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推广循环农业的日本犟老头：为人民服务别找容易的路

6月9日，川崎广人又生气了。

适逢农历端午节，网店上的订户比较多，河南小刘固农场的员工将没有成熟的西红柿采摘装箱，预备给全国的订户送去。“会变红，但甜度不提高。不行！”一身蓝色工装的川崎操着僵硬的中文，音量明显提高，头上几缕白发被包装间的风扇吹得倒向另一侧。

三个四五十岁的农场大妈只听明白“不行”，便停手了。最后，当天所有的西红柿订单都没发货。

进入夏季，番茄已进入快熟期，但对川崎来说，差一天都不行。这种站在品尝者角度的锱铢必较，常让农场主李卫不解：眼看着订单越来越多，却只能推迟发货。

川崎广人67岁时只身从日本来到中国推广循环农业，辗转两处后落脚原是猪场的河南原阳县小刘固农场，多数时候，他无法理解周遭的人，而别人也无法理解他。

“中国人容易说‘这个好’，但不会去做，有钱也不做。”2016年5月底，70岁的川崎在他种植的迷你西红柿大棚里初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时说，他丝毫没有顾及在一起农作的人当中，他才是少数派。

来农场学习的新农民常是乌泱泱来了又走，签证的问题差点把他赶回日本，去教堂礼拜面对的是听不懂的河南方言，他唯一的“知己”是这个农场已故的主人——农场主李卫的父亲李敬斋，生前与川崎素不相识，如今后者常在他的墓前倾吐心事。

生气时，川崎绝食、长啸或者默默流泪。而排遣孤独的方式之一是在夜深人静时，留在小刘固农场一楼的办公室写长微博，试图告诉他微博上的4万粉丝，他“每日生气，但努力工作”。

“可以忍耐”

人生的际遇总是来来回回，这种孤独，川崎在日本时就感受过。

1946年，川崎广人出生在日本九州鹿儿岛，彼时二战结束次年，日本百废待兴。川崎10岁上小学，50人的班级里，两个同学因饥饿早逝。川崎在小学没吃过鸡蛋、牛奶，到中学还没吃过牛肉，只能吃一些廉价的猪内脏充饥。

问他，你不饿吗？他说，我可以忍耐。

母亲在川崎小学三年级患上结核病入院，父亲要拉扯大家中六个孩子。

父亲是川崎最早接触的堆肥农民，父亲很严格，常常不苟言笑。烈日下，父亲教他除杂草时连根拔起，“夏天热天下一边受到父亲申斥一边努力除草到头晕目眩”，唯一的办法是忍耐。

高中毕业后，川崎到大阪工作了一年又去了东京，边打工边念书，28岁的他在东京念亚洲农业经济专业，在印尼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进入东京一农业研究所工作。

久而久之，他发现研究所的老学究们常批评中国农业如何糟糕，却无人提出实质性建议。尽管研究成绩出色，却因党派身份，川崎在研究所屡遭打压。故纸堆里做文章的生活让他郁闷至极，38岁的他决定回祖籍本州岛岩手县做些农业实践。

岩手县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以下简称“生协”）会长加藤善政回忆，川崎在生协工作时，人际交往存在一些障碍，川崎起初在企划部工作，后来被安排到鲜鱼店从事加工流程，一做就是20年。

“目标是帮助中国农业”

川崎广人第一次踏足中国是临近退休前。

“2006年中国青岛农业大学校长等参观岩手消费合作社联合会，他们邀请我来中国参观农村和合作社可能性。2009年到2010年在大学一边努力建立大学消费合作社，一边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川崎在 “第29号论坛报”中提及自己的经历。在网上发布的《论坛报》总共有30期，是川崎用中文写就的堆肥技术普及读物。

尽管后来川崎未能成功在大学建立消费合作社，但他在实践中意识到中国农民频用化肥，使用的堆肥发酵也不完全。

在川崎看来，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地就像运动员用兴奋剂，短期效果立竿见影，长期则使土壤板结，贻害无穷。而他所谓的堆肥是一条相反的路径，简单来说，是10天内的家畜新鲜粪便，保持50%-70%的水分，通过氧气作用发酵而成。高温情况下，两个月可制成，长期使用可以解决土壤板结的顽疾。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李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接触和引进日本的堆肥技术，同时带着百号人的团队在河北曲周从事农业实践十多年，2013年在学校主办的全国堆肥大会上他与川崎有过交流。“目前，日本的有机肥料占比是76%（包括堆肥、物理肥料等），化肥只有24%。我们国家有机肥是20%，剩下来80%都在用化肥。”李季在电话中与澎湃新闻谈及国内堆肥行业的现状时说。

