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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乱时代，生死各凭运气 | 饶平如遗作《平生记》

2021-10-21 19: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饶平如（1922年-2020年），军人、作家

8年前，一本叫做《平如美棠》的书，以其平凡而长久的美好感动了太多读者——妻子美棠去世后，饶平如老先的为了纪念她、记住两个相恋60年的时光，一笔一笔从美棠的童年画起，画下了两个人的一生的经历与浓烈的爱。

去年4月，饶老先生去世，留下遗稿《平生记》，与《平如美棠》相呼应，侧重记录自己的一生——战争中的飘零、乡下的见闻以及一些晚年奇遇。这部从出生到死亡的个人史，跨越了一个世纪，也构成了一代人不平凡的集体记忆。

下文选摘自《平生记》，讲述了饶平如及其一家人在战乱中的动荡与漂泊，生与死“各凭运气”，个人的命运在那个年代显得过于微不足道。

要死就死在家乡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

那时，大姐、二姐俱已出嫁。大哥也已离开南昌，携家在峡江（江西的一个小县城）任地方法院的法官。战争开始不久，日机即连续轰炸南昌，因南昌有一个飞机场，为军事重地。父亲为安全起见，决定举家搬迁到故乡南城，因南城地处偏远，且故乡还有房子可住。彼时家中人口有祖母、母亲、姨姐、三弟和我。此外还有姑母一家需要我父亲照顾、做主。她家有女儿、女婿还有四五个小孩子。

饶平如从军打日本人

抗战期间，全国各个地方都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南城县推举的抗敌后援会会长就是父亲。作为被推举的会长，为支援抗战而捐钱、捐物，总该身为表率。父亲在抗战期间除了自己捐钱捐物，还各处奔走，劝说亲朋好友及工商界人士捐钱捐物。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准确数目，只知道在那个情境下，人人都觉得这是国民的义务，无暇计较个人得失。而我之所以补充这几句，也是想告知后代子孙，他们的先祖辈都是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士绅。

一九三九年三月，南昌沦陷。六月开始，日军以南昌为据点，先后出动飞机轰炸南城、东乡、广昌等县数十次。这时，父亲又带领全家及姑母一家逃难到广昌，因广昌是山区小县城，容易躲避轰炸。

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南城沦陷。日军入城后疯狂至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六月上旬，国军第79军奉命反攻南城。七月九日子夜，国军攻克南城。

这时，祖母在广昌生病了。在老年人的信念中，要死就死在家乡，死在家乡尚有后代祭奠，有个鬼魂归宿，如果死在异地他乡，那就变成孤魂野鬼，到处游荡了。所以她一听说南城已经收复，就坚决要求立即回南城。人们都劝她，南城刚刚收复，城中破败不堪，且日寇在城中杀人达三千之多，尸首来不及掩埋，沟渠中血水横流，加上天气炎热，尸首腐烂发臭，已有瘟疫流行……千万去不得！祖母不听。

父亲虽也知情，但对他来说“母命难违”，只有勉强同意。全家返回南城不到一个月，祖母病情加重，父亲、母亲也双双病倒在床，只有姨姐一人未染病。在缺医少药的情形下，惟父亲幸而好转，祖母和我的母亲相继离世。一时厅堂内停放着两副棺材，父亲身边缺少现金，借贷无门，只好变卖金饰，处理母亲和妻子的后事。

我所痛心的是母亲，她虽生养三个儿女，此时此刻却一个也不在身边：女儿远嫁贵州；我已在成都黄埔军校受训；三弟也在外读书。姨姐一个人要照顾三个病人，也非易事。母亲想必很孤独吧！她究竟怎样度过这最后一段病程？她揩身洗脸，吃饭喝水，该是怎样困难？心中对儿女的思念又该是怎样迫切？母亲生于一八九三年四月八日，卒于一九四二年七月某日，享年仅四十九岁。

逃难均各凭运气

一九四三年春，我从军校毕业后，曾回到过南城，由此才知道家里一些事的详细原委，同时也听到了一些有关双喜的消息。原来，在一九四一年间，我们在南城的老屋“倚松山房”曾驻住了国军某部的一个运输排。那时的运输工具不是汽车，也不是骡马，而是人力推拉的“大板车”。这个排大概有五六十个士兵——也即是车夫。这个运输排的排长看中了双喜，双喜也愿意跟他。母亲并不反对，高兴地和双喜认为母女，也不索取这个排长的聘金（事实上也拿不出）。结婚时，母亲替双喜置办了一个箱子的新衣和物品，又赠送了一点金首饰。后来，据说双喜怀孕，却因难产而死。我闻之颇凄楚，毕竟我小时候她也替我做过不少事情啊！

