。华东师大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的孔翔教授在这次沙龙中就分享了他对于田子坊的调查和研究。

回溯田子坊的历史，孔教授指出，泰康路地区在解放前属于法租界边缘，留有丁玲，沈从文，徐志摩等人的生活痕迹，这是后来这里能够集聚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利条件。解放以后，泰康路210弄主要分布的是传统的上海石库门里弄和上海食品工业机械厂、上海钟塑配件厂等五家上世纪50年代典型的里弄工厂，8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转型，这些里弄工厂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于是，厂房闲置。1998年画家陈逸飞看中了这里相对低廉的租金和曾经的文化氛围，认为这里适合搞创作，于是租用闲置的厂房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泰康路210弄的旧厂房、旧仓库先后转让置换，成为国内外艺术家、画家的工作室，田子坊也成了上海新的标志性地域。

据孔教授介绍，2009年田子坊内近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各类艺术工作室40家，画廊8家，设计咨询公司30家。随着田子坊人气越来越旺，不少工作室开辟出艺术品展示和交易空间，周围居民也开始将低层住宅租借给商家或者自己经营。2007年开始，泰康路248弄、274弄先后出现不少酒吧、餐馆和精品小店。随着商业的勃兴，田子坊不再安静，房租也呈涨势。

孔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从2005年田子坊区域开始租借房屋开设酒吧、餐馆，到2007年休闲娱乐已经成为田子坊的主要业态，这一区域的租金也随之迅速攀升。据孔教授的调查，一位在田子坊从事艺术创作的画家，其1998年的房屋月租金是400元，2005年是800元，到2009年就涨到了2000元，而据田子坊管理员介绍，十几平方米的民居，在2009年7-8月间月租已经高达18000元。

原本艺术家看中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渐渐将此地作为展室或者卖场，而另寻创作场地。孔教授曾指导研究生对田子坊进行过调查，在受访的80名游客，只有5人来欣赏画作，而在大众点评1578个回馈中，只有84人认为这里是一个创意园区。田子坊从文化创意产业区逐渐成了城市休闲娱乐场所。而田子坊的人群也从普通工人、市民为主体，渐次加入了画家、商人、游客等。也就是说，文化创意产业优化了田子坊地区的文化形象，带来了商机，导致了资本的涌入，而对利润回报的追逐，则推动了田子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