当川崎广人决定去中国，妻子拉住他说，孩子读书的贷款还未还清。他于是答应留在日本还完贷款再出发，而这段时间里，他还努力自学汉语，在网上学习日本的堆肥技术。

2013年夏天，偶然去北京的川崎广人认识了陈向阳。陈向阳做过英语老师，后来成了营销专家，他曾把污水马桶背到北京推销给潘石屹，老潘愣是拿出2000多万在家乡甘肃天水的50所学校修了循环旱厕，还用孩子们的尿液浇灌苹果。

陈向阳带着川崎广人去了潘石屹的办公室，那年之后，川崎去天水帮助栽种苹果。因为川崎来中国办的还是旅游签证，他要一个月延长一次签证。

但两人合作以失败告终。“他是个好人，但我下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他。”评价川崎时，陈向阳甩过重话。

两年后，向澎湃新闻回忆当年与川崎的合作，陈向阳在电话中语气也多有激动，“为了川崎能在中国工作，花了我不少银子，认识他就开始亏钱。”按照陈的说法，川崎跟他之间曾有君子协定，川崎给他写苹果栽培手册，介绍日本的栽培技术，他则给川崎每月两千的报酬，但最终川崎并没有兑现承诺。

但陈向阳所谓的不惜代价，到川崎这边具体地解释为“每月500元人民币工资，跟农民住在一起，厕所不干净”，更为关键的是，川崎的堆肥技术在陈向阳的农场没有获得施展拳脚的空间。“陈向阳的苹果栽培面积很小，几十亩，我的技术对此无益，所以我的工作很少。”

川崎向澎湃新闻提到了40页的苹果栽培手册说，“我不要工资，我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农业。”

可他那些改良中国土壤的宏图大志显然不符合陈向阳的商人思维。

“一吨小麦才卖几百块，使用堆肥又没有政府补贴，要靠高价出售才能生存下去。”陈向阳说，“川崎是个有献身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但中国目前的环境不适合他这种过分理想主义的人。”

2014年2月21日，在签证续延受阻后，川崎描述“之后两天有奇迹发生”，陆续有四封邮件给他介绍工作，其中一份是在深圳认识的日本朋友介绍河南洛阳的一家农场，最终他选择了出走。

“没有工作最不开心”

小刘固村地处黄河古道，多年黄河水冲击的河底形成了黄河滩区，往南约10公里可以面见暗流汹涌的黄河，西南方向45公里则是郑州。这个国家省级贫困村占地1680亩，有706人，其中34户合计146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不到2800元。30%的人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女人和孩子，面对着一铲子挖不下去的泥土。

2014年元月，当川崎以访客身份第一次来河南原阳县的小刘固村，就管上这里的“闲事”了。

住在小刘固村的一个月时间里，除了蜷在小刘固农场（彼时称为“兴达旺公司”）二楼的宿舍里瑟瑟发抖，川崎还天天跑去看看牛粪堆，望望猪圈，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到稍显荒芜的庄稼地里遛弯，一周去县城洗一次澡。晚上照例给农场主李卫写电邮，问候或吐槽，结语总是中肯的建议，多半关于在小刘固村建立循环农业——即把家畜粪便转化堆肥，施堆肥产出好农产品，家畜再食用农产品饲料。

那年春节他望眼欲穿，也没有收到李卫的回信。这跟来中国之后收到的数十次打击一样，川崎已经习惯了这种石沉大海。

两个月过去，李卫偶然打开几乎弃用的工作邮箱，发现几十封未读邮件，全部来自那个一面之缘的老头。她逐封阅读邮件，除了那些关于空气、水、肥料、作物的言语，川崎在邮件中劝诫尚住在郑州的她搬到农场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日本农场主比谁都起得早，对农民都寒暄，认识作物现状。”

李卫之前是《河南日报》的记者，父亲李敬斋过世后接掌了农场。她事后才知道，收不到回信的川崎到处问村民“有没有见到李卫”。她能想象，一个老人穿梭在田间地头的孤独身影，甚至是生着气的。枯坐至深夜，李卫完全没有睡意。当晚，她决定搬回小刘固村，按照川崎的主意试着改造农场，以及给还在洛阳工作的川崎回个信。

2014年3月下旬，李卫和洛阳的农场主商量好，把川崎引入小刘固。

“川崎刚来时是个晚上，挺落魄的，几乎像个要饭的。”小刘固农场的门卫老贺回忆说，他一早起来打扫农场前的空地，扫把搅动着几只扑闪的苍蝇和发酵中的堆肥气息。

老贺跟川崎一样岁数，几十年看着这个农场的兴衰，用他的话说，“总得有个人留到最后，有始有终。”川崎比老贺看着年轻，于是他会用年龄嘲弄下老贺。即便农场来了新客人，川崎也会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毫不见外地跟来人说，“老贺是我父亲（的年龄）”。