抗战初期，大哥一家住在峡江县。日寇临近时，举家逃难。为免集体行动过于招摇，大哥想了个化整为零的办法，事先约好“集合点”，一家六口，各自分开，从小路逃难。大哥脱下长袍，换上乡下农民穿的短衣服。大嫂则把一些金首饰套在一根裤带上，缚在大侄腰间，大家各自凭运气……

且说大哥独自走的这条小路，途中正巧遇到了一队日军迎面走来。领队行走的那个日本军官看见中国人，拔出腰间所佩军刀就朝着大哥头上猛劈下去。大哥立刻头破血流，不省人事，倒在路边。日军认为他已经死了，插刀入鞘，一队人马就走过去了。到了夜间，大哥稍微苏醒，一摸头上，满头满脸是血，又顺手往右边口袋里一摸，说起来又该是天意了，里头恰巧有一包黄烟丝。黄烟据称可以止血，大哥就用这烟紧紧按住头部伤口，活了下来。一九四五年，大哥和我在南昌陈家桥家中重聚，大家吃午饭，大哥把头上的伤口显示给我看。他正好剃着光头，故看得很清楚，伤口约1.5公分长，可能是刀尖所伤，因为当时这名日本军官距离大哥稍远，否则后果可不敢想。

再说大侄走的这一路。他走山路，沿山脚而行。夜里天黑他走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崖边，失足滚下，坠于山脚，昏迷过去，幸亏不是高山，人身未受重大伤害。待到第二天天明苏醒过来，腰间一摸，所缚的金首饰等却都不翼而飞矣。

大嫂这一路所幸平安顺利，一家人终于团聚到一起，虽然损失了财物，乱世中也不算什么了。

大姐永如很早就嫁到朱家，在抗战期间也曾逃难，但折腾相对比较小，因为大姐夫是公务员，一九三〇年时他担任建昌榷运分局二等雇员，一九三二年转为盐务稽查处任办事员。后来又由两岸盐务分处改为盐务局。战争期间，盐务局为避战乱也曾在九江、大庾、会昌等地辗转迁移工作地点。不过因为有盐务局统筹安排交通、住宿等，可以少受颠沛流离之苦，在抗战期间真是非常难得。

二姐定如嫁到罗家，姐夫罗镜明是浙江之江大学毕业的土木工程师，一直在贵州安顺工作。贵州地处西南边陲，以山地为主，加之天气潮湿，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和南方各省相比，贵州谈不上富庶繁华，但在抗战期间，它却是一块风水宝地。不但日机不去轰炸，日军几乎也没有去过，最远打到贵州独山。那时日军也已是强弩之末，不久就投降了。

定姐一家因此没有受过离乱之苦，生活安定，如在世外。定姐生于一九一七年，二〇〇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战争期间，三弟一直和父亲在一处生活。一九四二年间，父亲与姨姐曾去江西赣州住过一段时期，三弟就在那时投考邮政局业务员被录取，从此就在邮局工作。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极爱钻研。业余时间，他自学英语，颇有所得，以此为乐。

给父亲寄些连环画

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日本投降。父亲和姨姐回到南昌陈家桥，只租下厅东西厢房及客厅，上厅则由姑母一家居住。我小时候所住的西厢房后间已在战火中被毁，只改筑成一道墙与外界隔离。三弟住在下厅西厢房。大哥携家人回峡江地方法院工作。

此时，父亲当了省参议员，同时在他的老朋友曹朗初开的广益昌百货商场担任法律顾问。

一九四八年夏，三弟与崔丽珍结婚，同时父亲也和毛思翔姻伯把我和美棠的婚事谈妥，并写信要我回南昌来参加三弟的婚礼。当时我尚在国军83师63旅炮兵营当营观测员。接信后我请假回家，父亲带我到临川毛姻伯家“相亲”，与美棠正式定好盟约，并与她一起返回南昌。这时，大哥、大姐两家人都来相聚，除定姐远在贵州未到以外，全家有一段短时间的团聚。

饶平如全家听老敖讲别后的故事

就在这段日子里，某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原来是老敖。老敖看起来也更老了，而面孔仍能辨识。他也谈了些战争时期的情况，我不甚记得，但他谈及荣发的景况我却记得。他说荣发在乡下被日军捉去，强迫他做挑夫，终日劳累，屈辱不堪。终于有一天，荣发随队伍挑担子经过一条河流，趁日军不备，跳河自尽，了却残生。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父亲仍留南昌，但不再有工作。他后来便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做文艺小摊贩，买了一些连环图画册，俗称“小人书”，租给孩子们看，每本看完后收费两分钱。

一九五一年，我定居上海后，每月寄十元钱回家，补贴父亲之家用。一九五二年临近春节之际，父亲来信说：“你此月不必寄钱回家。可将此钱买一些新的连环画册寄来。”

我打听到一家专卖连环画的书店，遂找过去，一进门果然看到书桌上及墙壁四周满目琳琅，陈列着各式新版本连环画。我又到后面仓库里搜寻，挑选出一大批古代历史故事、现代经典小说等连环图画，满满地装了一大纸箱，嘱书店代为邮寄。

饶平如进入连环画书店的“书库”挑选图书

接到父亲回信的时候已是春节后。父亲说书收到了，寄来那天正值小年夜，他非常高兴，给每一本连环画册外面都悉心加上一张牛皮纸，以作保护，又亲自用线将书装订得更为牢靠，亲自在每本小书的外面写上书名……忙了一天一夜。次日初一，这批新连环画展示出来，果然吸引了许多小观众，大家络绎不绝地争着看。信中还告诉我，这天收入了两元多钱……

父亲生于一八八七年九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与三弟短暂相聚

定居上海后，我和三弟有过一段短暂的相聚。

原来在一九四九年间，三弟即发现患有肺结核，经常咳嗽不止。虽然在南昌找医院拍过X 光，也服过药，终未见效。一九五一年，他只身来到上海求医。我当时住在上海山东南路8号。他到我家住了一宿。次日我即带他到江宁路293号大德医院去看十三舅。十三舅为他安排治疗方案，先到X 线专家邹仲那里去拍片子，然后到肺科专家钱医生处去就诊，说完，给钱医生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

那时，上海的一些医学专家都在市区的繁华地段开设私人诊所，我们先去南京西路平安大楼二楼找邹医生拍，诊费为人民币两元。拿到片子后我们又去找钱医生，记忆中那也是一幢西式房屋，收费也是人民币两元。病人不少，约有二三十人，都站着挤在楼道附近及诊室门口。钱医生年约五十余岁，站着看了看三弟在南昌所摄的X 光片，指着某处说：“这里老早就有病灶了！”又看了邹医生处所摄X 光片，看完坐下来写病历卡，同时对三弟说：“你的病不需要服‘雷米方’，只要做‘人工气腹’，我介绍你到闸北区肺科医院去做。你下次可不必到这里来。”当时有一种新的治肺结核的药问世，名叫“雷米方”，此药效果甚佳，但价格也贵。

长乐路上有一家邮电医院，那时全国的邮务人员来沪就诊均可入院，住院费可以向自己的原单位报销，只收伙食费。于是三弟便住入邮电医院。

饶平如推着自行车送三弟回邮电医院

“人工气腹”每周做一次。那天我骑了自行车到邮电医院，又唤了一辆三轮车让三弟乘坐，直奔闸北区。

我们到那里一看，这所医院看起来似乎是老式的居民住所，院门前一段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两级石阶，除此一无他物。挂号处就在门前左首小间内。进入堂屋，右拐，就到一个大间，空荡荡的没有陈设，板凳都很少。里面候诊的病人有二三十人，一律站着等候。边上几间小房间大概就是做“人工气腹”的。所谓“人工气腹”，就是把空气注入到患者腹腔内，腹腔因有空气而膨胀，从而迫使肺部受压而收缩，这样一来，肺部的病灶空洞即因压缩而变小甚至黏合在一起，病症也就痊愈了。轮到三弟做气腹时，只允许病人入内，我在外间等候。大约半小时或三刻钟左右，三弟出来了。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只觉得肚子轻微胀痛，但可以承受。

出院门我就喊了一辆三轮车，三弟坐上去。孰不知三轮车刚刚启动，没走多远，三弟即连声呼叫：“停！停！停！”原来腹部满胀了空气的三弟，经不起一点点颠簸，稍有震动，即感到疼痛难受。那时没有出租汽车，三轮车已经是市民最方便乘坐的交通工具了，可三弟却不能坐。想了一会儿，我就让三弟坐在我的自行车座上，我自己扶着车把，缓缓推行。这样一试，问他感觉怎样？他说可以。于是我慢慢地推车前行，尽量避让路面凹凸不平之处，从闸北区肺科医院一路推到邮电医院，全程两个小时。

此后，每隔三四天我就会到邮电医院去看望三弟，陪他闲聊两三个小时，同时也带些家乡口味的餐食去，三弟很喜欢。每周，我喊三轮车送三弟至闸北区肺科医院，再以自行车推他回邮电医院，计有二十余次。半年之后，医院拍片复查，发现病灶已经完全愈合，三弟的肺结核给治好了！他高兴地回到江西邮电局上班了。

三弟生于一九二五年，二〇一一年在江西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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