他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当年在日本的生活一度让他绝望， “决死于中华大地”是去年五月他跟自己立下的约定。川崎用中文写下约定，把李卫看哭了，他却冷峻而坚定。

开心时，川崎会开罐啤酒，虽然会抱怨几句这里的啤酒不够好喝，还是满脸笑容地喝下涌出的泡沫。他还会唱两句日本歌，随身带的小本上工整地抄写着歌词。

李卫曾对川崎说，“没有钱你也没有不开心。”川崎说，“没有不开心，没有工作最不开心，不怕没有钱，没钱吃饭饿了也不怕，我可以去小刘固村吃饭。”

他在生活上安于清贫，惯于节俭。岩手县生协联合会会长加藤善政把前同事川崎广人比作乌拉圭的“最穷总统”穆希卡，“当选总统后，穆希卡不住总统府邸，坚持居住在首都蒙得维的亚郊外一座农场，睡在一间摇摇欲坠的板房里，农场外只有一条仅够一辆汽车行驶的土路。”

但在改善农场的事上，他又显得大方：在小刘固花完从日本带来的最后3000元盖大棚买设备，没有薪水可拿却在拉到50万元的投资后直接投入堆肥厂的建设。

农场的公共议事：力不从心

拥有600亩地的小刘固农场初期管理混乱。“那时号称是台湾农业博士和山东蔬菜专家的人负责管理农场，基础的连作障碍都不懂，全部种上青椒。”川崎说。

厕所是川崎绕不过去的话题，农村的厕所常常让他气愤。“看到那些蛆，我睁不开眼。所以我少吃，尽量少上、不上厕所。”作为外来者，他想改变这一切，他亲自打扫厕所，画循环厕所的图纸。

止步于文明之外的，可能还有民风民俗。

去年9月，外村的妇女屡遭家暴后逃到小刘固农场，女人的丈夫晚上10点找到农场，两个人摔拉打骂到凌晨两点。农场办公室的电脑、电话、打印机、玻璃也被破坏。男人甚至对试图制止打砸的川崎动粗。警方却拒绝因为家暴逮捕男人，理由是离婚批准后暴力犯罪才受法律保护。

川崎不解，在日本丈夫一打妻子，两人马上就能离婚，也有庇护遭受家暴者的场所，但在中国，两人打离婚官司需要钱，批准离婚最快也要半年。后来男人多次半夜进入农场，有一次大家让女人跳墙逃跑，她的衣服皮肤都被墙壁划破。他一边提心吊胆，一边在微博上叩问：“中国农村女人被法律保护吗”，“中国有没有保护我们安全的法律”，“我已经快七十岁的老人，深夜狗叫时都被惊醒，这些存在是不是合理”？

最后男人喝醉酒白天闯入农场闹事，被七个警察带走。

川崎后来在办公室的窗门上贴上手写字报，“作为职员，白天不喝白酒，因为白天喝酒是一个坏习惯，喝醉不仅让家庭瓦解，而且让公司合作社损失更大。我们和村民一起约定，禁止白天喝酒。”他慢慢把白天喝酒、下午消极怠工的人赶出办公室。

今年3月，窗上糊着的纸和字已有些褪色，村委书记李小义中午喝了酒回农场上班，川崎直接将此事发微博，李小义再三求饶，才把微博中的真实姓名隐去。

很快，办公室的墙面上又多了李小义的检讨书，“对不起川崎老师，以后不再喝酒，今天正式上班，我在你的视线里就不会喝酒。”

事后记者问李小义，是不是主动写的检讨，他说，上头对干部上班喝酒查得紧，当时迫于舆论压力才写的。

农村生活的种种让他感到孤独。今年5月的一个周末午后，信仰基督教的川崎步行至离农场一公里的教堂，200多个人参加礼拜，大多是中年妇女，男人约占六分之一。这是川崎来小刘固村的第三个年头，他只来过这个教堂四次，“牧师说话用方言，我一切都听不懂，所以我不想去教堂。”

“不再帮助安排考察”

菜农赵冉峰是今年3月川崎从集市上挖来帮农场种植蔬菜的人，这个会下围棋的小伙逢人便说：“我是一个农民。”就像川崎总是逢人就问：“你是农民吗？”

两人第一次见面，川崎尝了一口小赵种的葱，说氮肥上多了，苦。“我自己种的葱当然心里有数，我马上知道这不是个假和尚。”

后来小赵进入农场工作，他直言川崎极度认真和固执，也珍视约定。“如果答应了川崎上午修剪作物的侧枝，就不能拖延到下午，否则他会生气、绝食。”

去年2月，日本一家种子公司的老板谷川幸吉先生赴小刘固村考察时，就邀请川崎和某农业部门的官员赴日本考察，可是官员们的日程迟迟无法确定，原定3月的行程不断被拖延，12月才成行。川崎不断在电话中跟谷川先生说抱歉，当时坐在一旁的李卫说：“你是这里的总经理，不要说对不起。”可是川崎委屈：“不遵守约定。”

更令川崎失望的是，考察结束后，他给该农业部门寄送了32页的考察报告，参与考察的官员却称，川崎先生安排的考察日程太紧，“没有玩的时间，希望再次安排考察。”

这彻底惹恼了川崎，他提及此事时大呼，“我不再帮助（安排考察）！”

“6月25日我回日本更新工作签证，听说我去日本朋友们就告诉我想一起去日本考察……参加者都是规模农牧业公司及合作社领导人。”他特地强调，“没有玩的时间。”

令他无法理解的还有乌泱泱来农场几天就走的年轻学员，有些学生想利用川崎的名号去日本，有些学生开始信誓旦旦学农业，在农场生活了一周后因无法忍受堆肥的臭味半途而废。这样来来回回十次之后，川崎对前来学习的年轻人本能地不信任。

开始，农场花钱找愿意跟随学习的年轻人，一个月包吃住，给工资1500元，学生来了又走了；后来取消工资，仅包吃包住，学生还是流失；最后有人给川崎出主意，让他办一期两天的培训班，一人一天收100元，留下的还得给农场交食宿费，反倒有人不走了。

“我不懂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能恒久，不能忍耐，我一个70岁的老人语言不通，生活不便，（有时甚至）遭受欺骗，困难比他们多得多，我都能忍耐。”在大棚干活的川崎边说边失望地摇了摇头，此时一个农场新来的学生隔着两行植株跟他请教修剪问题，他又疾步匆匆穿过行道前去指导。

从事IT行业工作的杨荣曾在小刘固农场待过两三周，当被问及为何离开，“脱产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学费也比较贵，一年两万。坦白讲，比较难以判断有没有帮助才走的。”

与川崎在网络上有过来往的一位无锡的农场主陈大立则认为，这种失望实属正常，“在日本堆肥技术很普遍，川崎也是自学和摸索，不能说是专家。”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季也在采访中称：“他年纪很大，还来中国推广堆肥，值得敬佩，但他只是一介农民，不能代表堆肥行业。”

“川崎懂技术，但不懂流通销售。”从北京一家银行辞职来农场工作的大卫想帮助小刘固农场打开销售局面。步入不惑之年的大卫渐渐发现城市的餐桌上没了儿时的味道，做银行销售经理收入不错，但精神压力大。他来小刘固之前，农场没有网店和众筹，更没有可信赖的销售渠道。

“别找容易的路”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川崎常引用圣经中的这段话，告诉来人他选择走窄路。“还没成功培养循环农业领导人，正在寻找中，不但没有工资反而支付学费，当然进窄路。”

去年夏天，川崎回日本续签证期间，“谁都不修剪、谁都不管理，没有成功。”等他回来时大棚里已成“密林”。到冬天，从农场运去北京让人代销的农产品滞销，一月后蔬菜全部腐坏，他说对方不愿支付分文，还诋毁自己在蜂蜜里加了糖；祸不单行，北方罕见的大雪压塌了温室大棚和川崎一整年的心血，整个村庄停电。

川崎清晰记得自己在2016年2月5日写下的微博，因为这些烦恼每晚就在他脑中转悠，周而复始，“春节马上要来，怎么样支付职员工资。这整年我们努力工作，又被欺骗产出亏损，积雪温室大棚坏了颗粒无收。有很多失败。一家规模公司约定春节前支付我们钱，还没支付。一家公司约定春节前投资，还没开始。我已经习惯没钱的生活。这里宿舍三餐没问题。我的烦恼不仅（是）我（的），而且（是）河南农民的。专业农民没有钱。”

“每日工作难，我一个人生气，有人约去别的地方，在先进地方农场容易成功。在这么困难地方有无穷价值……‘为人民服务’是别找容易的路……在河南小刘固村我可以努力工作的，是70年间人生中最幸福的时间。”川崎把自己在小刘固农场工作的意义写下来标在墙上。

他希望明年可以免费给农民送液肥种有机小麦，即便产量不足，可以稍高的价格收购农作物，给农民提高收入。他的期待是“栽培面积从400亩要增加1500亩，销售额增加至少1000万元以上，毛利到达350万元以上。”

作为日本人，为什么要替中国农业这样卖命？老人没有直接回答，他说自己有个25岁的儿子，整日埋头研究宇宙飞船，常念叨人类以后搬去月亮住不难。在幼稚园工作的太太都无法理解他们父子。儿子喜欢说，“为什么学宇宙，因为在宇宙。”

或许在他俩看来，连星球都没有界限，国界更不值一提。